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凯勒文化护教中心
为什么花钱买惊吓?
2026-10-09
—— Daniel Strange

今年 1 月初,普通游客来伦敦通常会做些什么?参观白金汉宫?逛大英博物馆?去帕丁顿熊体验馆玩一趟?她大概不会料到,一辆伦敦巴士从身旁驶过时,车身上竟赫然出现一个高约 4.6 米、浑身是血、神情癫狂的拉尔夫·费因斯(Ralph Fiennes),四周还立着一根根用人头骨堆成的柱子。

这是末日恐怖片系列《惊变 28 天》(28 Days Later)第四部的宣传广告。那幅骇人的画面旁边,印着一句宣传语:“恐惧是新的信仰。”

这部《惊变 28 年 2:骸骨圣殿》(28 Years Later: The Bone Temple)探讨了人性之恶。影片中的英国依然遭“感染者”蹂躏——注意,不是丧尸,免得影迷们把我生吞活剥了!故事围绕 12 岁的斯派克(Spike)展开:他被卷入一个崇拜撒但、以虐人为乐的邪教,头目自称吉米·克里斯特尔爵爷(Sir Lord Jimmy Crystal)。其间,斯派克遇见了费因斯饰演的伊恩·凯尔森医生(Dr. Ian Kelson)。这位医生颇有“人情味”,信奉人文主义,在一座巨大的藏骨堂里研究治愈感染的方法。

从某个层面说,那句宣传语不难理解,也不难引起共鸣。这类电影中,凡是有人称之为“好”的作品,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真正值得审视的怪物,并不是感染者或丧尸,而是那些活下来的人。

《惊变 28 天》描绘了一个混乱而毫无意义的世界。在那里,恐惧不再是人们设法逃避的东西,反倒成了把破碎的人群聚拢起来的力量。弱者寻找的领袖,既要让怪物胆寒,也要保护、拯救自己,免受其他威胁,无论威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对于那些有权势、有号召力的人来说,恐惧可以成为控制他人的武器,取代宗教信仰,催生狂热的崇拜和极端暴力。

不过,比电影那种以恐惧控制人的套路更耐人寻味的,是它揭示了我们这些观众的心态。我们甘愿让自己受惊,甚至花钱请人把恐惧安排得恰到好处,好从中获得乐趣。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用“恐惧管理”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晚期现代文化:骇人之事层出不穷,让人心神不宁、烦乱迷茫。按理说,我们应该想找点别的事,好暂时忘掉这些恐惧。

那么,我们为什么反而更容易被《骸骨圣殿》这样的电影吸引?按常理说,我们该想逃离这一切恐怖,怎么还会掏出真金白银,以此为乐?然而,恐怖片如今正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罪人》(Sinners)、《凶器》(Weapons)等影片在颁奖季获得认可,这在过去并不多见。

恐怖片带给人的不只是娱乐。我们对恐怖的迷恋,也回响着人堕落之后那份被扭曲的敬畏。我们渴望惊惧,是因为我们受造本是为了敬畏;而恐怖片提供了一种替代品,让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把这种体验掌控在手中。

恐怖片背后的心理

心理学界对恐怖类型的研究由来已久。知名作家、深谙此道的斯蒂芬·金(Stephen King),曾思考恐怖作品的本质以及人为什么需要它。他指出:“最好的恐怖片就像最好的童话,能同时维护旧秩序、反抗一切秩序,又颠覆旧秩序。”

“宣泄”这个词有时会被人随口滥用,但恐怖作品确实能让人宣泄情绪。“答案似乎是,我们编造恐怖故事,是为了应付现实中的恐怖。人类凭着无穷的创造力,抓住那些造成分裂与破坏的东西,试着把它们变成工具,用来瓦解其自身。”

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需要让恐惧有机会释放出来,而不只是一味把它赶走。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

带有神话色彩的恐怖片,就像恶俗的笑话,得干一点脏活。它刻意迎合我们心中最坏的东西,让病态挣脱束缚,让最卑劣的本能自由活动,让最龌龊的幻想成真……而这一切,恰如其分地,都发生在黑暗中。……对我来说,那些最凶猛的恐怖片……就像掀开文明头脑里的一扇暗门,把一篮生肉扔给底下暗河中游弋的饥饿鳄鱼。何必这么做?因为这样才能不让它们爬出来啊。让它们待在下面,让我留在上面。

