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忙忙碌碌的时代，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恐怕没人会在早上醒来时想：“我真希望多了解一些 20 世纪中期那些讲德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然而，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当今社会，或许确实应该了解他们。毕竟，不懂得从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而来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核心理念，就很难理解当今的文化之争。
正因如此，卡尔·楚曼（Carl Trueman）希望我们在紧张的生活中，能抽出时间关注一群在上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期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工作的理论家们的思想和教导。这个要求看上去有点高，但我认为他做到了。他的新作《改变所有世界：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To Change All Worlds: Critical Theory from Marx to Marcuse）清晰地展示了，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看似晦涩难懂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理论，能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社会。
《改变所有世界：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
卡尔·R.楚曼 著
这是一本讲述批判理论历史与发展的通俗入门读物。作者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到科尔施（Korsch）和卢卡奇（Lukács），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系统梳理了批判理论的重要人物。
楚曼将这些思想家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追溯了批判理论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流派、细微差异及其深远影响。
B&H 学术出版社，256 页
作为格罗夫城大学（Grove City College）的圣经与宗教研究教授，楚曼精辟地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理论中汲取并发展的三个核心理念。首先是历史主义。黑格尔认为，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我们对诸如正义、身份等概念的认识，实际上都受到了当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种认识往往是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
其次是解放。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批判理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特别是要将人们从那些操控我们认知的强权力量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揭露一个事实：那些像“科学”之类的机构，以及人们对身份和社会等级“自然形成”的信念，其实都是压迫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第三是认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每个人都渴望在这个世界和他人眼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期待他人能够用我们认可自己的方式来认可我们、珍惜我们。批判理论家们认为，正是这种对认同的深层渴望推动着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发展。如果得不到认同，人们就会奋起抗争。
楚曼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核心评价是：他们过分执着于批判，却缺乏对社会的建设性愿景。书中多次引用歌德《浮士德》（Faust）中墨菲斯特的话，将批判理论形容为“永远否定的精神”（13 页）。这种理论倾向于否定家庭结构、民族认同等传统规范，认定这些都是压迫性的存在。然而，当这些规范被否定之后，它却无法提供任何可以维系社会长期发展的替代方案。楚曼简明扼要但意味深长地指出，这种缺乏积极主张的理论与基督教的愿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基督教强调恩典、宽恕和人的固有尊严，其目标不仅是批判，更是救赎，并在教会中得到具体实践。
楚曼的批评还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论体系及其遗产中存在三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首先，它只是用一套新的主导概念（比如系统性不公和特权）取代了原有的概念（比如正当程序和精英制度），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打破它所抨击的武断判断倾向。
其次，虽然批判理论标榜要为边缘群体发声，但推动这一理论发展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知识分子。
最后，由于德国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掀起革命浪潮，这导致一种观点的形成：边缘群体并不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迫。因此，用卢梭的话来说，他们必须被那些“更了解他们处境”的知识分子“强迫获得自由”。
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思想传统，基督徒应该持什么态度？楚曼提醒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立场：既不能把批判理论简单视作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的工具，也不能认为基督徒可以对批判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09 页）；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完全否定它的价值。
楚曼承认批判理论确有其独到见解。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与基督教反对压迫、维护人性尊严的理念不谋而合。他认为批判理论指出的一个现象很有见地：资本主义正在试图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此外，现代媒体和消费主义将人物化的倾向，“显然是基督徒应该坚决反对的”（219 页）。简而言之，基督徒应该“既要承认批判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对其进行驳斥”（225 页）。
基于这种既要承认又要驳斥的双重立场，我想对楚曼的观点提出一些思考。虽然他的论证很有说服力，但在阅读《改变所有世界》时，我常常会有“对，可是......”的想法。我的犹豫不在于书中写了什么，而在于那些没有写的内容可能带来的缺失。
这个问题源于楚曼对批判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他重点关注了两个主要源头：黑格尔和马克思。这种选择虽然可以理解，但他着重强调的这条发展线索，不免影响了全书的论述方向，并形成了某些盲点。
黑格尔-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谱系，只是构建基督教对现代批判理论复杂性回应的一块拼图。这确实是块重要的拼图，但如果将其视作全部图景，基督徒就会对基督教与批判理论的关系产生片面、残缺，甚至不必要的对立认识。我并非要求这本书面面俱到，那样的期待显然不切实际。但在阅读《改变所有世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批判理论及其发展脉络远不能简单归结为黑格尔、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承。
如果我们不是从黑格尔开始，而是从希伯来先知及他们对社会过度和滥用行为的批判开始呢？或者，如果我们从西方传统中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批判著作——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谈起呢？这种更具历史纵深的视角并不会否定《改变所有世界》中的论点，但能让我们看到这本书论述的不完整之处。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会发现马尔库塞提出的“历史朝向自由发展”的观点，实际上借鉴了奥古斯丁的思想（这种思想源自圣经）——即时间是线性发展的，最终指向最后的审判与正义的伸张。同样，卡尔·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将在其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的论断，是否也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奥古斯丁深受《启示录》影响，认为世俗之城无法仅凭其自身的假设和承诺而维系。
如果我们把批判理论的起点从马克思转向摩西，从黑格尔转向希伯来人，或许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
采用这种长远的历史视角，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要全盘接受批判理论，也不是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但这种视角能帮助我们构建一种更丰富、更具特色的基督教批判方式。这种方式无论在论述语气还是内容上，都不同于近期世俗领域对批判传统的反思——比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为什么批判失去了力量？》（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和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的《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
这种宏观视角还能让我们以更深刻、更灵活的洞察力来理解批判理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中对希腊人追求智慧和希伯来人寻求神迹的精辟分析一样：这些文化倾向既需要被彻底颠覆（“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第 20 节），又能获得转化和升华（“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第 25 节）。这种观点不仅强化，而且超越了楚曼提出的“既要承认批判理论的重要性，又要对其进行驳斥”的主张。
《改变所有世界》对当今时代某些最重要思潮的批判可谓深刻而富有价值。在当代社会充斥着碎片化和悲观失望声音的背景下，这本书为基督徒重建对人性的积极愿景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引。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块拼图错当成完整的图景，那么楚曼的这本书无疑为基督徒理解和服务于这个后现代世界的持续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en Was Critical Theory Bo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