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在于，福音派几乎没有什么心智。”
乐马可（Mark Noll）30 年前出版的《福音派心智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以这样一句话展开论述。这本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乐马可称之为“来自受伤爱人的一封信”。它像一颗重磅炸弹落到基督教的圈子，几十年来余波不断。本书的三十周年纪念版包含了新的序言及后记。我邀请了不同机构的学者一起来思考这本书对当今教会的意义和持续相关性。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出版那年，我 13 岁，住在苏格兰高地的我对它的重要意义全然不知。
虽然那时我不知道乐马可的这本著作，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确实听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福音派兄弟姐妹们的共同心声——来自美国的福音派宣教士通常会告诉我们，要理解美国福音派，不要为其铺天盖地的规模所震撼，要看到它“一里宽，一寸深”的真实情景。然而，在我的记忆中，这种深度的缺乏指的是缺乏心思意念，而不是缺乏心智思想：在美国，我们会听到，“福音派”往往是一种名义上的身份，它更多地与政治，而不是与敬虔的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
不过，这种评价与乐马可对美国福音派的看法并不一样，后者认为美国福音派是缺乏思想的重灾区。我在英国福音派圈子里长大，不记得有多少聪明人批评这种甘愿守旧、固步自封的美国基督教。我怀疑这是因为英国的福音派文化也渗透着深深的反智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资格提出批评。事实上，我们可能都注意不到我们和美国福音派之间共同的缺陷——至少像我这样对乐马可的分析一无所知的人是注意不到的。
多年以后，我最终读到乐马可的著作，他对美国福音派的分析中的关键部分同样适用于英国的福音派，这深深地震撼了我。乐马可认为，福音派人士的心智未能茁壮成长的根源在于早先接受了“常识哲学、共和主义的道德本能、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主义以及倾向于证据推理”。当基督徒接受了一种认识论，天真地认为人的推理是中立、不偏不倚之时，灾难就随之而来。与此同时，18 世纪的基督徒将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推理从其原生地（自然科学）引入神学思考，然而，用一种外来的逻辑来阐明神学是很困难的。福音派神学开始用一种新的口吻说活，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自己的不当欲望蒙蔽了所有意愿和信仰，要相信福音只需要福音的更多证明。这之后，福音派对心智的处理确实是“灾难性的”。
让人痛心的是，乐马可所指出的特征在英国福音派中依然清晰可见，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福音派未能培养出有着丰富心智生活的基督徒。在 2022 年，该书对英国福音派的失败仍有启发意义。它还突出了为什么在大西洋两岸，包括我在内的年轻福音派基督徒越来越多地把思想从基于英语哲学传统（常识、经验主义和证据论）的神学转向荷兰和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等人所代表的新加尔文主义传统。巴文克的传统摆脱了对合理性和中立性的天真妄想，它重视经验主义在其领域内的价值，但不允许经验主义取代神学的本源逻辑，这反过来又使基督教摆脱了证伪主义的陷阱。新加尔文主义传统为思想的生命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
美国亚马逊网站这样介绍本书：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乐马可（Mark Noll）
乐马可在本书中毫不留情地质问：作为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为什么福音派在享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却在严谨的学术方面鲜有贡献？在用福音真理滋养基督徒的同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福音派信徒未能继续深入学习，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大学、艺术和其他“高等”文化领域？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自最初出版至今已有 25 年，事实证明，这是一本既有先见之明，又有持久现实意义之佳作。在新版序言中，乐马可列举了他对这种状况一直以来的各种不满；在新版的后记中，他评估了福音派心智丑闻的现状——他显示了白人福音派对特朗普主义的拥护、对科学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以及他们的频繁涉足阴谋论，与此同时，许多与福音派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杰出的成就。
厄德曼斯出版社（Eerdmans.），307页。
