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当代宣教文献，我们会发现跨文化事工的方法和理念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可以从过去 200 年西方宣教活动的各种重点中追溯到这些发展。
在本文中，我将概述现代宣教历史，并突出三个不同的时期。这三个时期带来了不同的侧重点，开启了不同的轨迹，在西方的宣教学中延续至今。以圣经为基础、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学可以从这三个时代中汲取营养，同时避免过分关注其中任何一个时代而造成的偏差。
大多数从西方视角编写的新教宣教教科书都会强调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这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被誉为 18 世纪末现代宣教之父，他和同工们开创了用耶稣的福音接触异教徒的道路。他们勤于祷告、努力做工，使人悔改归主，对新信徒进行门训，并在没有福音的环境中建立教会。
熟悉 19 世纪宣教工作的读者也会认识到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慕拉第（Lottie Moon）、约翰·佩顿（John G. Paton）和塞缪尔·茨威默（Samuel Zwemer）等人的名字，他们倾尽全力去到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地方，向当地人传福音。他们努力遵守《马太福音》28:18-20 中的命令，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
在这一时期，许多人受到这些鼓舞人心榜样的激励，开始加入宣教队伍。然而，有些人带来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理念，导致门徒们在文化上过于西方化，超出了忠于圣经的需要。例如，19 世纪在印度的英国宣教士受到批评，因为他们让南亚皈依者学习英国文化，以此作为真正归信的标志。这种传统主义模糊了英国文化与圣经必要性之间的界限。
在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宣教的“伟大世纪”中，有些宣教士的文化和文明观念尚未发展成熟，他们的门训和教会模式没有处境化。然而，与现代批评家的观点相反，这种情况并非普遍存在。
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倪维思（John Nevius）等传教士渴望证明福音并非西方文化理念，可以通过各种着装、语言和习俗忠实地表达出来，他们因这样的做法而闻名。戴德生是首批倡导宣教士和中国听众穿一样的服饰，倪维思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抵制当时的宣教流行方式，敦促宣教士要装备当地牧师，实行自治、自养、自传。
因此，19 世纪的宣教工作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方式，这些方式建立在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以及门训和教会的必要条件之上。19 世纪末，在新兴技术和乐观主义的推动下，现代宣教进入了第二个时代。
西方宣教的伟大世纪提高了大家对全球基督事业的认识、激发了热情和承诺。在对宣教事工日益浓厚的兴趣推动下，1910 年，一群热心宣教的基督徒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宣教大会，商讨世界福音传播的策略。
技术和交通的进步，再加上对宣教的热情，造就了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环境。许多人相信，利用当代的资源，在他们这一代有可能完成将福音传遍世界。有些人担心如果长期由外国宣教士主导新兴国家的信徒群体，就会出现将西方文化强加给本土的情况。对向世界传福音的关注也减轻了他们的担忧。
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犹太人大屠杀，但在整个 20 世纪，具有全球意识的基督徒仍举行了类似的聚会。本世纪中叶，其中一支队伍——后来被称为世界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背离了爱丁堡的神学信念，向包容主义和普救主义敞开了大门。
针对这种神学上的偏离，出现了一个由神学上较为保守的参与者组成的团体，致力于重建爱丁堡最初的愿景。他们于 1974 年分别聚集在瑞士洛桑。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洛桑世界宣教大会。
与此同时，洛桑大会揭示了自 1910 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另外两种宣教思想。这两种思想在与会的两位设计师身上得到了体现：葛培理和约翰·斯托得。葛培理认为，传福音——用口头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方式来传福音——是宣教中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与此相反，斯托得则认为教会必须对自己的使命有更宏大的愿景，才能完全符合圣经。
葛培理将宣教使命与《马太福音》24:14 的耶稣教导门徒向万民传福音联系在一起，而斯托得则将宣教使命与《约翰福音》20:21 联系在一起，在这段经文里，耶稣差遣祂的门徒，如同天父差遣祂一样。由于基督的事工比单纯的传福音更为有力，因此斯托得鼓励当代宣教士在工作中采取全面的方法。宣讲福音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降低圣经中鼓励参与社会、寻求公义以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体现福音的要求。今天，洛桑大会的一些继承者仍在延续斯托得提倡整全主义（holism）的传统。
