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 年，在一个名为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的古埃及城市废墟附近，英国学者伯纳德·格非（Bernard P.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S. Hunt）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来到这座古城，希望找到纸莎草抄本。但他们的发现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期待。

他们偶然发现了古城的垃圾堆，里面堆满了成千上万份抄本。文稿规模之巨大让考古学家们不知所措。格伦费尔后来描述道：“这么多的纸莎草文献，像洪流一般，让人招架不住。”

在过去的 127 年里，俄克喜林库斯遗址不断有抄本出土。虽然这些抄本中的大多数都是相当普通的发现——包括我们称为“文件”的纸莎草纸，如收据、信件和合同等等——但它偶尔也会揭示出一些更重要、甚至令人欣喜若狂的发现。

俄克喜林库斯的意义

一般来说，古代抄本很难找到。多年来，大多数抄本因各种原因而消亡——被外国军队毁坏、在大火中烧毁、被昆虫啃食、腐烂或腐朽，或者干脆消失于茫茫历史大海之中。流传到我们手上的抄本永远不够。

多亏了俄克喜林库斯，我们拥有了一些新约圣经的抄本，我们从未预料到会有的抄本。在 20 世纪之前，我们所拥有的纸莎草纸新约（New Testament papyri）——在纸莎草纸上书写的新约抄本——非常少，这些纸莎草纸书写的年份通常早于羊皮纸圣经抄本。

自从格非和亨特发现新约纸莎草纸以来，我们所拥有的新约纸莎草纸数量激增。以至于超过 40% 的新约纸莎草纸都来自俄克喜林库斯这一处。其中一些纸莎草纸的年代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二和第三世纪。

最近（也是相当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俄克喜林库斯古卷》（Oxyrhynchus Papyri ）第 83 卷出版了纸莎草纸的《马可福音》片段，编号5345（P.Oxy. 5345）。P.Oxy. 534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多年来，有关一份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马可福音》抄本的传闻不绝于耳，这将使其成为现存最早的新约抄本。当 P.Oxy.5345 出土后，专家发现它是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写成的，不是一世纪。即便如此，这份抄本的年代仍然非常早，是我们现有的最古老的《马可福音》抄本。

但是俄克喜林库斯不仅提供了新约的抄本，还是一个“伪经”宝库，“伪经”是指未被收录在圣经中关于耶稣的文字。来自俄克喜林库斯的第一份抄本（恰如其分地标记为 P.Oxy. 1）并非是新约抄本，而是《多马福音》的抄本。考古专家在此地还发现了其他《多马福音》的抄本（P.Oxy. 654, 655），以及许多其他伪经文本（例如保罗行传、彼得行传、彼得福音）。

这就引出了我们当前的话题——俄克喜林库斯的最新发现。几个月前，也就是 2023 年 8 月 31 日，《俄克喜林库斯古卷》第 87 卷出版了。在这一卷中，我们了解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片段，P.Oxy 5575。自那时起，互联网上一直对此议论纷纷。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原因。

P.Oxy. 5575 的内容

这份抄本片段的第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引起网上热议最多的特点——是其独特的内容组合。根据原始编辑者的说法，它包含了《马太福音》（6:25-26、28-33）和《路加福音》（12:22、24、27-31）的内容，以及《多马福音》（27、36、63）的部分内容。不同的经文并没有被整齐地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而似乎是交替出现：有一节来自《多马福音》，然后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部分，然后回到《多马福音》，再回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如此往复。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有趣的内容混合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在早期基督教文本中，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合在一起来使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早期基督教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自然的对观“合参”，包括使徒教父和早期教会殉道士游斯丁（as Justin Martyr）都是如此。

即便如此，目前还不清楚 P.Oxy.5575 中到底发生了多少对观合参，尤其是考虑到抄本之残缺不全。这些材料似乎与《马太福音》密切相关，这让人怀疑其中到底掺杂了多少路加的材料。(彼得·高锐（Peter Gurry）质疑《路加福音》的影响，而马克·古达克（Mark Goodacre）则表示支持）。

