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国家从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中恢复过来后，教会中的许多人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响应的方式从聆听、学习到在Instagram上发布黑色方块表示哀悼，还有捐款、游行等等。
然而，在我们急于参与的过程中，许多基督徒都忽略了我们所掌握的最有力的行动方案：向宇宙之主——上帝——献上祷告。
在重大悲剧发生后，嘲笑基督徒只会无能地“发表思想和做出祷告”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标准模式。而这些斥责的确基于一个痛苦的事实：很多教会在悲剧和不公面前的确是懒惰的。
然而，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不公“觉醒”的基督徒，决不应该像世人那样看待祷告。世人把祷告当作无力的善意和良好的愿望，以为祷告只是推卸责任的借口，但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想。
对基督徒来说，祷告归根结底是一种行动和运动，就像抗议和游行是行动和运动一样。当我们走上街头、分享一篇关于正义的文章，或向一个追求正义的组织捐款时，我们是在向当局请愿，要求他们承认种族主义的严重不公，并做出改变。
圣经中的人物也是这样使用祷告的。让我们想想大卫，当他处在愤怒中时，他发自内心、诚实地向神祈求公义得彰显（诗10:12-18）；再想想耶利米，他哀叹并恳求怜悯（耶14:19-22）；还有但以理，他乞求神“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但9:18）
当我们在不公义的事上祷告时，我们是在向宇宙中最高的权柄、正义的完美仲裁者表达意愿。作为按照公义之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祷告是我们通向公义的基本途径。帕斯卡称之为“神圣的因果律”（the dignity of causality）。借着祷告，神给了我们一条直达万王之王的VIP通道。
我们对祷告的冷漠，以及我们急于以任何其他方式“伸张正义”却单单忽略祷告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祷告本身的不信任，更是没有把神看成是审判者。耶稣在他关于执着寡妇的比喻中指出，不完美的人类法官和统治者对正义的回应只是因为固执的行动令人生厌，但神会比他们更快地给予正义。“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路18:7）
我并不是说祷告应该是教会对不公义唯一可以做出的回应，但祷告不应该是最早的、最基础的回应之一吗？
如果基督的教会只会发推特或者文章，却不祷告，我们可能会成为表演性行动主义（performative activism）的受害者——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社会资本。
有一个惊人的推特账号叫“influencersinthewild”，它捕捉了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如何利用抗议和行动来提升他们的品牌。在这些令人唏嘘的片段中，你会看到这些网红可笑地在抗议者身后摆拍，甚至假装清理城市。
虽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表演性行动主义，但我想知道，社交媒体上的雪崩式压力是否让我们中的许多人动了发帖、行动甚至游行的念头，因为我们想要别人看到我们在关心和哀悼，而不是真正的关心和哀悼。行动的压力会很自然地把我们变成现代法利赛人。对我们来说，我们看不见的善行不如我们表现出来的德行重要。所以我们不屑于默默祷告这样的事情，因为它不能为我们的公共形象带来任何加分。
如果我们的行动是从真正的祷告开始，我们不仅是在向最高的权柄恳求，而且我们也在确保我们的信心和理念并非建立在肤浅的同情心或自以为是的基础上。正如耶稣所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祷告是秘密的行动主义。委身于祷告的服事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出于爱心，还是只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加入正义行列。
如果我们把祷告作为我们回应的基础，它还能培养一种自然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有助于建立我们对实现公义有持久的信念。
没有祷告的行动往往会不了了之。当社交媒体的喧嚣放缓，新闻周期继续前进，企业不再感到压力，不需要在商业广告和电子邮件中表达他们对受压迫者的声援，许多为社会公义而战的行动勇士们连同他们发起的活动也渐渐消失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为公义祷告当作习惯，特别是常常为我们的非裔美国兄弟姊妹献上祷告，能够确保我们的行动不仅是出于情感或令自己感到时髦，而且是出于真正的爱。因为持续为某人祷告，自然会将我们的心与他们的困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约翰·翁武切库在《祷告》这本书中所说：“通过祷告，怜悯替代了冷漠。……通过祷告，我们发现为别人祷告的同时，就不可能对他们心存怨恨或漠不关心。”（117页）
同样，祷告不应该是我们回应不公的唯一方式，但基于这些原因，无疑还有更多的原因，它绝不能被我们忽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热情地发布关于#BlackLivesMatter的消息之前，应当更加热情地向上主祷告，向着我们全能公义的神，为那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宝贵的黑人生命祈求。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Prayer Is Activ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