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圣经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邀请我们更多地认识上帝之道。
圣经是一部由两约组成的书。旧约的三十九卷书，是上帝逐步展开祂向盟约之以色列人的应许。新约的二十七卷书，在基督里旧约所有应许——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全部应验了。新约通过展示基督如何应验了旧约，解释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两约合在一起是一个文学统一体，逐步展开。现代读者必须留意文本、盟约和正典的视角，才能理解这部书。
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基督遇到了祂的两个门徒。在与他们同行时，祂斥责了他们的不信，并教导他们该如何读圣经。祂特别说道：“‘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6-27）
在这两节经文中，路加抓住了耶稣解释旧约的方式。祂没有把旧约当成是仅给以色列的一部书；而是把旧约当成指向祂自己的统一见证来读。回到马可楼（Upper Room）后，耶稣又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 24:44）这一次，耶稣给出了旧约的分类，宣称希伯来圣经的每一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著作）都指向祂。
按照耶稣的指引，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概述两约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将观察整本圣经作为一个文学单位，在救赎历史中如何逐步展开。其次，我们将思考使徒们如何通过耶稣基督的位格理解旧约的多样性。第三，我们将看到使徒们将旧约与基督及其教会联系起来的三种方式。最后，我们将就基督徒应如何阅读旧约圣经提出一些想法。[1]
《提摩太后书》3:16 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同样，《彼得后书》1:21 也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两节经文共同构成了默示教义的基础。圣经不是人的作品，而是神的作品。因此，圣经的统一性来自于那位神圣作者。这个神圣作者论将支持下文所讨论的许多材料之间的联系，它也进一步禁止了任何人站在圣经文本之上对其做出评判。
除神圣作者之外，我们还在圣经中发现了一条经常出现的信息——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经常出现的人。正如耶稣所指出的，圣经都是“为我作见证”（约 5:39）。虽然上帝通过先知多次多方地说话，但这些话的共同目标始终是神的儿子（来 1:1）。因此，新旧约都指向了耶稣基督。
更归纳性的总结是，新约应验了旧约的应许，完成了上帝在律法和先知中所开启的一切（约 1:45）。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同样，保罗写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林后 1:20）保罗还说，神的计划过去是，现在也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
诚然，我们在上帝之道中看到了同一位作者和明确统一的目的。然而，这种统一性最好用圣经叙事的形式串联起来。[2] 这就像一出多幕戏剧，圣经的统一性是一出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的戏剧，形成了一个鲜活的有机统一体。[3] 上帝在旧约中的启示与祂在新约中的启示相一致，但显然后者更加清晰、明确和完整。这种有机的统一对于认识圣经的统一性和理解新旧约之不同是必要的。圣经谈到这些差异时常称之为奥秘和应验（见罗 16:25；林前 2:7；弗 1:9，3:3、4、9，5:32）正如使徒们教导我们的，两约通过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彼此关联。
“经上说什么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4:3 和《加拉太书》4:30 中提出的问题，他试图解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当我们试图将两约联系起来时，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圣经告诉了我们关于它自己的什么？特别是，新约告诉我们关于旧约的什么？
通过对新约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多个答案，但使徒们的见证是，律法和先知的终极目的是基督（路 24:26-27，44-49；约 1:45，5:39）。诚然，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争议。有些人将耶稣的话局限于旧约中直接提到祂的经文（如申 18:15-18；诗 110；赛 5:2）。这样做的结果是，其他经文并没有（直接）提到基督。许多认真对待先知作者意图的人不希望把耶稣强加到并不直接与祂相关的经文中。
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将耶稣的话解释为，旧约的见证——如果正确地理解其所在的圣经上下文——都指向耶稣。后一种方法重视圣经在文学上的统一性，以及关于弥赛亚的每个应许在叙事框架种嵌入的方式。不能脱离正典中的上下文阅读孤立的经文，反之亦然。尽管并非每节经文（单独来看）都在谈论耶稣，但每段经文——在其历史和文学背景下来阅读——都在基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正如吉姆·汉密尔顿（Jim Hamilton）所说，“旧约是一部弥赛亚文献，从弥赛亚的角度写成，为了支撑弥赛亚式的盼望。”[4] 这似乎是解读耶稣在《路加福音》24:27 和《约翰福音》5:39 等处所说之话的最佳方式。
耶稣关于旧约的话在许多其他经文中也得到了印证。例如，耶稣提到了摩西和亚伯拉罕对祂的评价。耶稣说，“摩西……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约 5:46）“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约 8:56）同样，约翰自己也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 12:41）这些经文共同呈现了一个统一的见证：以色列的先知们期待着基督降临的那一天，为祂的子民带来救赎。