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把一种现象称为“良性受虐”,恐怖片就是绝佳例子。当人意识到“身体受了骗,其实没有真正的危险”,便会因“心智能够驾驭身体”而获得快感。

也有人指出,丧尸末日故事满足了人对末日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男性的幻想。他们可以施暴而不必内疚,因为丧尸早就死了;不必辛苦工作,就能“免费”拿到想要的东西;可以摆脱日常的道德约束;生活变得简单,不再被压得人透不过气的琐事缠绕;而且,因为你早已为这一刻做好准备,即使现实中一直是个受气包,也可能在末日里掌控局面,成为众人之首。

詹姆斯·克鲁克(James Crooke)这样概括这种末日幻想:

这既是我们的恐惧,也是我们的幻想。我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人会作恶。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着迷?因为我们知道,人会作恶。我们害怕末日,害怕随之而来的法纪崩溃,因为那会让人肆意作恶。可我们又幻想这一切发生,因为心底暗暗盼望,自己也能作恶而不受惩罚。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这类幻想似乎就在迎合、甚至满足这种渴望,让读者借着故事中的人物过一把瘾,哪怕只是暂时的。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却似乎只是拼图中的一部分。它们足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迷恋恐怖、渴望惊吓吗?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往更深、也更幽暗的地方探寻。

我们通常所说的“恐怖”,其实包含不同层次的恐惧。金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惊惧”:“它要来了!”这是对可能发生之事的忧惧,对未知的害怕。它来自悬而未决的等待,以及不断滋生的想象。第二类是“惊骇”:“它来了!”未知之物终于现身,眼前所见令人震惊。最后一类是“恶心”:“太恶心了!”这种恐惧主要来自厌恶与反胃。

金有一句名言:“惊惧是其中最精妙的一种情绪。……所以,我会先设法让读者惊惧。如果做不到,就试着让他们惊骇;如果连惊骇也做不到,我就让他们恶心。我没那么清高。”

踏入神圣的领域

当我们描述、体验电影带来的惊惧,尤其是在涉及超自然力量的影片中遭遇未知之物时,我们其实正在踏入神圣的领域。这里的“神圣”并非比喻,我说的是它本来的意思。

宗教学者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在影响深远的著作《神圣者的观念》(The Idea of the Holy)中,谈到“神圣感”(numinous,源自拉丁文 numen,意为“力量”)。它指的是人与那位全然不同的存在,也就是“神圣者”相遇时,产生的那种不能单凭理性把握、也无法归入其他经验类别的感受。奥托知道,这种震撼全人的相遇极难用语言表达,但他仍以一句著名的拉丁文来描述: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即“令人战栗、又令人神往的奥秘”。

“奥秘”,既指遇见那位全然不同者时的震惊与错愕,也指我们无法用已有的经验来理解这场相遇。

“令人战栗”,是指这场相遇带来的惊惧、震慑和畏怖。它的力量如此强大,使人无法抗拒,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微不足道,以及那位全然不同者的无限伟大。我们体验到奥托所说的“受造者感”:意识到自己何等渺小、脆弱、无足轻重。

最后是“令人神往”。尽管害怕,尽管战栗,我们仍不可抗拒地被神圣者吸引。那是一种令人沉醉、充满喜乐的狂喜,是我们渴望、向往的,也是我们最高的福乐。这不正贴切地描述了我们观看优秀恐怖片、真正感到惊惧时的体验吗?

