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最伟大立法机构的讲台上站着QAnon萨满（QAnon Shaman）。他光着膀子，脸上涂着红、白、蓝三色的战术伪装油彩，头上戴着浣熊皮和维京角制成的帽子，他认为自己是“自发的萨满、能量治疗师、受了按立的牧师”，是“形而上的战士，富有同情心的治疗者，以及神圣的创造者上帝的仆人。”他非法入侵美国国会大厦，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崇拜撒但的食人恋童癖领袖——例如汤姆·汉克斯和教宗方济各（他认为这两位都从无辜儿童的血液中提取肾上腺素用以制造迷幻效果和延长生命）。只有特朗普总统才能阻止这些恋童癖者，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连任，那简直就是带来升天、被提或者大觉醒般的伟大复兴。
在2021年1月6日星期三的几个短暂的时刻，QAnon萨满俨然成了2021年美国的代言人。
这位QAnon萨满（又名杰克·安吉利 [Jake Angeli]）也成了与警察发生冲突的“造反派”（也有人称他为叛徒、白人至上主义者、阴谋论者、国内恐怖分子）代表人物，他们打伤了56名警察，还杀死了一名警察。虽然很少有人像安吉利那样多姿多彩，但每个人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许多人挥舞着他们的旗帜（特朗普旗帜、邦联旗帜、“耶稣2020”旗帜）或挥舞着他们的图腾（绞刑架、反犹主义T恤、白人至上主义纹身、圣经），以示对他们所属小团体的忠诚。
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形象？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立法机关呢？
要理解这场叛乱，我们必须避免把它看作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而是看其为一种幻想意识形态最新、危险的表现。
“幻想意识形态”（"fantasy ideology"）这个词由李·哈里斯（Lee Harris）在近二十年前创造，他的那篇文章被看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虽然很少在任何场合被人提及。正如哈里斯所解释的，幻想意识形态是指一种使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符号和呈现之方式，其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促进某个特定的个人或集体的幻想。
“坦率地说，它是类似于‘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的东西。但想要表现的不是中世纪浪漫主义（老城堡和遇难少女），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和标志，”哈里斯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是无辜的娱乐消遣，而另一个已被证明是困扰人类的最可怕的祸害之一。”
对近代历史上一些最有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式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考察表明，从政治上而言他们的追随者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正如哈里斯指出的那样，这些意识形态确实提供了在历史大舞台中发挥一点作用的机会。
哈里斯分享了一个他第一次遇到幻想意识形态的故事。因为与最近的事件有相似之处，所以值得摘录引用：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幻想是在六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我们都反对越南战争，但我们发现，在什么是可允许的反战抗议形式上，我们有很大的分歧。对我来说，这种抗议的意义很简单——让人们反对战争。因此，任何对这一目的起反作用的行为在政治上都是不负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我的朋友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他正计划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破坏性示威活动，而且事实上后来那次示威的确带来极大的破坏性。
我的朋友并不反对我的观点，即这样的示威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但是他认为这根本不重要。他的回答是，即使它起到反作用、即便它使人们会厌恶反战抗议者，甚至即便它使人们更有可能支持越战继续进行，他仍然会参加示威，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用他的话说，这对他自己的灵魂有好处。
我认为对我的这位朋友来说，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政治。他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其他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说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动。他参与政治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服事自己。
参加抗议对他的作用就是为他提供一个幻想，即一个参加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革命斗争的幻想。参加暴力性反战示威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为了强迫人们遵守他的观点，因为那仍然是一个政治目标。相反，他参加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意识形态幻想，即自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觉得自己是少数被选中的人，与历史必然性的天使站在一起。因此，当他在波托马克河上的桥上躺在无助的通勤者面前时，他对改变这些通勤者的想法毫无兴趣，对他们是否对抗议者感到愤怒也毫不关心。那些需要通勤过河的人在那里只是作为道具，作为他私人心理剧中的许多编外人员。对他来说，抗议不是政治，而是戏剧；他的角色的意义不在于他的行动可能达到的政治目的，而在于其作为仪式的象征价值。简而言之，他在表演一种幻想。