无论如何，更有意思的是多马材料与对观材料的配对。然而，由于抄本的残缺性质，目前仍不清楚实际上有多少《多马福音》内容被采用。虽然我们明确使用了第 27 句，但是否使用了第 36 或 63 句话则不太清楚。关于第 63 句话的所谓联系只建立在一个单词的残余基础上。

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P.Oxy.5575 仍是我所知道的将对观福音和《多马福音》的内容以这种方式混合在一起的唯一例子。毫无疑问，这也是这份抄本备受关注的部分原因。

在二世纪的大背景下，P.Oxy.5575 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寻常。在这一时期，许多伪经福音书已经将正典和非正典材料混合在一起——例如，伊吉顿蒲草纸 2、《彼得福音》，P.Oxy. 840。这些伪经中很多都依赖于早期的正典材料。当他们后来添加新材料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混合”。

实际上，这种现象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多马福音》本身。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多马福音》依赖于对观福音（见加瑟尔科尔 [Gathercole] 和古达克的近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多马福音》已经在做 P.Oxy.5575 似乎在做的事情——即把对观福音和《多马福音》的材料混合在一份文稿中。

当然，多马使用对观福音的材料要含蓄一些，不像 P.Oxy.5575 中那么“木讷”。但总体原则似乎是相同的。

P.Oxy. 5575 的日期

该文稿片段值得注意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年代非常早。最初的编辑认为该抄本于公元二世纪完成，主要是因为与 P.Oxy.4009（可能出自《彼得福音》）等抄本进行比较的结果。在最近的一篇博文中，丹·华莱士（Dan Wallace）澄清说，编辑们倾向于一个略微宽泛的年代：“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

对于了解早期基督教纸莎草文稿的人来说，这个日期非常早。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些被认为可以追溯到二世纪的新约抄本——例如P52、P90、P104和P137——但绝大多数都要晚得多。而且，有些学者质疑这些可能的二世纪抄本的日期是否太早。

因此，如果 P.Oxy. 5575 编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份新抄本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份最早期的“福音书”抄本，比我们现有的几乎所有新约抄本都要早。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布伦特·农布里（Brent Nongbri）曾发表过多篇质疑传统年代测定方法的文章，他已经对 P.Oxy.5575 的年代表示怀疑。此外，就连编辑也承认，著名古文字学家帕斯夸莱·奥西尼（Pasquale Orsini）将 P.Oxy.4009（用于确定 P.Oxy. 5575 年代的主要抄本）的年代订为四世纪。

P.Oxy. 5575 的尺寸

最后要提到的是 P.Oxy.5575 文本之小。根据编辑提供的一些测量数据，我重建该文本的尺寸，大概宽 8.8厘米 ，高10.6 厘米。因此，编者将这份抄本归类为迷你手抄本。

早在公元二世纪，尤其是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基督徒们就开始制作“口袋版圣经”，其中包含部分经文，有时甚至包含多本经书。我们有迷你手抄本，收录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启示录》等等。

早期基督徒使用迷你手抄本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供自己阅读、长途旅行时便于携带，有时甚至带有一种“神奇”的意义，认为它能保护持有者。不过，当时的基督徒也用这种小巧的形式携带我们称之为“伪经“的著作——未经教会当局批准的书籍。例如，我们有一些迷你手抄本，其中收录了《马利亚福音》《保罗传》《彼得传》《雅各护教传》《彼得启示录》等。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 P.Oxy. 5575 的具体功能，但它可能是一本耶稣的格言集，从各种来源中汇编而成，早期基督徒用于私人灵修，并可能在旅途中使用。

P.Oxy. 5575 的含义

P.Oxy.5575 号抄本非常吸引人：它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多马福音》中的材料不寻常地混合在一起；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二世纪；它是一本迷你“口袋”书，可能是供私人使用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许多人关心的主要问题。这份新发现的抄本对我们理解耶稣传统在早期基督教运动中的传播和使用方式有什么影响？这份抄本是否应该改变我们对四福音书内容的看法？

