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今天早上(比我预期的情绪还要激动)，在我身为一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长大的少年生活中，其中一件害怕的事情就是葛培理会死。我知道对于相信神即使没有葛培理，的确能够让这个世界运作，而惧怕就是有着很多不成熟的缺乏。但这确实给你看到他好像扮演着太阳的角色，在50年代晚期维持着我的宗教世界之众行星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如今我72岁身在明尼阿波利斯(记得湖人队终场123分吗？！译按：1960年2月13日湖人队终场以123分险胜活塞的117分，当时作者14岁。)，不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少年，而葛培理今天在99岁去世了。今天早上我在唱他的歌：《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和《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经过深刻联想一生，它们唤起了情感的洪流，这是种甜蜜的哀伤。主啊！感谢你！你响应了我少年时的祷告，并且你保守他长寿的一生，不仅是他的生命，更是他的信心与他的见证。
葛培理在1918年11月7号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在1934那年，在布道家翰牧（Mordecai Ham）传讲福音之下，葛培理归信基督。他在田纳西州克利夫兰的鲍勃琼斯大学学习了一年，并在坦帕（Tampa）的佛罗里达圣经学院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1938年3月，他第一次受到了神的感动，呼召他传道。
在1938年的一个晚上，葛培理散步回来，走到了学校前门的18号绿地。“树上长满了西班牙青苔，在月光之下彷佛是仙境一般。”他坐在草地的边缘，抬头望着月亮和星星，感受到来自南方温暖的微风。张力忽临：“我记得我跪下来说：‘神啊！若是你要我传道，我就去！’当我大大降服于神的呼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John Pollock, Billy Graham, 17)
在1937年的暑假期间，他向艾米莉（Emily Cavanaugh）求婚要她嫁给他，在1938年的5月，她拒绝了。
葛培理1939年在墨西哥湾的一间小教会被按立，第一次他献上自己“祭坛上的呼召”，现场有100人，32位年轻男女来到台前（Pollock, 22）。
在1940年冬，他进到了惠顿学院，他在威利斯顿大厅（圣诞节我跟我的妻子在惠顿约会的同一个宿舍）遇见了露丝（Ruth Bell）。
露丝告诉葛培理，她无法完全确定，她深怕她想成为他妻子的愿望会拒绝了清楚的宣教呼召，除非他心系西藏。“他去为宣教区域祷告，却没有任何的引导。最后，他说：‘那么，你认为神带领着我们在一起吗？’——而我不得不承认神的确如此带领。”葛培理指出丈夫是妻子的头：‘主引导我，而你就跟着。’露丝凭着信心同意了。（Pollock, 26）
他们在1943年8月13日结了婚。
在1949年8月，他对圣经的信仰受到了考验，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山的学生会议上达到了高潮，查尔斯·坦伯顿（Charles Templeton）问到关于圣经真实性的问题时，葛培理无法回答。
葛培理跑到山林间，并且在山上徘徊着，边走边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他遇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危机。
他看到单凭理智无法解决权威的问题，你必须越过理性，他想到了日常生活都会用到的信心：他无法得知货车、飞机、汽车是怎样运作的，但他驾驶着它们......难道对圣经的信心是在心中的事物里面唯一会错的吗？
“所以我走回去，并且拿起我的圣经，走在外面的月光下，我到树桩前，把圣经放在上面，我就跪下说：‘神啊，我无法证明某些内容，我无法回答查尔斯和其他人提出的问题，但我凭信心接受这本书是神的话。’”(Pollock, 53)
隔月葛培理的全球布道团‘葛培理布道大会’（The Billy Graham Crusade）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年之后，1950年5月1日的新闻周刊称他为“美国现今最伟大的布道家”。
当初神主动地呼召他从事传福音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失去这个信念，他将一切都归给神的主动。
“当我回想过去心中总是想着，我相信我会选择从事传福音这个特别的工作，就像一个人曾经选择进到东哈莱姆并且在那里工作一样，或是像卜威廉将军到贫民窟一样。我相信神在祂主权之中——我对此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是绝对的主权，拣选我做此工作，用祂自己的方法来预备我。”（Christopher Catherwood, Five Evangelical Leaders, 234)
对于他所使用的一切技巧，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中深深地依靠圣灵。
他于1964年在哈佛神学院告诉他的学生......“我曾经认为在传福音时我必须靠自己，但我现在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来看传福音，我完全轻松应对。首先，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来到基督面前，除非圣灵已经预备了他的心。第二，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来到基督面前，除非神驱使他。我的工作就是宣告这个信息，那时是圣灵的工作在运行。”（Catherwood, 230）
当取消种族隔离还不是政治上正确的事情时，他就已经是种族合一和互相尊重的倡导者了。
1972年，葛培理接受了在德尔班（Durban）和约翰尼斯堡（Johannesburg）提出的演讲邀请，听众都是种族融合的。南美政府不喜欢，只能勉强同意...... 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回忆，马丁·路德·金告诉葛培理说：“你们的布道团在帮助种族关系上比任何其他我所知道的机构都还要多。”（Catherwood, 209）
他有一句名言是说：他传讲的东西太多，但研读的东西太少。
我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我圣经研读得不够，我希望我是研读得多些，讲得少些。当我应该学习和预备的时候，人们逼着我对不同的团体演讲。唐纳德·巴霍斯（Donald Barnhouse）说他如果知道主会在三年以内再来，他会花两年研读圣经，一年讲道。我正在努力弥补。（基督教今日报，1977年9月23日）
在波洛克的1966年对葛培理学习习惯之描述中的观点是特别讽刺的：
葛培理研读圣经超过其他一切，是他信仰和行动的最高权威，每天读五首诗篇（一个月结束诗篇），还有一章箴言，这卷书“向我们显示如何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同辈中人打交道。”他每周读一本福音书，使用不同的注释书和现代译本，并且不断地回到使徒行传。他在整本圣经里批注，“有时候神的话使我遭受冲击，以至于我必须放下圣经并散步一会儿，才能再次呼吸。”（Pollock, 248）
所有圣经的研读都充满了祷告，“我每天有很多决定要下，而且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必须时常在祷告。”(Pollock, 248)
当然，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是对的，“祷告和圣经研读，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是葛培理的品格和他信息的头号根源。（248）
衡量一个人影响力的广度有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便是在他活着时在他的影响下所创立的机构，另一个就是他的观念在整体文化中的形塑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他做事情的方法对美国宗教生活方法论和风格上的影响。
另外就是作为神手中的器皿，成就难以估量的永恒改变：带领数十万人出黑暗入光明，脱离撒但的权势进入神的家，不再定罪而得到赦免，从罪恶中释放进入圣洁，从地狱而出来到与神同在的喜乐中。更不用说这些人在世界上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数十亿人口产生的美好功效。
虽然说只有神可以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生命余波在各方面的影响力，我自己的判断会是：葛培理最大的影响是在引导世界各地无数的人，走出灭亡而进入永恒的喜乐和爱里面，就是他所造成的永恒改变。这就是他的首要任务！“因为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译：杨忠道；校：讲道翻译团契。原文刊载于渴慕神网站：‘God Did the Work,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