约翰·赛尔哈默（John Sailhamer）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旧约“表达了一小部分忠心先知及其追随者内心深处对弥赛亚的盼望。”[5] 换句话说，旧约中的弥赛亚信息并不取决于以色列人能否理解先知们所说的话。人们常常拒绝先知！相反，旧约中弥赛亚的意义是使徒们在圣灵引导下解释基督如何应验了所有先知企盼时回溯性地发现。[6]
这个说法——即先知们所说的是基督——的正确性在彼得的话中得到了印证，彼得说当先知们谈论基督的受难和随后的荣耀时，他们是在服事后来之人（彼前 1:10-12）。同样彼得在《使徒行传》2:31 中说，大卫“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在《使徒行传》第 2 章中，彼得将《诗篇》第 16 篇应用于基督的复活，并认为大卫是先知，他知道上帝“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徒 2:30）从彼得的陈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如何解读旧约。在不否认《诗篇》历史背景的前提下，他将《诗篇》第 16 篇解读为指向基督。
保罗对旧约也有类似的理解。例如，他在谈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时说：“‘算为他义’（创 15:6）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罗 4:23-24）。同样，《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提到以色列人的罪是对新约教会的警告：“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罗马书》15:4 也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提摩太后书》3:15将旧约圣经描述为“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总而言之，耶稣基督是旧约的目标，没有祂，旧约就不完整。
保罗甚至说，“合宜”地解读律法就表示律法是在福音中寻找恩典的一种方式（提前 1:8-11）。更直白地说，在基督以外解读律法就是误读律法（参罗 3:20）。这意味着旧约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性（提后 3:16-17），但只有当它指向基督的启示和祂完成的工作时才具有持久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上帝启示之统一是有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同时，它也是位格性的统一——凝聚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是这样阐述两约之关系的。先知曾对列祖说过神儿子的事，现在神儿子已经来了，祂是更好的道（1:1-2）。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祂应验了上帝的所有应许。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将两约放在一起阅读，旧约为新约提供信息，新约照亮旧约，两约在基督里结合在一起。
新约通过多种方式使用和指向旧约，但在此我们将考虑将两约结合在一起的三个主要方式：(1) 应许与应验，(2) 圣经中的盟约，以及 (3) 预表。[7]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方式循序渐进，从较为简单的（应许——应验）到较为复杂的（预表——实体）。
应许与成就
首先，上帝在旧约中所应许的一切已经、正在并将会在基督和祂的教会中得到成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0 中所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同样，《马太福音》描述了耶稣如何“成就了”旧约的模式和应许。[8] 事实上，福音本身就建立在这个应许——应验的结构之上。例如，在《使徒行传》13:32-33 中，路加记录了保罗的第一次布道，保罗在布道中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在这些话中，应许和应验的模式就是福音（“好消息”）的定义。
保罗在《加拉太书》3:8 中说，上帝“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这里的福音是有明确内容的信息（见林前 15:1-8）。因此，福音并不是新约中出现的新事物。相反，通过对以色列的应许，上帝预先将福音传给了那些透过应许看到应许之子的人。这就是说，福音可以追溯到起初（创 3:15），并承载在推动上帝首个应许（即原初福音）的各种盟约之中。因此，当我们把圣经放在一起时，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其内部的应许和应验的结构，因为在这个合乎圣经的结构中，我们找到了上帝福音的基石（参见罗 1:1-7）。
新旧约
其次，圣经围绕着一系列神圣启示的盟约构成。[9] 彼得·金特里（Peter Gentry）和斯蒂芬·魏伦（Stephen Wellum）观察到圣经中的多个圣约，并认为圣约是圣经的“主干”。[10] 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也将圣约描述为圣经的“建筑结构”，它提供了“一个背景，让我们在其非凡的多样性中认识到圣经的统一性 。”[11]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五到七个圣约。[12] 在两约（“约”在拉丁文中就是“盟约”的意思）中，这些盟约推动圣经故事向前发展，并引领我们进入新约。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近似地说旧约以摩西为中保（见林后 3:14），而基督开启了新约（耶 31:31-34；来 8）。[13] 然而，这里有三个限定必须遵守。
首先，当新约开启时，旧约仍然有效。这意味着，在基督受死和复活以及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之前，福音书记录的事都发生在旧约框架之下。这包括耶稣的整个尘世生活和福音书中的大部分事件。