事实上，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抄本可能是证据，证明二世纪的基督徒对区分正典和伪经并不感兴趣。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耶稣的言论只是以某种无差别的形式存在，全都混杂在一起，只有到了四世纪或更晚的时候，这些材料才会被整理出来。

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承认，P.Oxy.5575 的发现会有益地修正了一些关于耶稣传统的传播方式或正典的发展过程的简单化观点。教会中一些从小阅读（并喜爱）四福音书的人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其他”福音书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一些基督徒可能阅读过这些福音书或从中获益。他们可能会认为古代世界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神学和圣经方面都是一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基督教世界，尤其是二世纪，神学上很多元。当时有“异端”和“正统”之争。基督徒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有时他们读的是不同的书。像 P.Oxy.5575 等抄本的存在提醒了我们这一现实。（有关此类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的《十字路口上的基督教：公元二世纪如何塑造了教会的未来》（Christianity at the Crossroads: How the Second Century Shaped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份新发现的抄本会对这一时期耶稣传统的基本完整性构成挑战。以下是一些考虑因素：

• 我们应该记住，最早的基督教运动并不只是致力于口述传统，而是保持着一种强大的“文本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相当复杂的抄写网络以及书籍的复制和传播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基督徒不仅关心他们所拥有的耶稣传统，而且小心谨慎地忠实地传承它。(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的书《正典问题：挑战新约辩论中的现状》The Question of Canon: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in the New Testament Debate）。
• 到了第二世纪，早期基督教运动已经开始对正典和伪经进行有意义的区分。例如，我们最早的正典书目《穆拉多利残卷》（Muratorian fragment约 180 年）已经开始区分哪些书是“正典”，哪些书是“伪经”。新约有27 部书卷，《穆拉多利残卷》确认了其中的 22 部。
• 同样在第二世纪，我们看到一些教父级作家肯定了四重福音的完整性。我（和其他人）曾在其他地方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里没有篇幅来梳理这些证据。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帕皮亚（Papias,）、殉道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安提阿的提阿非罗（Theophilus of Antioch）、爱任纽（Irenaeus）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都肯定了四重的福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任纽的声明：“福音书不可能比它们的数量更少。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四个区域，四种主要的风......[和]基路伯也是四面的”（《驳异端》3.11.8）。显然，这些基督教作家并不认为所有关于耶稣的故事或是书都是一样的。
• 在二世纪，这一时期的基督徒非常愿意使用从许多来源（口头和书面）获得的各种耶稣材料，只要这些材料对他们有帮助和启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正典和非正典内容不加区分。例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能够引用《埃及人福音》（the Gospel of the Egyptians）和希伯来福音书（the Gospel of the Hebrews，以及许多其他非正典作品）但与此同时，他明确表示只将四福音书视为正典。因此，尽管当时的基督徒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但这并表明它都是圣经的一部分。
• 虽然一般来说，教父们对使用公认书籍（虽然不一定是圣经）以外的关于耶稣的材料持开放态度，但有些伪经与（使徒们传承下来的）信仰规则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以至于教父们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谴责。据我们所知，《多马福音》就是一个教父们不看好的福音书。例如，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和奥根（Origen）在三世纪就对其进行了批判（不过关于奥利是否指的是多马的耶稣婴童福音[the Infancy Gospel of Thomas]，还存在一些疑问）。

没有根本性变化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为什么这类抄本的发现如此令人兴奋了。除了来自古代世界的考古发现让人很激动之外，像 P.Oxy. 5575 这样的抄本还揭示了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方方面面以及耶稣传统的传播和利用方式。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一新片段提醒我们，早期基督教运动的这些方面并不总是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整齐划一”。正典的发展有时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并非所有早期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看法。

尽管如此，P.Oxy.5575 并没有降低福音书关于耶稣内容的可信度，也没有改变我们对《多马福音》的看法。尘埃落定后，如果有人想了解拿撒勒人耶稣，他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把目光转向几千年来基督徒一直信靠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网站：New "Gospel" Manuscript Discovered?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