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有机会与一群基督徒家长对话，他们对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感到担忧。他们渴望回到一个没有所谓“文化基督徒“的时代，这样不受世俗影响的“真正基督徒”能够以反文化的方式活出信仰。
许多家长似乎认为基督教受文化影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而且今天基督徒面临的挑战与教会历史上的任何挑战都不同。但是事实上，一直以来，基督徒受文化的影响似乎比受信仰的影响更大。
《早期教会中的文化基督徒：希腊罗马世界基督徒的历史与实践入门》（Cultural Christians in the Early Church: A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中文名暂译）旨在揭开一些关于教会历史的神话。作者纳迪娅·威廉姆斯（Nadya Williams）指出，教会最开始的头五百年，当时的基督徒与今天的信徒一样，也很容易屈服于文化的试探。他们面临着许多与我们今天相同的文化压力。
美国亚马逊网站对本书的介绍如下：
早期教会中的文化基督徒：对希腊罗马世界基督徒的历史和实践介绍
纳迪娅·威廉姆斯 著
今天的基督徒常常认为“文化基督教”是一个现代概念，而且最有可能出现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美国的“圣经地带”（Bible Belt）。本书所讲述的故事驳斥了这两种假设。作者认为，在早期教会时代，文化基督徒是常态，而不是例外。本书以不同类别的罪为组织原则，探讨了在罗马帝国的希腊罗马文化环境下，最早接受基督教的人在忠心生活时所面临的文化挑战。
宗德万学术出版社（Zondervan Academic） ，256 页。
希腊罗马文化历史学家威廉姆斯认为，文化基督徒“自认为是基督徒，但他们的外在行为以及（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内在思想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受周围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受基督教信仰和耶稣教导的影响”（xiv）。
在古代世界，文化基督徒与我们一样，在许多领域里都有挣扎。正如新约圣经所明确指出的，基督徒很难做到忠心。早期基督徒将财富、食物、外表、性关系和爱国主义作为偶像，而同时又声称自己是基督的追随者。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文化基督徒，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当作是伪君子，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信靠基督。有些自诩为基督徒的人被文化所迷惑，其实他们并不是信徒（约壹 2:15），但威廉姆斯并不看重这些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在书中，她把那些挣扎于文化中普遍的罪里的人称为“信徒”和“基督徒”。她认为，他们屈服于文化压力，这不关乎得救，而关乎成圣。他们之所以挣扎，是因为追随周围的文化比以反文化的方式活出自己的信仰要容易得多。
但威廉姆斯也承认，对于那些渴望跟随文化潮流胜过渴望跟随基督的人来说，他们的信仰其实非常危险。一些曾经声称跟随基督的人会因为不想放弃文化而抛弃基督。正如威廉姆斯所承认的，“事实证明， 有时，来自文化的试探......比福音的反文化群体更有吸引力”（63 页）。所有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都是，治死跟随文化的罪，转而追随基督。
威廉姆斯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新约圣经提供历史背景。她十分熟悉古罗马文化，她提供的背景信息让整本书大放异彩，这些背景信息照亮了基督教历史，对牧师和教师会很有用。
例如，威廉姆斯在讲述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故事时，让我们了解了古代犹太人和罗马人在处理财产方面的习俗。《使徒行传》第 5 章中记录的这对悲惨夫妇的行为反映了罗马人的“公益捐助”（euergetism）文化。这种制度包含着行善以期望捐赠者得到荣耀的想法。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并不是特别邪恶；他们只是被文化所束缚。虽然上帝最终让他们为自己文化上的罪负责，但有了这个背景，他们的故事就另有一番味道。
教会历史上的其他故事，配上相应的背景介绍，也焕发出新的光彩。威廉姆斯认为，三世纪的两位殉教者佩尔佩图阿（Perpetua）和费利西提（Felicity），她们的殉道说明了基督教的反文化一面。在教会中，姊妹们除了能生儿育女之外，还被赋予了其他价值。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两位姊妹的故事显示了她们属灵上的成就，受到教会领袖的赞美。所有姊妹，无论单身还是已婚，都是神家宝贵的一份子。这与罗马社会歧视女性的态度截然不同。
不过，威廉姆斯表明，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教会很难保证观点的应用始终如一。威廉姆斯提醒我们：“然而，不变的是教会的呼召是要服事所有基督徒。这种服事包括用上帝的眼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每个基督徒的价值。”（103 页）
威廉姆斯清楚地表明了她的目标：从早期基督徒的错误到 “当今教会中受文化影响而犯下同样的罪”之间有一贯的连续（xxvii）。每一章都以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要求之间的相似处收尾。然而，她举的许多例子都表明了她的文化或政治偏好。威廉姆斯在货币和监管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的做法，虽然没有明确的妥协。她的一些当代应用偏离了她作为一位历史学术研究者的身份。
例如，基督徒应在经济上慷慨解囊，威廉姆斯将这与肯定美国征收更高的边际税率联系起来。她认为，我们应将国家管理的社会项目视为“准教会事工的一种”（20页）。虽然非紧急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但她说，那些反对这种援助的人 “就像异教的罗马人”（20 页）。同样，仅仅因为基督教保守派反对政府某些有争议的社会项目政策，她就认为他们跟随了自己的派系文化（103 页）。
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让人无法与之开展争论，她常常直接从圣经原则跳到首选政策，而不考虑有多种方法可以体现圣经原则。圣经教导我们关心穷人，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旨在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政府计划都敲上了“圣经许可”的图章。我们要关心穷人， 但我们也要考虑这些政策的后续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可能造成新的、不良的社会后果。
虽然我不同意威廉姆斯的某些选择，但她列举的例子让我暂停片刻，审视自己的负面反应。更多时候，我和她的分歧来自我的文化或政治偏好，而不是更深层次的神学理念冲突。威廉姆斯的书表明，我们都倾向于从特定的文化视角来看待当代问题，而这种视角并不总是符合圣经的。
《早期教会中的文化基督徒》为早期教会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背景。我们无法回到某个时代的教会，在那里找到完美无缺的符合圣经的教会。威廉姆斯说得很对，“那种认为过去的教会全然圣洁、无可指摘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神话”（200 页）。相反，所有基督徒，不管他们的文化偏好如何，都应该期待即将到来的上帝之城。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ulture Influences Every Christ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