尽管葛培理和斯托得的名字在福音派中广为人知，但他们并不是会议上最具影响力的声音。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利用爱丁堡最初开始的要完成宣教使命的势头，在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在全球宣教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开启第三个宣教时代的标志。
在洛桑，温特重新绘制了传教战略地图，认为圣经中“万民”（panta ta ethne）一词被误解了。温特认为，与其把 ethne 理解为当代民族国家，不如理解为“族群”。这些群体不应该由地图上可见的地缘政治边界来定义，而应该由不太可见的、区分和划分不同亚文化的社会语言边界来定义。
温特在论述这些观点时，以《马太福音》24:14 节为依据，将向世界各族群传福音与宣教任务联系起来。他的理由是，要忠实于圣经，就必须有意识地以未及之民和未参与之民为目标。
在温特的引领下，当代许多宣教工作重拾了爱丁堡的乐观主义：通过利用现代数据和技术，我们可以识别世界上剩余的未及之民并向他们传福音。宣教的任务是找到未及之民和未参与之民，然后向他们传福音。一旦这些群体走上了门徒之路，宣教士们就会继续与下一层未及之民接触，继续向迷失的人群宣教。
这一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宣教策略转变。首先，许多机构将他们的资源和注意力从那些已有国家教会的地区转向那些被认定为未及之地的地区。其次，开发各种方法来识别不同的人群，并考虑他们是否已被传福音。第三，通过确保每一个不同的族群都有见证人在其中，再次激发了大家努力做工，在这个时代完成向世界宣教使命的决心。
许多现代宣教学家渴望迅速完成这项任务，因此主张采取策略，更快地宣教，让更多的的人归向基督。这些方法正确地寻求倍增和动员门徒制造者，并希望确保每个信徒都能顺服圣经。然而，运动主义也受到批评，因为它对快速性的关注可能会让新信徒在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或信仰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担任领导其他新信徒的职责。
今天，西方的大部分宣教学都以这三个时代产生的三种宣教学轨迹为特征：传统主义、运动主义和整体主义。这三个重点都不一定错误，也不见得违背圣经。但如果过分强调某一种的话，就会表现出其缺陷。我相信，将我们的宣教学建立在对教会强有力的符合圣经的理解之上，可以纠正每一种潜在的危险。
传统主义是第一个时代某些宣教学的特点，它正确地认识到忠实传承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圣经交给教会及其领袖的任务是坚守教义（提后 1:13-14），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 3）。对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事工来说，这意味着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门训必须有足够的内容来装备圣徒，使他们掌握解经工具，并对信仰的要义有历史性的理解。
虽然基督教教义有一个圣经——神学的核心，但教会及其信仰却有能力通过各种语言（使徒行传 2:1-13）、聚会形式 （2:42-47）和文化外衣（15:6-21）忠实地表达出来。圣经中关于地方教会的异象既有传统的教导，其表达方式也具有可翻译性。因此，为了在新的环境中忠心，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任务必须装备新教会中的新信徒，使他们能够以不同于宣教士传统的方式忠心地展示和解释教义。
同样，整体主义正确地认识到，福音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因上帝在基督里的信实护理而得救，生命就会改变，我们的公民身份就会转移到一种全新的做人方式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林前 10:31）。
然而，在教会中，最重要的信息是福音作为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作的一切（15:1-6），福音应该与它所成就的事情区分开来。福音是什么往往会与它所做的事情混为一谈，从而失去了其独特性。因此，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将保持宣讲福音的中心地位，同时鼓励健康的执事事工和活跃的教会肢体，让他们通过言行身教，在生活中展示福音的果效，将福音带到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运动主义正确地认为，所有门徒都应该成为门徒制造者。教会的领袖装备圣徒参与事工（弗 4:12）。但教会也是一个身体，其中每个部分都对整体的运作做出贡献（林前 12）。虽然所有人都应该带着顺服之心参与门徒制造的事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植堂者、教师或传福音者。
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将确保教会不仅仅是一个传福音的培训中心。教会有造就门徒的异象，这个异象足以深刻，确保那些受到关注的人不仅仅是那些在传福音或植堂方面表现出才能的人。
值得提醒我们自己的是，耶稣应许过，地狱之门抵挡不住他的教会。我们推进国度的希望不在于某个特定的传统、整体社会的转型或一个“耶稣运动”。因此，宣教学以圣经所定义的教会为中心是正确和恰当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以上每个重点中汲取圣经命令，同时又不过分强调它们而忽视了符合圣经的教会。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网站：3 Eras Shape Modern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