2000 年时，还在读大四的我开始对基督教历史，尤其是美国福音派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我的一位教授道格·韦弗（Doug Weaver）鼓励我阅读乐马可和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等历史学家的著作和论文，这两位在诸多美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他们都是福音派，其作品也都与福音派有关，属于一流的学术著作。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福音派心智的丑闻》。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是塑造了我对呼召想法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按照美南浸信会传统来说，我是个标准的“小传道”（preacher boy），经常在本地教会讲道。但同时我也越来越喜欢学术方面的研究。我当时不理解这两种呼召是互不兼容的——现在的我依然不理解——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神可能会呼召有些人做学者，做老师，就像祂呼召有些人做牧师，做宣教士一样。然而，当时的我既爱学术研究，也爱传讲福音，我渴望又做教授又做牧师。
我知道自己想教基督教历史，但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大学攻读历史学研究生课程，还是去神学院深造。乐马可本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给了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议，他提醒我这两条路都可以荣耀主、服侍教会、影响传道人和历史学术界。我感觉主在带领我去神学院学习。但即使在神学院，乐马可的许多论点，比如说，用我们的心智思想去爱上帝、学术的价值以及许多福音派人士反教育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习方法。第一次读到《福音派心智的丑闻》的七年后，我成为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
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多与我同辈的研究生和教授（我今年 40 出头），他们的故事和我的很像。许多人是历史学家，但也有一些是社会学家、哲学家、英语教授，甚至神学家。乐马可的书帮助他们理解了如何协调爱上帝与爱某一学科之间的关系。教学可以是智识上的门训。学术研究可以是赞美神的一种形式。忠心的教育对茁壮发展的福音派至关重要。
如今，我在一所某宗派旗下的大学里担任首席学术官。乐马可的书，还有乔治·马斯登的《基督教学术令人发指的想法》（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1998）也影响了大学的教职员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当我在其他机构或大会上就教师发展问题发表演讲时，我发现有好多人也受到了这两本书的影响。我还经常向研究生以及从未读过这些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推荐这些作品。
我很高兴看到《福音派心智的丑闻》新版出炉。作为一名基督徒学者，我求神能用这本书继续祝福在学术界工作的基督徒。作为一名学术领袖，我求神能让这本书继续影响像我的大学这样的机构，为了神的荣耀和人类的繁荣，致力于从智识上培养更多的门徒。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从《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出版至今的几十年间，我们会看到美国福音派历史上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但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政治时刻，尤其是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当选，以及塔尼希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的第一位白人总统”身份是一种被有意炒作起来的商品。在这些政治时刻，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被卷入其中，思想文章层出不穷，最终导致最近白人福音派历史的繁荣。
过去几年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乐马可认为，“当代‘福音派思想’最好被理解为 19 世纪美国价值观与新教价值观之综合体所产生的一套思想假设，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交锋落败也进一步地塑造了这种思想。”这种框架已经使福音派思想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从根本上忽视了黑人基督徒在那个时期及以后的神学和思想贡献。玛丽·贝丝·斯韦特纳姆·马修斯（Mary Beth Swetnam Mathews）的《教义与种族：非裔美国福音派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基要主义》（Doctrine and Race: African American Evangelicals and Fundamentalism between the War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黑人福音派来找基要主义者，心想他们在神学上看法一致，政治上势必可以联合。他们以为，在福音问题上的一致意味着面对私刑和种族暴力这些不合情理的事情上，他们也会态度一致。不幸的是，当时情况并非如此，现在的情况基本也没有变化。乐马可在书中指出，这是福音派一个最巨大的损失：共和党和那些急于拉拢福音派选票的党派利用了福音派，阉割了那些实际上可以持续的、建设性的政治思想。
