“在大学校园里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贵校）学生行为准则或有关欺凌或骚扰的规定？”
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三所精英大学的校长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三位女校长轮流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她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这将取决于具体情况和行为。她们都不愿意直接说有学生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会违反学校的行为准则。
大多数国会听证会都是走过场而已，但这次事件却引起了迅速而愤怒的反弹。学校校友、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纷纷要求这些大学校长立即辞职或被开除。哈佛毕业生、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问道：“为什么反犹主义会在校园和世界各地流行开来？正是因为有像盖伊、马吉尔和科恩布卢斯校长这样的领袖，他们居然认为是否要禁止种族灭绝言论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某个言论，往往确实取决于该言论的发表背景。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学生在校园中的发言，也适用于大学校长在国会作证时的发言。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一句话，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程序主义“通过参考有效的程序来证明规则、决定或制度的正当性，而不是根据正义或善良的实质性论述来证明它们在道德上的正确性。”正如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说：“他们的整个证词都是由他们的律师、他们对自己的大学可能被起诉的恐惧以及他们安抚内部利益集团的需要所支配的。”凯瑟琳·博伊尔（Katherine Boyle）则评论说：“这是一种人力资源（HR）部门的思维模式，按着这种思维模式，大学将很快堕落。”
“HR 思维”是描述一种程序主义的恰当用语，即一个组织——企业、大学甚至宗派——过分受其人力资源政策和程序的支配，以至于这些政策的有限性超过了其他考虑因素。虽然人力资源部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过分强调 HR 思维的流程会导致一个组织忘记起初想要服事人的宗旨。
这就是这些大学校长们的问题所在，他们似乎误解了自己被传唤作证的原因。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为学校的“有效流程”辩护。他们以为自己是来到人力资源代理机构（众议院教育与劳动仲裁委员会）面前，并在做出了一个人力资源部门式的回应：在遵守书面政策的基础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回答很可能在法律和技术上是正确的。当然，他们忽略的是人——感到受到威胁的犹太学生和号召进行种族灭绝的学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M. Elizabeth Magill）在她的澄清视频中谈到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并说：“在我看来，（号召进行种族灭绝）是一种恐吓和骚扰。”然而，她非但没有斥责发表支持种族灭绝言论的学生，反而又转回了人力资源模式。她说，由于整个大学校园乃至全世界都出现了反犹主义仇恨言论的迹象，大学必须“认真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政策。”
虽然政策改变可能是必要的，但她的回应却没有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为什么校园里会有这么多反犹主义者？他们是在刚入学时就怀有仇恨，还是在大学里受到了激进主义的影响？学生们在贵校待了几年，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在校园里呼吁种族灭绝？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措手不及。他们担当管理者的责任之一就是确保学校各个方面都遵守规则——包括学校的成文政策和学生的不成文期望。然而，他们也许是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大众期待：成为道德领袖。
什么是道德领导力？就是领导者用自己的品格吸引他人，并根据共同的道德原则带领他人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企业、政府还是学术界，这种道德领导力并不是大多数组织对其领袖的要求。事实上，除了牧师或教练等少数例外情况，这种领导力很少成为领导角色的预期形式。如今，如果一个组织最期望的是他们的领导者与他们所带领的人遵守同样的基本道德标准。认为领导者应在道德问题上起带头作用，或通过自己的行为树立道德榜样，这一想法已被认为是过时和陈腐的。
从大学校长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学生们的道德领袖。毕竟，即便他们选择了道德领导的道路，为什么他们的学生会想要跟随呢？在精英大学里，除了保持自己的精英身份之外，每个人还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呢？你如何领导一个不仅没有共同的道德观，甚至不承认客观道德标准的群体？
路易斯早在 80 年前就曾经警告过我们这个问题。在他的文章《无胸之人》（"Men Without Chests"，这是他的著作《人之废》第一章的奇怪标题）中解释说，“胸膛”是“大脑和内脏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络官”之一。甚至可以说，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这中间的元素：因为他的智识是属灵性的，而他的食欲是属动物性的。没有“胸”，我们就无法把握客观现实和客观真理。
