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在俄罗斯生活了两年并在乌克兰做了很长时间研究工作的人，我为这两个国家感到心碎，但心碎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某些极左或极右的政治批评家似乎并不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我对这两个国家基督教教育（K-12和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我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
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带来的是普遍的政治腐败、政府功能失调，和官员对权力的追求。这导致他们事实上破坏了重建公民社会、改善宗教自由或使得宗教教育蓬勃发展的努力。不幸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正教（东正教）使事情变得更糟。很多前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对东正教会的控制，利用这一权力支持一种俄罗斯版的基督教国族主义，教会成了国家的工具。
在乌克兰，我在教育工作者和基督徒中发现了盼望和勇气，他们试图以一些政治领导人能够支持的方式，基于宗教自由的前提建立公民社会。我研究了一所基督教大学，连乌克兰的一位前总理都称赞它没有腐败，而且很有勇气。了解这种差异就能理解为什么目前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冲突。
在俄罗斯，如果想要不诉诸贿赂或其他形式的道德污点的情况下做成任何事情都需要巨大努力、长久的时间和极大勇气。2001年，我在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RUDN）的社会哲学系教授社会哲学，有一位经济部长的弟弟也在那里教书。他告诉我，他不断接到别人给他打电话，要给他送人情、送礼物（并假设他可以通过他的哥哥获得某种特权）。这是俄罗斯人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普遍道德预期。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俄美基督教大学（RACU）教授基督教伦理学时不得不增加一节关于贿赂的课。
RACU是这个政治和道德腐败的文化中的一盏明灯。我在最近出版的《道德教育的瓦解》（The Dismantling of Moral Education）一书中提到，那所学校的社会哲学系主任告诉我，“我们俄罗斯人现在正在寻找道德的答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答案。”我在俄罗斯生活时，由于犯罪猖獗，俄罗斯普遍被外国人看作是狂野的东方。我有一张照片可以证实这一点，上面的我有一个黑眼圈和一次抢劫中被剃刀划伤脖子的疤痕。我记得1994年在圣彼得堡与一位经营基督教出版社的先生共进午餐，他给了我一种对俄罗斯未来道德的盼望。几年后，我读到他在家门口的街上被谋杀了。
RACU试图从下至上地改变俄罗斯。然而，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厌恶这种来自西方的积极道德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禁止了福音宣教，并且迫害新教基督徒和要求内部道德改革的东正教徒。事实上，俄罗斯的政治家们使得俄罗斯的基督徒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建立什么机构来推动福音事工。
人们只需读一读约翰·伯恩鲍姆（John Bernbaum）如何努力维持RACU的勇敢故事，就能理解在政治和道德堕落的社会中开始并试图维持这样一个机构所需要的工作、真诚和勇气的程度有多大。最后，俄罗斯的政客们仍然拒绝让它活下去，因为RACU是这样一盏明灯，他们在2011年关闭了这所学校。
后来，他们对顿涅茨克神学院（Donetsk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顿涅茨克是一个美丽的小镇，神学院有一栋漂亮的建筑，并且正在兴旺发展。俄罗斯雇佣军在2017年占领了乌东地区，并征用了该建筑设立了瓦格纳指挥部，一个原本差派宣教士的地方成了普京发挥其狂热和野心的地区中心。
在俄罗斯上个世纪的历史中，杀戮人民、关闭基督徒机构是一种常态。我鼓励大家阅读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一书。在这个地球上，有足足一亿人口直接死于共产党人领导人之手。普京只是在延续这一可怕的杀戮历史，俄罗斯政治领袖擅长于制造道德沦丧、死亡，并促进一种使道德消亡的文化。
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的福音机构一直在蓬勃发展，这里是一片提倡宗教自由的土地——福音联盟曾经对此有过报道。除了顿涅茨克神学院之外，乌克兰还有许多新教教会、神学院，甚至还有乌克兰的第一所基督教大学——乌克兰天主教大学（Ukrainian Catholic University，UCU）。 虽然一位机构领袖在我的案例调研里告诉我，“把‘天主教’这个名字放在大学校名里，就好像给自己设定了边界。”（乌克兰在传统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译注）然而，当我在2007年访问位于乌克兰利沃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时，那成了我对大学校园进行的最鼓舞人心的访问之一——整所大学和它的毕业生都在参与公民社会的重建。