但更为重要的是该书的核心问题：这重要吗？世界需要福音派思想吗？坦率地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段历史证明了乐马可的诊断不对，所以世界依然需要福音派思想。
我们仍然需要恪守历史正统的基督徒来回答经济、历史和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对耶稣道成肉身、童贞女生子和肉身复活深信不疑的基督徒来告诉我们，如何建立各种政治社区来抵制种族资本主义：因为反复不断的经济剥削、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正当化是土著灭绝、种族化奴隶制、私刑、种族隔离法和大规模监禁的核心问题。
这些基督徒是否认为自己是“福音派”，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乐马可很乐意承认，福音派是各种运动、冲动和组织的松散组合。重要的是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调动所有智识资源，不仅仅是为了自卫（白人福音派经常这样做），而是为了爱邻舍，这时，我们就能最好地实现目标：在智识上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抵制那些要偷窃，杀害，毁坏的执政掌权力量。
对我来说，《福音派心智的丑闻》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或许是乐马可在序言一开始就说到的，他自称是福音派的“受伤恋人”。我没有在福音派文化中成长起来，所以我不像一些福音派（或前福音派）学者那样，在成长或教会生活中受到过创伤。但我和乐马可等人一样，对流行的福音派文化和美国文化中仍然存在的猖獗的反智主义感到沮丧。
我们福音派基督徒在面对相信什么，相信谁这些问题上，很多时候是基于立场而非专业知识，基于感觉而非事实而作决定。我们常常从福音派或共和党的媒体名人那里去寻找对文化和政治的解读，而不是从那些花了多年时间从历史性的、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传统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如乐马可）那里获得线索。此外，基督教学院和大学似乎常常不能或不愿在历史性的、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传统范围内提供一贯、可靠的带领。可悲的是，这些学校有时似乎更喜欢模仿世俗精英教育机构。我们有理由对福音派思想的现状哀鸣——就像 30 年前《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刚刚面世时一样。
但是，在向前看时，我们不仅要完全接受乐马可描述中的“受伤”一面，还要接受“爱人”的一面。我非常钦佩乐马可的一个原因是，他让我们看到何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学者。乐马可关于福音派的写作，既与读者共情，又满怀善意，这本书让许多基督徒学者（包括我）受益匪浅，而这一切直接源于他是一个基督徒，要尽好心智生活的本分。
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不太喜欢典型福音派的学者来说，改革福音派的希望并不大。向虚拟空间的敌方阵营投掷炸弹，不会带来改变，只会引来更多的炮火（这似乎代表了推特上的大部分流量，尤其是关于福音派的）。正常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倾听受伤的仇敌不感兴趣，也不应该感兴趣。不过，他们可能会听听受伤爱人的一诉衷肠。
因此，从智识层面影响普通福音派人士，必须以基督徒的忠心在场为前提。最能影响福音派心智生活的，并不一定是《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上关于福音派的发言人。最能影响福音派思想生活的这群人，他们相信心智生活的重要性，但更相信教会生活和敬拜耶稣基督。在此过程中，那些担此重任的学者可能必须适应与福音派人士相处，虽然这些福音派人士并不一定同意学者的政治观点，而且（天啊！）可能还会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关心乐马可是谁。
乐马可的《福音派心智的丑闻》一书的出版令我难忘，因为那时我刚开始教书。在从事了十几年的教牧事工之后，我读完了研究生，重新“披挂上阵”，准备从事教学工作，但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不好，工作很难找到。那年头，刚毕业的博士经常沦落到开出租车的境地。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一发行我就读了，真是本好书。它让我觉得自己从牧师转向教师的决定是对的。书中提到福音派信徒忽视认真学习，的确如此。我是在福音派的世界中信主并成长的，福音派敬虔环境的眼界并不高。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中学教师，是教会中仅有的几个上过大学的人之一。我上大学时，教会牧师（他没有读过大学）警告我说，我进入了“魔鬼的游乐场”（原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毕业之后我等了许久终于等到的第一份教职，就是在培养了那个牧师的学校里任教。是的，在敬虔主义式的福音派世界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专业知识不屑一顾的福音派民粹主义；一种无处不在的反智主义。
乐马可的《福音派心智的丑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证明了福音派内部对心智生活的忽视是一种相当新的发展——主要是 20 世纪的现象。回顾一个世纪前，有很多杰出的福音派人士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之争，让福音派的心智生活一片贫瘠，这才使得一大批福音派人士轻而易举地像我的牧师那样：把大学世界一笔勾销。