其次，新约是在旧约中引入的。《耶利米书》31:31-34 提到了“新约”，但新约的盼望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在《申命记》中，摩西提到有一天上帝会给人的心行割礼（申 30:6）。同样，《以赛亚书》53-55 章、《以西结书》36-37 章、《约珥书》2 章和《撒迦利亚书》9-14 章等等，都提到了将在新约中实现的现实。因此，新约开篇描述了新约的开启，但新约的内容在旧约中就有所描述了。
第三，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是预表式的。换句话说，旧约中的所有盟约如果是影子的话那么基督的新约就是这些影子的实体（参西 2:17；来 10:1）。因此，关注圣经中的盟约结构，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的组织方式。
预表与实体
第三，圣经中的预表是上帝很长时间以来揭示自己的主要方式。如果我们把预表论（typology）定义为“研究圣经中对应模式的关系”，那么预表（types）就是在圣约历史中的历史人物、事件和制度，他们不断发展并终结于基督和祂的教会。[14] 耶稣是实体，是应验了旧约中那更为早期之模式的人。[15] 重要的是看到圣经的模式（“预表”）如何推动了上帝在圣经中的逐步启示。因此，以下是关于预表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预表如何促进各约之关系。
首先，预表是跨越两约的圣经思想。在新约中，希腊文 typos 用来指旧约中的模式、类型或范例。其基本思想是，有一些预表作为某种模式，后来有更大的实体将与之相对应并取而代之。Typos 用来说亚当代表了基督的样式（罗 5:14），会幕代表了天国的样式（来 8:5），挪亚经历的洪水代表了基督徒受洗的样式（彼前 3:20-21）。从这些用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作者如何理解历史性预表为后来的实体铺平了道路。[16]
其次，圣经中的预表是神启示的预言性符号，为基督和祂的教会预备道路。毕尔（G. K. Beale）在他的《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实践篇》（Handbook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中指出，许多预表都是“追溯性”的。旧约中的每个预表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为了指向基督和祂的教会。换句话说，最好将预表理解为在救赎历史中护理之工的一个特征。[17] 在以色列中，上帝建立了各种预表，为祂的儿子预备道路。换句话说，预表是前瞻性的，各种预表都是上帝为救恩而设计的，最终都在基督里成就了。
第三，预表遵循圣经盟约的发展。旧约中的预表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还随着圣经启示的盟约历史而起伏发展。[18] 更具体地说，任何预表结构（如君王、祭祀、圣殿）都由多个“预表”组成。反过来说，预表并不是从预表与实体之间的表面联系中产生的。相反，圣经中的模式是一连串不断发展的人物、地点、事件或制度，他们最终都在基督里得到了应验。祂是实体；预表是影子（参西 2:17；来 10:1）。
因此，预表结构从律法到先知，再到耶稣基督，它们随着以色列历史的发展而向呼应并且发展。通过追溯正典中的某一预表，我们会发现圣经如何通过一系列预表结构实现了统一。当然，预表并不能穷尽两约的关联方式，但它是新旧约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方式。[19]
最后，对新旧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介绍是一个邀请，邀请读者来更多地认识上帝的话语。正如腓力告诉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并在拿但业怀疑时邀请他“来看”主（约 1:45-47），对两约的透彻思考也邀请我们更多来看圣经中的基督。事实上，许多解读上的争论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我们该如何把圣经连贯在一起？然而，正如我们从腓力对拿但业的邀请中了解到的，阅读两约的目的并不纯粹是学术性的，而是邀请我们去看道成肉身的耶稣。
尽管对两约之间关系的讨论各有说法，但没有什么比学会根据圣经本身的内容来阅读圣经，从而让上帝的话语引领我们找到耶稣更有益的了。因为认识基督才是圣经的真正意义所在，作为将圣经各卷合成一部著作的铰链，耶稣不仅照亮了圣经中的所有经文，而且还将可能因解读方法有别而彼此分离的人维系在一起。这些解读方法固然重要，但基督更重要。因为祂是旧约和新约完美关联之所在。
[1] 关于两约之间关系的另一篇文章可以侧重于解释体系（如圣约神学、天命论、新约神学、渐进圣约论等）。这不是本文的目的。关于这些圣经解释神学体系的代表性观点，请参阅Michael Horton, God of Promise: Introducing Covena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2006); D. Jeffrey Bingham and Glenn R. Kreider (eds.), Dispensation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 A Developing and Diverse Tradition (Chicago: Moody, 2015); Tom Wells and Fred Zaspel, New Covenant Theology (Frederick, MD: New Covenant Media, 2002); 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Wellum, 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 2nd Ed. (Wheaton, IL: Crossway, 2018)。
[2] 关于圣经的叙事统一性，见Craig G. Bartholomew, Introducing Biblical Hermeneutic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Hearing God in Scripture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5), 51–84.