要了解乌克兰天主教大学，必须记住天主教会在苏联时期是遭到全面禁止和取缔的。然而，对2007年的大学生而言，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那段历史。当时的校长告诉我，一些学生并不真正知道列宁或斯大林是谁。因此，为了帮助学生记住，他们要求所有的学生参加一个口述历史项目，采访在苏联时期曾是地下天主教会成员的老年人，而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学生接受门训的一部分。这一项目的成果是，该校教会历史研究所已经收藏了超过2000个访谈和超过8万页的记录，这些访谈来自参与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领袖（包括男性和女性）。
也许其最深刻的影响是他们在诚信上的努力和见证，在贿赂成风的乌克兰社会成了一个反文化的榜样。他们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没有贿赂、没有腐败的学术生活。乌克兰另一所私立大学的校长在那个时候说：“即便是一所有好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大学，想要不贿赂就搬到乌克兰来，那也是痴心妄想——它无法获得教育部认证。”
然而，乌克兰天主教大学成功地获得了认证，没有行贿。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时任乌克兰总理的注意，他宣布它是该国仅有的两个没有腐败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据报道，这一努力也使其对严谨的科研工作人员极具吸引力。当时的国际学术关系部主任奥莱那（Olena Dzhedzhora）分享了当大学开始时，他们很难找到基督教人文科学教授。因此，他们聘请了一些非基督徒教授。有趣的是，当这些教授开始受到有尊严的对待、不必行贿就能分配到干净的教室并得到体面的报酬时，他们在信主的道路上反而有所进展了，因为“这些价值观很快就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获得了接受。
此外，校长指出，为了高举人的尊严，他要求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干净的厕所。UCU对设施和场地是一丝不苟的，甚至把大学标志印在了操场的中心。当市长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学时，他居然问大学的操场管理员是否可以为这座城市也做同样的事情。
此外，大学还举行敬拜，并成为更多人面前的见证。UCU帮助给以马忤斯中心提供机构支持，以马忤斯中心是“庇护所”（L'Arche）的乌克兰分部，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学校的学生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服务（在我拜访之前，卢云刚结束在该大学的授课）。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他们都会为智障人士举行敬拜，有30到40名智障人士以及同样数量的父母或支持者参加。
这些很有创意，同时又具有某种救赎性影响力的举措超越了校园，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2001年，乌克兰人成功地否决了一次受到操控的、旨在支持亲俄领导人的选举，那次行动被称为“橙色革命”。在那次事件中，UCU的学生积极抗议腐败。这导致乌克兰秘密警察拜访了当时的校长鲍里斯·古德齐亚克（Borys Gudziak）。《经济学人》报道说，“不久之后，电视新闻报道说‘身为美国公民的一位校长受到威胁说要把他驱逐出境。’这只可能是指古德齐亚克神父。”当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时，该校停了三个星期的课，因为学生们前往基辅抗议选举作弊。
这所大学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了民间社会。一位教员在谈到共产主义时期的教会时说：“东正教会成了圣餐工厂，连慈善都不用参与。因为，你知道，在共产主义时期没有社会问题。如果有社会问题，那就由政府来解决，大家感谢政府就可以了。”但当我访问天主教大学时，毕业生们已经在开展军牧、校牧、监狱牧养、孤儿院和反堕胎等各样事工。
尽管乌克兰仍然带着道德腐败的共产党人带领国家时留下的所有伤痕，但公民社会正在重新开始。与之相反，俄罗斯正在消灭所有公民社会的迹象和抵制边境以外的任何盼望。让我们为乌克兰和它重建基督教公民社会的脆弱努力而祷告吧！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博客：Russian Degradation and Ukrainian Hope: The Example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