令人欣慰的是，从《福音派心智的丑闻》首次出版迄今近 30 年，福音派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如那些隶属于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理事会的学院和大学）的教研水平都有所提高。乐马可和其他许多人都进入了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在那里他们指导了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学者。这些成果可以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看到。在圣经和神学研究领域，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型博士。但我们几乎还没有涵盖所有学科！基督徒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遗传学家并不多。前福音派克里斯·史密斯（ Christian Smith）曾尖刻地评论说，我们想不起来有哪个福音派基督徒做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位置。
美国福音派中的大部分人仍在受到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自残。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倾向并非基督教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福音派心智的丑闻》需要继续出版，让新一代读者阅读，因为即使现况有了进步，本书最初指出的丑闻仍然挥之不去。
当历史学家乐马可在 1994 年写下《福音派心智的丑闻》这本“受伤爱人的书信”和“心灵的呼唤”时，他无法想象这本书会如此高明地预见到 2022 年悲惨的情形。
乐马可描述了福音派生活中一种深深的反智主义，“基督徒没有训练心智，这种失败非常严重”。这种失败也就是乐马可指的福音派缺失心智生活的丑闻，它使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变得扁平，让他们变成了“现代版的摩尼教、诺斯替派、多克提派教徒。”尽管他的描述和神学挂钩，但他其实并不是在谈论神学本身，而是在谈论跨学科的一种“特定的基督教框架内”的思考——20 年前，这种思考有一个名称：培养基督教世界观。
乐马可断言：“我们研究某种事物时，当然就是在了解它”，但是，我们更是在“了解创造了它的那一位”。因此，他坚持认为，福音派应该大胆而好奇地向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迈进。福音派基督徒广博的信仰应通过他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和为世界的做工，把他们引向惊奇、引向研究，并最终引向敬拜。
然而，福音派教徒大多缩在恐惧之中。乐马可在解释“丑闻是如何发生的”时，回顾了宗教改革、美国复兴运动到 20 世纪的历史，他认为，当时的福音派具有明显的基要主义特征。在捍卫信仰真理（他承认其中一些真理非常重要）的过程中，这些福音派人士发现，当面对现代性的思想、神学和文化挑战时，他们的“橱柜空空如也”。即使在“基要主义的智识灾难”之后，福音派也始终没有恢复过来。相反，乐马可认为，福音派陷入了还原论圣经主义和歇斯底里的末世论，给政治和科学都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自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内外多次受到评论、被指定为阅读材料，成为讨论话题。人们批评该书没有包含女性，也明显没有提到黑人福音派信徒，这些批评的确有道理。(例如，乐马可谈到了一个紧迫的问题：“美国民主对黑人来说有用吗？”他回答说：“福音派对这些问题思考的很少。”当然，黑人福音派基督徒对此思考的很多）。当我们考虑到黑人和女性福音派学者所受到的待遇时，这一疏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她们发出了“来自内部的挑战”，随后却遭到了诋毁和攻击。不过，乐马可的基本论点仍然站得住脚。事实上，对超越福音派文化和政治忠诚的福音派学者的诽谤和排斥证明了这一点。
福音派加倍奉行反智主义。而且比我们的历史先辈更糟糕的是，它不是为了敬虔的缘故，而是为了自以为义的愤怒和党派之争。我们“最糟糕的特征”仍然是我们的“方法论基石”，这使得福音派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挑战时——经济不平等、技术变革、全球化、气候变化——显得力不从心，也缺乏令人心悦诚服的公众见证。
简而言之：乐马可的这本书可靠地指出了美国福音派反智主义根源和“有害影响”的渊源。它向福音派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蔑视一个爱世界之神的美好恩赐”，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有罪的。当然，有点讽刺的是，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并没有读这本书。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ymposium: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30 Years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