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是因为一次事工培训有机会跟几个学生交谈。
当时我在一所顶级神学院举办讲座，结束后，两个年轻人私下找我征求意见。从他们刻意压低的声调和摇摆不定的眼神，我推断他们想问的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我甚至肯定他们要问的是有关色情录像的问题——他们一定是想要谈论在色情网站上的挣扎。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上瘾的不是色情录像，而是社交媒体。他们告诉我他们不能掌控花费在脸书（Facebook）上的时间，同时他们也花费很多的时间刷微博和看博客。
这场谈话发生在几年前，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因为我从未听过此类的挣扎，我自己本身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5年以后，我听过，并且自己也深陷其中。
我曾经取笑过博主，讽刺过脸书，甚至嘲笑过推特。我不是一个对高科技敏感的人，也不是高新技术的早期使用者，我从不在乎史蒂夫·乔布斯又有什么新想法。我甚至一度对科技爱好者们翻白眼。
直到我变成了其中一员。
现在我有博客、有脸书、有推特、有蓝牙耳机，有iPhone、iPad，我在办公室和家里都装有无线网络，我有有线电视、有Wii（一种跟电视连接的任天堂游戏机）、有蓝光播放机、有多个电子邮箱，还有无数的手机短信。
我出生于1977年，我完全记得数字革命前的日子。在大学里，我们要连接网络就只能去计算机实验室，而且当时网络对我们的吸引力并不高，因为大家邮件往来较少，网页也没什么有趣的内容。但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邮件成了沟通的重要途径，网络也是我和朋友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我们也通过网络玩游戏，如梦幻橄榄球等。尽管如此，在当时（90年代后期和2000年初期），生活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跟网络紧密相连。整个神学就读期间我只在房间里装了拨号上网的网络，一个咯吱作响、笨重的庞然大物。而且我在读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期间都没有手机。就在短短流行的那4、5年间，我的手机也只是用来接打电话而已，我在家也很少连接网络。我并不是说那个时候的生活更健康、更优质，但是我当时的生活的确更有重心、更有意义。很多东西已经慢慢改变了。
已经有很多文章在谈论我们对数字产品无休止的需要，我相信市面上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文章。我本人并不想评论谷歌是否让我们变得愚蠢、科技是否使年轻人难以建立联系。尽管数字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我还是想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它如何成为了生活被搅扰，使我们疲惫不堪、忙碌不已的帮凶。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危害，也许我们就离找到解决方法更近了一步。
第一，成瘾的危害。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确如此。你能一整天不看脸书吗？你能一下午不检查手机吗？你能两天不查看邮件吗？即便我们明知没有紧急事件，也没有新的工作，但我们还是无法远离电子屏幕。事实就是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敲击键盘，我们也无法强迫自己远离电子设备，哪怕几个小时都不行。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的畅销书《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中表述了他对现代网络的态度。在他描述为“网络升级到2.0”的2005年，他发现所有的数字体验都是令人兴奋的。他稀奇网络博客如何使传统媒介陷入困境，他喜爱网络的快速、便利，他喜爱那些超链接、搜索引擎、声频、音像等等，他喜爱网络的一切。
可后来，他回忆说“怀疑这条毒蛇悄悄溜进了我的信息天堂”（《浅薄》15页，直译自英文版，下同）。他开始意识到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着他的生活，他的习惯也开始发生改变来适应数字化的生活方式。他逐渐依赖网络来获取信息，他对事物的关注力在下降。“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人到中年思维能力退化的症状，但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大脑不是单单的无法集中，而是它渴望更多。它要求像网络那样一直为它提供大量的信息，可是它接收到的信息越多，它就越是渴望更多的信息。即使我不在电脑旁，我也有查邮件、点击链接、进行谷歌搜索的冲动。我想要跟网络连接”（16页）。
就像卡尔描述的那样，过去的几年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除非我对所做的事特别着迷，否则20分钟不到我就有查看邮件、刷新博客、阅读推特的冲动，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糟糕。在《浅薄》后记中卡尔描述说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他收到很多人的分享和抱怨，都是有关网络是如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破坏他们的记忆力，使他们成为信息摄入强迫症患者”，讽刺的是这些分享通常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一位大四的学生跟卡尔分享说他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跟“中度至重度网瘾”作斗争。这位学生描述到“我无法在任何事情上专心。我唯一能做也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新投入到那令人着迷，甚至会走火入魔的网络信息大爆炸中”。他对此表示忏悔，尽管他确信“他最开心、最满足的日子是那些长期远离网络的日子”（226页）。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克制上网的冲动，因为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彼后2:19）。
