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 4 月 20 日，经过数日的会议，一群牧师与神学家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查尔斯酒店（Charles Hotel）签署了一份宣言。会议选址意味深长，此处毗邻哈佛大学。这所学府曾是清教徒神学教育的希望灯塔，如今却成了人文主义的重镇。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剑桥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向福音派发出呼召，在一个日益实用主义的时代，回归神学根基。
除剑桥宣言外，这次会议也直接催生了一本书《这是我们的立场！认信福音派对现代改教运动的呼召》（Here We Stand! A Call from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for a Modern Reformation）。该书由二人共同主编：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James Montgomery Boice），长期担任费城第十长老教会（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以及本杰明·萨斯（Benjamin Sasse），时任认信福音派联盟（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简称ACE）执行主任，正是这一机构发起并推动了剑桥宣言。萨斯当时年仅 24 岁，如今则以美国参议员和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校长的身份广为人知。
三十年过去，世事多有变迁。但《这是我们的立场！》的增订版面世，恰恰证明剑桥宣言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这是我们的立场！认信福音派对现代改教运动的呼召》
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James Montgomery Boice）与本杰明·萨斯（Benjamin E. Sasse）共同编辑
三十年前，一批福音派领袖深感当代福音派已趋于世俗化，于是聚集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共同回应这一危机。
他们所起草的剑桥宣言写道：“因着这场危机，也因着我们对基督、对他的福音和他教会的爱，我们立志重新确认我们对宗教改革及历史性福音派核心真理的委身。”此次扩充版收录了 1996 年会议上宣读的各篇论文，并新增数章内容。
认信福音派联盟出版（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282 页
1990 年代的神学与文化论争，我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对教会增长运动了解甚少，比如华理克（Rick Warren）的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和比尔·海波斯（Bill Hybels）的柳溪教会（Willow Creek）运动。美南浸信会的保守主义复兴、福音派神学学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内部围绕开放神论的争议、保罗新观（New Perspective on Paul）在圣经学者中的兴起、以及因福音派与天主教联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声明所引发的称义之争——这些我一概不知。
然而，过去三十年间，恰恰是这些问题，剑桥宣言和认信福音派联盟一直在帮助教会面对。我为此感恩。
书名援引了路德在沃木斯会议（Diet of Worms）的名言，因此不难想见，书中各篇文章的共同重点，在于强调两方面的需要：神学上的归正，以及对抗世俗文化的要理教导。宣言开篇即定下基调：“今天的福音派教会越来越被这个时代的精神所主导，而非被基督的灵所主导。作为福音派信徒，我们呼吁自己为这一罪悔改，并重新找回历史性基督教信仰。”（9 页）
剑桥宣言只有五条核心声明，远少于路德的九十五条，但两份文件都以悔改的呼召开篇。认信福音派联盟的核心目标之一，正是重新找回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因此，宣言的五条论纲与总结改教家核心立场的“五个唯独”彼此呼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宣言的签署者并非要福音派另起炉灶，而是呼吁回归，回归那种“在行为与期望上与世俗文化明显不同的”（15 页）基督徒生命样式。宣言及本书的语言对福音派现状提出了尖锐批评，但始终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表达，目的是要呼唤整个福音派运动回到它的教义根基和宣教使命上。
大卫·威尔斯（David Wells）显然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价值中立的世界。他观察到：“道德异象的失落正在瓦解文化”，与此同时，“对法律的日益倚赖”成了“约束一个正在崩裂的社会”的主要手段（35 页）。威尔斯的许多见解，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另一篇剑桥宣言——即他 1978 年在哈佛发表的演说“分崩离析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中所揭示的忧虑如出一辙。世界越是变化，本质越是不变。
书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某些当代福音派关键词的缺席。“道德疗愈式自然神论”（Moral Therapeutic Deism）这个词直到 2005 年才进入我们的词汇，那一年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与梅莉娜·伦德奎斯特·登顿（Melina Lundquist Denton）合著的《寻找灵魂》（Soul Searching）出版。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要等到 2007 年，才将“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与“缓冲自我”（buffered self）这两个概念介绍给福音派读者。
尽管如此，本书的核心关切与当今福音派的持续争论一脉相承，正如博伊斯所言：“疗愈式世界观已取代罪与悔改等经典范畴；许多领袖也将福音与特定的政治哲学、关于人的心理学观点，以及社会学理论混为一谈，而这些都是现代偶像。”（5 页）
时隔三十年重读这样一部文化评论，最大的益处在于，我们得以反思什么已经改变，什么依然如故。具体的文化议题已然更迭，但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的呼召却有其超越时代的力量。他呼吁我们“分辨属天之事与属地之事”（108 页），“挑战泛滥的个人主义和流行灵性运动中的狂热主张，重新确立圣经的充足性”（109 页）。专注于基督教核心教义而非当代政治争论的立场，在当今仿佛格外显眼，犹如严冬腊月中，一棵云杉兀立于一片枫树之间。
虽然 1996 年的许多忧虑在 2026 年依然存在，但看到剑桥宣言结出了如此丰硕的果实，仍然令人备受鼓舞。认信福音派联盟将“一百多位来自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教领袖……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时代和所处的地方，共同为真理发声”（247 页），成为推动福音派部分群体走向健康的催化剂。
那次 1996 年的会议，聚集了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唐·卡森（Don Carson）、阿利斯泰尔·贝格（Alistair Begg）、辛克莱·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R. C. 史罗尔（R. C. Sproul）、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金·维特（Gene Veith）、罗斯玛丽·詹森（Rosemary Jensen）和里根·邓肯（Ligon Duncan）等人。他们在此建立的友谊，催生了共同致力福音（T4G）等大会，也孕育了一个异象——通过九标志、Sola Media、福音联盟等机构，从神学上装备地方教会。霍顿在新版后记中写道：“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将自己的使命与教会的使命混为一谈。”（249 页）
博伊斯于 2000 年因癌症辞世；萨斯如今也在与同样的病魔抗争。然而他们共同编辑的这本书，绝非一件尘封的时代纪念物。它提醒我们：当福音派教会对教义的热情胜过对增长数字的迷恋时，才是最健康的。
这本书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许多原始签署者相继退休之际，谁将引领下一代福音派的神学更新运动？在快速演变的媒体生态中，这一更新将以何种形式展开？
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立场！》的增订版最深刻的提醒是：时代或许变迁，但福音的真理永不改变。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en Evangelicals Forget Their 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