这不是你对性爱影星或赛车手生活的普通幻想，在其中，他把自己当成了英雄——革命斗争的英雄。
当我第一次看这些造反派的图像和视频时，我以为这是一场愚蠢无能的政变——突发、暴力、非法地从政府手中夺取权力而且毫无意义。但看了对那些参与者的后续采访后，我意识到，他们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在幻想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另类右派”英豪。
但是，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
正如哈里斯所说：“幸运的是，沉浸幻想中的人通常被其他没有幻想的人所包围，或者至少被其他没有以同样方式幻想的人包围，这一事实对我们大多数人允许我们的幻想世界侵入现实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当沉浸幻想中的人被那些愿意为网页浏览量、广告收入或未来的选票而助长幻想的人包围时，会发生什么？
当国会和白宫的政府官员鼓吹谎言，煽动幻想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撰写威廉·威尔伯福斯和迪特里·朋霍费尔的畅销传记的人不仅就选举有没有舞弊而撒谎，而且声称“我很乐意在这场斗争中死去，这是为一切而战。上帝与我们同在”时，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在我们的国会大厦里，那些死去和受伤的美国人。
我们现在必须发出的问题是，作为教会成员和教会领袖，我们要如何处理我们牧养的那些被这种特殊的幻想意识形态所困扰的人？
第一个绝对必要的步骤是在我们的会众中解决这个问题。长久以来，许多基督教领袖一直保持沉默，害怕叫醒那些沉迷于政治幻想的人，而这些幻想正在引导他们远离耶稣。
如果我们的教会成员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宣传巫术或撒但教，我们不会只是耸耸肩说：“这不是我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对渗透到我们教会中的QAnon和“另类右派”等撒但般的运动视而不见？我们对神和教会的责任令我们担负起将他们、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国家从这种邪恶中拯救出来的义务。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但第二步是要对我们能够实现的目标持现实态度。改变一个人或群体对现实的看法可不是简单的任务。我们可能无法将他们从魔鬼般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因为许多人不想获得自由。
在根据二战最后几天的目击者描述改编的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中，纳粹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有机会让他们的六个年幼的孩子逃到安全地带。然而，玛格达·戈培尔拒绝让孩子们离开。相反，当孩子们睡觉时，她把一个个氰化物胶囊插入每个孩子的嘴里，并按住他们的下巴，直到胶囊破裂。在解释她为什么不允许她的孩子们逃跑时，戈培尔夫人说：“我想到他们要在一个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成长，就感到绝望。”
有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自己教会中的许多人——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QAnon或基督教国族主义或其他赋予他们生活目的和意义的意识形态的世界里。事实上，即使我们打败了这种特殊的美国品牌的幻想意识形态，另一种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只是宇宙历史上第一场最漫长、最残酷、最持久的战争的一种表现：这场战争始于发生在天堂里的叛乱。
撒但对上帝的战争是幻想意识形态的终极和典型的例子。在理性层面上，它没有任何意义，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撒但会开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冒险。毕竟，正如每个主日学的孩子都可以证明的那样，魔鬼和他的仆从不可能胜过他们的造物主，那为什么还要造反呢？
原因是撒但，在一个得到了马格达·戈培尔回应的情绪中——他不能生活在一个不符合他幻想的宇宙中。撒但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说：“宁可在地狱中统治，也不在天堂中服务。”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堕落的天使和人类都选择了地狱般的幻想而拒绝生活在上帝的现实中。
讽刺的是，正是在第一个意识形态幻想家的例子中，我们找到了盼望。对基督徒来说，末世论的愿景是明确的：最终，撒但会失败，平安统治地球。战斗肯定会继续，就像在整个历史上一样。而造上帝之反的意识形态最终将被打败，跟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意识形态一起扫入垃圾堆。
虽然在我们摧毁这些势力时，新的意识形态会像九头蛇的触角一样涌现出来，不断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位置。但是，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历史剧持续多久，或者有多少演员登台表演，最后一幕已经写好了。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大幕落下之后是什么。不管可能出现什么幻想的意识形态，福音是最终胜利，而且这是事实。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Fantasy Ideology of the American Insurrection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