路易斯所说的“无胸之人”指的是缺乏道德品质、信念和情感的人——这些特质被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的胸膛。在路易斯看来，仅仅头脑并不能决定道德。理智必须与来自心灵和胸膛的适当情感及人类感情相匹配。如果没有这些特质，人们就会失去辨别是非或理解客观价值的能力。他们变成了“无胸之人”——缺乏成为完整的人和道德行为所需的情感之心。
年轻人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获得“胸膛”，他们必须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领导来培养他们应该走的道路。正如路易斯所警告的，没有胸膛的教育结果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路易斯说：“我们造就了没有胸膛的人，却期望他们有美德和进取心。我们嘲笑荣誉，却对我们中间的叛徒感到震惊。”
许多年轻人，无论是进步左派还是民粹右派，尤其是精英大学里的年轻人，都用可称为“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代替了他们的“胸膛”。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提供了这一模板：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阶级”的概念可能过于英国化，而这段话对于美国来说则过于 18 世纪。但是，用“社群”来取代它，你就能找到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流原型。正如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所解释的那样：
关键词是：“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在于这种区分总是（a）二元的，（b）道德上不对称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没有谈判，没有权力平衡，没有合作或和解的可能。此外，“阶级斗争史”是唯一的历史——它不是主要事件，而是唯一的事件。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压迫者只会压迫。这是他们唯一的行动形式。……压迫者不可能有美德。
当然，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确实存在，这也是现代人力资源思维和实践中保护被压迫者免受压迫者压迫的原因。同样，问题并不在于人力资源部门本身，而在于人力资源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几乎在组织领导的每个领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果你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世界观出发，再加上人力资源思维的程序主义，那么你最终就会看到以精英大学校长为代表的现代组织领导者。他们没有道德权威去领导或教育“没有胸膛的孩子”。他们能做的就是制定一项新政策，比如“号召杀死所有犹太人违反了大学的行为准则”，然后等待人力资源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督徒可以提供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成为光和盐（太 5:13-16），方法是致力于两项相关的任务——体现道德领导力和造就“有胸膛”的男女，即帮助他们发展道德行为和成为完全之人所需的情感之心。要完成这两项任务，我们必须成为值得效法的领袖，并像保罗那样告诉他人：“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
保罗挖掘出了人性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我们效仿我们所崇敬重的人。道德哲学家琳达·扎格泽布斯基（Linda Zagzebski）说，我们最崇拜的人往往分为三类：英雄、贤人和圣徒。英雄在身体或社会行为上表现出力量和勇气，贤人表现出伟大的智慧和洞察力，圣徒则表现出对上帝和他人自我牺牲的爱。
同时体现这三种类型的人当然就是耶稣。如果我们要像耶稣一样，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成为这三种人——英雄、贤人和圣徒。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在其中一个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才能或倾向。我们需要确定自己需要哪些美德来发展这一角色——无论是英雄、贤人还是圣徒——然后努力在这一领域成为值得他人效法的人。
让人们效法我们是让他们效法我们救主和君王的第一步，但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一个没有基督的文化需要一个充满爱的替代模式，来取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只会导致一种结局。正如雅各布斯指出的，反犹主义就是这样起作用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犹太人不可能有美德，这样，种族灭绝思想已经融入了这个体系。”
人力资源的思维模式一旦被压迫者-被压迫者的矩阵所束缚，就无法谴责这种种族灭绝言论。它只能遵循程序。正如纳粹领导人阿道夫·艾希曼在纽伦堡审判中写道：“（我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下达任何命令，我只是‘奉命行事’。”艾希曼所具有的正是一种人力资源思维模式。他太专注于遵循程序和政策，而没有对他正在实施的种族灭绝提出抗议。
这就是为什么分别为圣对今天的基督徒至关重要。作为爱邻舍的榜样，我们为反人类的压迫者-被压迫者矩阵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希望。通过成为值得效仿的道德领袖，我们为人力资源思维提供了最有效的替代方案。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the HR Mindset Can't Condemn Genoc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