第二，倦怠的危害。倦怠是比较古老的一个词，跟“懒惰”和“萎靡”意思相近，但是却不等同于悠闲或懒散。倦怠意味着冷漠和空虚，就像灵魂处在黑暗中，却比之更乏味、更空虚、更缺乏趣味。就像纽候斯（Richard John Neuhaus）在《事工的自由》（227页，直译自英文版）中写到“倦怠就像没有沉迷电视的晚上，即没有沉醉于休闲娱乐，却又没有读书受教。倦怠就像那些单单为了不虚度光阴而机械完成任务的晚上。总而言之，倦怠就是冷漠，对主动参与他人生命和见证神在他人生命中做工的拒绝。”
对很多人来说，我们过多使用电子产品只是倦怠更深层次的表达。我们觉得很忙，却不是为了一个爱好，一个消遣或者一场戏剧而繁忙。我们为了繁忙而繁忙。我们没有制定闲时的计划，反而安于现状，毫无计划的度过我们的闲暇时光。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对我们生命中的倦怠习以为常，对这种繁忙和空虚并存的状态习以为常? 我们总是无休止地用大拇指敲打着键盘，却很少真正审视我们的灵魂。我们一直从网络下载信息，但很少让这些下载的信息直达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倦怠——伪装成持续的忙乱来掩饰生活的空虚和漫无目的。
以上这些带来陷入数字世界的第三个危害，就是我们永远失去了独处的能力。失去独处能力不是说我们老大哥在看着我们、被人掌控或安全受到威胁。我指的是我们失去了对独处的渴望。就像彼得·克里夫特（Peter Kreeft）在《现代异教徒与基督教》（Christianity for Modern Pagans，中文名暂译）168页所说的“我们想要生活复杂，我们想让生活忙乱。其实无意识地，我们想要那种我们一直抱怨的状态。因为一旦空闲下来，我们就会审视自己的内心，聆听它的呼喊，看到心灵上的缺口，并为之感到害怕。因为那个缺口是如此的巨大，只有神，也唯有神才能填补”。
有时我在想，我之所以如此忙碌是不是因为我开始相信这个谎言——生活就应该忙碌。其实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比口袋中的那个黑色的、长方形的黑莓手机更让我忙碌。在《哈姆雷特的黑莓手机》（Hamlet’s Blackberry）一书中，威廉·包尔斯（William Powers）把我们的电子时代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所有的人彼此之间都有着亲密的联系，任何时候都有人拍你的肩膀。就像你在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一条评论，一个推特信息，一个画报，一条线索。有人想跟你谈工作，有人想跟你抱怨，有人想跟你分享秘密，有人想跟你调情，有人想卖给你东西，有人想给你传达信息，还有人只是单单想告诉你他们的近况。这种情况日以继夜的重复着。包尔斯把它称为“永不停歇的人类互动盛典”。
我们非常享受包尔斯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房间，但这种享受是短暂的。渐渐地，我们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搅扰感到厌烦，我们挣扎着想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领域。我们吃饭、睡觉，甚至约会的时候都在被打扰着，哪怕躲在卫生间失声痛哭时也不能幸免。所以我们决定从电子世界暂时抽离出来，哪怕只是短暂的抽离，然而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出口，也没有人对离开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对你想离开好像很反感。哪怕你找到了出口，看到外面迷人的世界，你也不确定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跳出来。
包尔斯的这个比喻不言而喻。就像托尔金（Tolkien）的魔戒一样，我们既喜欢又厌恶这个房间。我们想在电子世界里按照我们的心意而行，不受辖制，可慢慢的这个巨大的房间成为我们的仅有。当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的时候，我们怎么出得去呢？当我们持续被数字信息骚扰的时候，我们怎能有意义的度过时光呢？对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而言，网络就像老鹰乐队在《加州旅馆》唱到的那样“你可以一时结账，却永远无法离开。”
最可怕的是我们可能从未想过离开。也许相对死般的沉寂，我们更喜欢无休止的嘈杂呢？也许我们并不在乎是否听到神那持续而微小的声音呢？也许我们生活中的琐碎和心烦意乱并不是因为忙碌所带来的副产品呢？也许这些甚至都不是被动接受的呢？也许我们选择忙碌是因为我们可以为继续忙乱和焦虑找借口呢？如果“陷入数字信息的忙碌是灵魂深处的天敌”，那么只要我们失去独处，我们就势必继续陷在这种浅薄当中。帕斯卡（Pascal）的名言给我们的数字时代一个新的解释“我常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
就今天的话题而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远离包尔斯所描述的这个房间。
译：高丹；校：谢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