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是指看他人遭遇不幸而感到高兴。互联网上有一些人喜欢嘲笑文化左派的虚伪和前后不一致，他们看到左派的智识世界被现实打碎，会很高兴。当我们的批评得到验证时，很容易感到自己高人一等，但是，在阅读和抨击意识形态对手的书籍时，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变得骄傲。
内莉·鲍尔斯（Nellie Bowles）在《革命后的早晨：来自历史错误一边的报道》（Morning After Revolution:Dispatches from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一书中记录了新进步运动自我毁灭的过激行为。有些人读这本书可能只是为了嘲笑进步人士的失败，对他们的悲伤幸灾乐祸。内莉的故事部分是回忆录，部分是揭露。这本书虽然缺乏严谨的分析，却揭示了进步世界观的裂缝，让人看到了光明。
《革命后的早晨：来自历史错误一边的报道》
内莉·鲍尔斯
在《革命后的早晨》一书中，鲍尔斯让读者近距离地看到一场政治运动是如何变成了一场疯狂的闹剧。
她以轻慢的口气讲述了自己的种种经历，从参加为期多日的“白人的有毒趋势”课程、到追随经营“废奴主义者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社会正义活动家、再到试图取悦《纽约时报》的“虚假信息沙皇”，巧妙地揭露了进步运动从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美国生活中心后的种种滑稽过分之处。
论点出版社（Thesis），272 页
鲍尔斯曾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她现在为《自由报》（The Free Press）撰稿，为巴里·韦斯（Bari Weiss）——她的同性婚姻伴侣工作。尽管鲍尔斯的身份是进步人士，但她与这家据称反意识形态的传媒公司的关联，使得这本处女作显得前卫、挑衅性十足，仿佛她是反对新进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事实上，尽管她批评新进步主义有时虚伪得显得荒谬，但她仍然坚持新进步主义的核心理念。因此，《出版商周刊》指责这本书是“无痛版反觉醒主义言论”，这并不公平。
作为一种运动，新进步主义反对的是旧形式的文化自由主义。“进步”需要一个可定义的目标，而新进步主义却缺乏这样的目标，所以新进步主义运动名称的重点应放在“新”这个词上。正如鲍尔斯所展示的那样，该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摆脱过去，即使那个过去仅仅发生在几个月前。任何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概念对于新进步主义来说，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就像“时间势利症”（chronological snobbery）的加强版。（“时间势利症”是C·S·路易斯首创的词。时间势利症患者认为：现代的思想、艺术、科学优于过去的观点，不为其他，仅仅因为它们是新的缘故。——译注）
这本书很可能会引起保守派的关注，因为它激怒了文化左派中的一些人。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然而，这本书并不是保守派的宣言。它其实连宣言都算不上。它报道了新进步主义一些明显的过激行为，新进步主义运动不能容忍内部持不同意见者，把他们排挤出来。作者就是其中的一位。
根据她的说法，鲍尔斯之所以被挤出这场运动，是因为她不愿公开攻击一位对新进步主义的最新论调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这场闹剧把她弄得筋疲力尽，十分厌倦。最后她总结道：“我无法将政治置于个人之上。我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239 页）
鲍尔斯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但仅仅是因为没有随大流，就足以让要求个人意识形态与新进步主义完全一致的运动与她划清界限。然而，她在书中自始至终都说，她并没有重新考虑过自己的任何立场；她只是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了更加温和的姿态。
对基督徒读者来说，《革命后的早晨》中的可取之处在于，鲍尔斯认识到她的世界观无法改善人类状况，尽管她的认识还处在一个比较粗浅的阶段。
鲍尔斯认为，新进步运动的“理念建立在人性本善之上，可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白人、异性恋扭曲了人之天性”（xv）。这种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卢梭式的人性论，然后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上，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立起来。
尽管这些理念带来了血腥的历史，但卢梭、马克思这些人描绘的乌托邦式希望使一些进步记者对过激行为视而不见，再说，他们也怕被踢出新进步运动的圈外。正如鲍尔斯所说，“如果运动中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够完美，好记者就知道不要去看。”（xx）
鲍尔斯描述了她的家乡旧金山的衰落，揭示了新进步主义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所有在美国出现过的进步思想都被在旧金山被试了个遍。”（189 页）然而，尽管大家不断努力，“实际情况却是，这群最聪明的头脑、带着最美好的愿望，还有大量的资金，最后却将旧金山变成了一座残酷的城市。它如此死板地追求进步，保持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就意味它必须接受——或者至少忽略——毁灭性的结果。”（192 页）
面对这样的局面，鲍尔斯诉诸“常识”（201 页）和“现实”（213 页）。读到这里，我以为她的思想会发生某种根本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她从未认识到客观真理的必要性。相反，鲍尔斯仅仅诉诸于个人感受，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算计如何追求一种未定义的“善”。
根据她的说法，住在帐篷里的这些激进分子要求废除警察。然而同时，他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保安队来执行社区规范。此外，所谓的优秀活动家经常对他们的邻居——甚至是那些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的人——大打出手，以至于“今天美国的私人保安人数是二十年前的两倍”（112 页）。这些线索明显地指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但鲍尔斯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得太远。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条路通向何方。
在这本书的结尾，鲍尔斯认识到她所目睹的“只是人类的现状……自由主义、宽容、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一起生活和工作？这才是完全不自然的”（236 页）。然而，除了感叹这场运动有朝一日会“自食其果”（234 页）之外，书的结尾与开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似乎仍然认为，新进步主义的果实尽管已经腐烂了，但只要不走得太远，思想本身还是好的。她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它取得了巨大成功”（237 页）。或者说，它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它的根基出现了裂痕。
这本书很可能会在政治上保守的圈子里获得一些支持，因为它打脸了文化左派。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左派世界观的裂缝，让福音之光可以穿透。
我们可以从鲍尔斯对这场运动的过激行为的描述里，看到她对救赎的深切渴望，以及她意识到文化罪恶可以得到宽恕。然而，新进步主义并没有带来希望，因为它误读了人类的处境。
基督教教导我们，（因为普遍恩典的缘故）人类并没有坏到极点，但（全然败坏导致）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罪的影响。这些基本真理解释了为什么新进步主义的乌托邦愿景永远不会实现。此外，它还揭示了问题之严重超出了自然手段能解决的范围，这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更好的政策和品德教育来解决问题。这些措施可以有所帮助，但人类需要彻底的革新，而这只有通过神的大能才能实现。福音提供了这种革新。基督徒对这个问题有最好的解释，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
像《革命后的早晨》这样的书很有用，它揭示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洞，这种洞只有神才能弥合。如果基督徒细心，我们就会通过读这样的书来装备自己，透过他们破碎世界观的裂缝，用恩典之光照亮黑暗，传播福音。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hine Light Through Cracks in a World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