问题在于,这种神圣感仍然模糊、难以界定,也没有指向一位可以认识、可以与之相交的神。而且就看恐怖电影而言,这种感觉发生在一个如实验室的受控环境中。

敬畏耶和华

让我们回到“受造者感”,这次从基督教信仰来理解它。我们既是受造者,便生来就会畏惧,最根本的是对创造主,即神自己的敬畏。“敬畏耶和华”是圣经中的重要主题,常常与智慧相连(伯 28:28;箴 1:7,箴 9:10)。这种敬畏源于惊叹与信靠:祂不是受造的,与一切受造之物截然不同,无可比拟,奥秘莫测,令人战栗,也令人神往。

然而,人悖逆神,压抑了对祂的敬畏,转而惧怕自然界和超自然领域中的其他事物(罗 1:18)。于是,我们本该敬畏神的心,也渐渐麻木了。尽管内心深处,我们仍害怕背离创造主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恐惧毕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受。

从这个角度,我们便开始明白,人为什么喜欢恐怖片。约翰·赫尔曼·巴文克(J. H. Bavinck)曾这样描述人的处境:我们一面逃离神,一面又奔向祂。恐怖片让人在影院这个受控的环境中,以扭曲、变形的方式活出这种矛盾。教授兼影迷格兰特·霍纳(Grant Horner)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基督徒来说,敬畏神是一种崇高而深沉的喜乐。最根本的敬畏,本应使人喜乐。它不该使人消沉、不安,或陷入瘫痪,反倒应该造就我们,让我们在这位全能、无限的神面前,认清自己是谁。……我们受造,本能从敬畏神中获得喜乐;但人类却不敬畏祂,于是落入一种颇为反常的处境:我们从精心制造、严加控制、包装成娱乐的恐惧中,获得某种快感。……我们无法为敬畏神划定界限,却信赖祂对我们的眷顾和慈爱,相信祂所应许的:祂不会伤害我们。恐怖片的情形恰好相反:邪恶的存在想要伤害我们,但我们可以控制它,因为知道它并不真实。问题是,因着我们极其愚昧、堕落的本性,我们也不认为神是真实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恐惧并不只有一种面貌。我在别处也曾写过:基督徒虽然仍会害怕,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使今生的恐惧不再支配一切。有些恐惧因此消散,有些则被神转过来使用。

那么,那些不认为这位神真实存在的人呢?

令人惊惧的基督

1866 年,英国诗人兼剧作家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发表了《普洛塞庇娜颂》(Hymn to Proserpine)。有人认为,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诗前的题词是 Vicisti Galilaee,意为“加利利人啊,你得胜了”。据说,这是罗马皇帝、背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公元 331—363 年)的临终遗言。他反对基督教,支持传统的罗马诸神信仰。(普洛塞庇娜是冥界女神。)

诗歌虽然借尤利安之口发声,表达的却是斯温伯恩对基督教兴起的遗憾,以及对昔日那些残酷却充满活力的神明的哀悼:

苍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已得胜;你的气息使世界蒙上灰色;
我们饮尽忘川之水,又以死亡为食,直到饱足。

斯温伯恩笔下的耶稣基督,不令人敬畏,反倒令人怜惜。

但请看看第一个复活节清晨,那些亲临现场的人有何反应:“她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她们害怕。”(可 16:8)留意,她们发抖、惊奇、说不出话,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而是因为没有看见什么。这才是真正令人惊惧的事。正如瑞安·邓斯(Ryan Duns)所说:

影评人罗宾·伍德(Robin Wood)有句名言:“怪物威胁着常态。”基督的言语、行动与复活,使祂在世人眼中如同一个可怕的“异类”,因为祂威胁着那种维系罪、延续罪的常态。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罪的现状。基督之所以令它惊惧,是因为祂揭露了一件事,原来,活在历史这场恐怖故事里的正是我们。

挑战就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安于现状,继续在影院这个受控的环境里,设法驯服自己的恐惧。或者,我们也可以勇敢一些,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认真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奥秘莫测、令人战栗、又令人神往的主。就连我们以为最可怕的死亡,也无法拘禁祂。祂确实是那位得胜的加利利人。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We Pay to Be Scared.

Daniel Strange(丹尼尔·斯特兰奇)是 Crosslands Forum 的总干事、南门团契(The Southgate Fellowship)副主席以及 The London Project (City to City) 的神学领袖。他还是凯勒文化护教中心的研究员、福音联盟神学期刊(Themelios)的特约编辑,也是英国盖茨黑德(Gateshead)希望社区教会(Hope Community Church)的长老,该教会隶属于福音派教会团契(F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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