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应采取的正确策略可称为”右翼民粹主义”：令人振奋、充满活力、强硬、对抗。这种策略不仅能激励被剥削的群众，还能鼓舞那些常常受挫的右翼知识分子队伍……我们需要一位富有魅力的领袖，他能够绕过媒体精英，直接接触并激励民众。
这段话出自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之口，摘自他 1992 年在约翰·兰道夫俱乐部（John Randolph Club）会议上的演讲。当时，他正在为时任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摇旗呐喊。
你可能没听说过罗斯巴德这个人。对政治评论员约翰·甘兹（John Ganz）来说，这恰恰是关键所在。他的著作《当时钟停摆：骗子、阴谋论者，以及美国如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崩溃》（When the Clock Broke: Con Men, Conspiracists, and How America Cracked Up in the Early 1990s）融合了历史、新闻和文化批评。这本书围绕一个核心观点展开：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些边缘声音，预示了 2016 年后美国右翼的走向。
如果你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种族积怨、民粹主义怒火、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式言论，和一点罗斯·佩罗（Ross Perot）式的企业家精神，那么你大概会赞同甘兹对 90 年代的评价。但如果你觉得这个描述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由派人士在尝试着描述他不喜欢的运动，那么，请相信你的直觉。甘兹在共和党大会后发表了一篇关于J.D.万斯（JD Vance）的文章，标题是“这片土地是我的土地”。他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掩饰。
然而，两件看似相反的事可以同时成立。不可否认，特朗普确实借助了 90 年代民粹主义力量的势头。但是，将 30 年前一群边缘人物和令人尴尬的言论强行拼凑成一个不连贯的叙事，显然不足以解释美国政治这一历史性转变。
因此，尽管甘兹的核心论点从一开始就显得偏颇且带有偏见，但他的书为我们理解当前紧张政治局面背后的文化条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当时钟停摆：骗子、阴谋论者，以及美国如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崩溃》
约翰·甘兹（John Ganz）著
在这本书中，政治作家约翰·甘兹为我们揭示了 20 世纪末美国社会的种种不满情绪。他的叙述横跨多个事件和现象：从皇冠高地和洛杉矶的社会动乱，到戴维·杜克（David Duke）的异军突起，再到美国中部地区生存主义者的兴起；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广播节目风靡一时，到新保守主义者与“古典保守派”右翼之间的激烈争论。
甘兹带领我们深入那个时代，探索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所称的“美国本土的疯狂”是如何以新的、更加狂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通过这本书，甘兹生动描绘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新美国的崛起过程。
出版社：法拉尔、施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432 页
在 90 年代初，宗教右翼是一个强大的投票集团，与其他伯克式的社会传统主义者结盟。这两个群体都认为，超越性的宗教能激发道德美德，而这正是共和国运转的先决条件。他们携手努力，试图对抗日益高涨的社会自由主义。
新右翼的知识分子奇人萨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并不认为左派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宗教和传统的冷漠。弗朗西斯的目标反而是那个新兴的管理阶层，他们的利益与“传统美国人”相矛盾。他对里根的解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里根式保守主义的核心意义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和传播民主关系不大。它关乎民族觉醒，这个民族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力量日渐微弱，他们开始隐约意识到这个事实及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并开始思考如何扭转导致这种状况。（104 页）
社会传统主义者倡导普遍的道德规范，而弗朗西斯则为特定文化阶层的利益辩护。弗朗西斯赢得了这场斗争。右翼从提倡维护生命的家庭价值观转变为反觉醒价值观，这显示他们认为这场斗争是关乎阶级斗争。移民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因为它关乎“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力量日渐微弱的人民”之核心利益。乔治·布什时代的激情保守主义不再是中心，反精英的挫折感现在取而代之。
弗朗西斯的胜利对保守运动和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因为当政治从辩论广泛议题转向推进特定利益时，对话就从探寻真理（什么是正确的观点）变成了关于权力的争论（谁的利益应该占上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越来越像尼采所描述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价值都次于权力。
90 年代，关于美国的传统叙事——遍地是机会，相信宗教，持守家庭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许多美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身份正在变化，他们在这个美国故事中的角色也岌岌可危。甘兹以同理心的视角，展示了这种叙事的丧失如何导致阴谋论的兴起：
主流美国社会已经无法为他们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教会对他们无话可说，物质主义无法填补这个空缺，放眼看去，到处都是衰败的迹象……家庭也陷于危险之中，为五光十色的堕落腐败世界所包围。他们从小习以为常的世界已不复存在。（306 页）
对美国故事的困惑——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愤怒——或许是 90 年代与今天世界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叙事真空中，左右两派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虚无主义。正如詹姆斯·戴维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民主与团结》（Democracy and Solidarity）一书中所说，“每个群体都通过反对另一个群体来定义自己，最终导致了共同生活的崩溃”（335 页）。如今，民主党人以反MAGA为标签；共和党人则以反精英为旗号。
现在的美国失去了共同的叙事。这种缺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分歧上，更是在撕裂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结构。
一个失去基本叙事的社会，在个人身份认同（比如心理健康危机）、社会凝聚力（如孤独感和社会极化）以及认识论基础（例如“后真相”时代和信任危机）等方面都显得黔驴技穷。社会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而这一点恰恰成为当下教会传福音的契机。福音正是那个能够建立身份认同、凝聚社群、巩固真理的故事。
我们周围的愤怒和恐惧——这些无意义生活的痛苦表征——与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相比，不过是令人沮丧的劣质仿制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福音正是这个世界所渴望的故事，是那个好得难以置信却又千真万确的结局。
这本书只提出了问题，没有提供解决方案。甘兹的目的似乎只是解释为什么右翼令人厌恶，而非寻找前进的道路。如果这本书能像亚沙·蒙克（Yascha Mounk）在《身份陷阱》（The Identity Trap）中批评左派那样，指出诸如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这样的社会良方，那就更加好了。
尽管如此，《当时钟停摆》仍然不乏可取之处，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曾经共同认可的社会叙事会崩塌，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契机：教会应该让世人看到，福音是更好的文化叙事。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e Need a Better Cultural Nar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