[3] Geerhardus Vos, Biblical Theology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75), 7. 中译本参考魏司坚 著《圣经神学：旧约和新约》，由中华三一出版。
[4] James M. Hamilton, “The Skull Crushing Seed of the Woman: Inner-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3:15,” SBJT 10.2 (Summer 2006): 30.
[5] John Sailhamer, “The Messiah and the Hebrew Bible,” JETS 44 (2001): 23. Cited by Hamilton, “The Skull Crushing Seed of the Woman,” 44.
[6] 关于回顾性阅读的必要性，见Gregory K. Beale, Handbook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2), 13–27.
[7] 有关将旧约联系起来的其他方法，请参Sidney Greidanus, Preaching Chris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 Contemporary Handbook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203-77, 他列举了从旧约到基督的六种方法。
[8] 《马太福音》1:22，2:15、17、23，3:15，4:14，5:17，8:17，12:17，13:35，21:4，26:54、56，27:9。
[9] 关于圣经的立约性质，见Meredith G. Kline, The Structure of Biblical Authority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1989).
[10] 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God’s Kingdom through God’s Covenant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5), 17.
[11] Gentry 和 Wellum（同上）引用Horton, God of Promise, 13.
[12] 圣经中的盟约总共包括与（1）亚当（2）挪亚（3）亚伯拉罕（4）以色列（5）利未（6）大卫和（7）基督的盟约。关于与亚当所立的盟约，人们有不同的争论，有的称其为创造之约，有的称其为行为之约。利未之约显然符合圣经（玛 2:1-9），但却经常被忽视，令人遗憾。从技术上讲，与挪亚所立的约不是“救赎性的”。它向处于上帝审判之下的世界许诺保护，以便其他盟约能够带来救赎。
[13] 从技术上讲，在圣经中唯一一处使用“旧约”的地方（林后 3:14），保罗说的是西奈之约（参见来 8:7、13）。在另一处，保罗提到了多个盟约，即“应许之约”（弗 2:12）。
[14] G. K. Beale, Handbook, 14 页中给出了“预表”（typology）的详细定义：“在上帝特殊启示的历史框架内，研究关于人、事件、机构和其他事物的启示真理之间的类比对应关系，从回溯的角度来看，这些类比对应关系具有预言性质，其意义不断升级。”
[15] 关于约和以基督为中心在预表中的地位，见我的 “What Designates a Valid Type? A Christotelic, Covenantal Proposal.” STR 5.1 (Summer 2014): 3–26.
[16] 关于typos一词的归纳研究，见Richard M. Davidson, Typology in Scripture: A Study of Hermeneutical TYPOS Structures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 这一说法并非没有争议，但请参阅Brent E. Parker, “The Israel-Christ-Church Relationship,” in Progressive Covenantalism: Charting a Course between Dispensational and Covenantal Theologies, ed. Stephen J. Wellum and Brent Parker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6), 47–52.
[18] David Schrock, “From Beelines to Plotlines: Typology That Follows the Covenantal Topography of Scripture,” SBJT 21.1 (Spring 2017): 35–56.
[19] 参Graeme Goldsworthy, Gospel-Centered Hermeneutic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6), 251.
编注：
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他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Rel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