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这不仅因为他们每一位都在历史上很重要，而且每一位都在塑造罗马天主教这一全球宗教上发挥着基础作用。但是，如果有一位教宗今天还被称作“有史以来坐在圣彼得位分上的最伟大神学家”（1:xi），以及“自马丁·路德以来对天主教会产生最大影响的德国人”（2:194），那听起来是一种危险的论调——至少那些神学上敏感的新教基督徒读者会这样想。
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的文集（Opera Omnia）共有16卷，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几乎涵盖了神学和教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着学术上的严谨性和教牧上的深度。如果不了解本笃十六世的为人和工作，就无法认真对待当今的罗马天主教。
彼得·西瓦尔德（Peter Seewald）所著的这本传记《本笃十六世的一生》（Benedict XVI: A Life）是一部上下两卷共1000多页但又引人入胜的作品，帮助读者了解本笃十六世（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的性情。这与其说是一部神学家传记，不如说是对一个害羞、内向的人进行了翔实的生活报道——他有“近乎少女般的温柔”（2:55），他童年的泰迪熊放在卧室里（2:105），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他一直以来处于各种事件的中心。
美国亚马逊网站这样介绍这本书：
《本笃十六世的一生》
彼得·西瓦尔德（PETER SEEWALD）
《本笃十六世的一生》第一卷深入介绍了他年轻时的生活和在教会中的成长，他后来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眼中的英雄和“避雷针”。根据在罗马对本笃十六世本人进行的无数次采访，这本备受期待的两卷本传记是对这位约瑟夫·拉辛格的生活和对教宗本笃十六世精神及属灵遗产的权威记录。
第一卷讲述了这位后来成为教宗的年轻人的早期生活，从他在德国的成长经历和二战期间被征入希特勒青年团，到他作为学术神学家和最终的慕尼黑大主教的职业生涯。第二卷涵盖了他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带领下移居罗马，登上教宗宝座，充满争议的退休，以及在新教宗方济各任下发表的特别声明。
建议将本书与本笃十六世的回忆录《最后的嘱咐》（Last Testament）一同阅读。本书是迄今为止对这位激进的天主教领袖生活的最全面描述，他在梵蒂冈花园里隐居退休后仍在不断制造新闻。
BLOOMSBURY出版，512页。
西瓦尔德已经出版了对时任红衣主教拉辛格进行的长篇访谈（《地球之盐：千禧年末的教会》，Salt of the Earth: The Church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1997年），以及在他担任教宗后的访谈（《用他自己的话解释“最后的嘱咐”》，Last Testament in His Own Words，2016年）。因此，作者与传主有一个持续参与和熟悉、彼此尊重的关系，这本两卷本传记是进一步广泛研究的结果：与100名当代见证人交谈，并对拉辛格进行进一步采访。西瓦尔德试图保持“批判的距离”（1:x），同时又避免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
教宗本笃十六世生于1927年，是20世纪罗马天主教神学界杰出人物之一。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履历包括：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神学专家（1962-65年），在慕尼黑、波恩、明斯特和雷根斯堡分别担任神学教授（1957-77年），慕尼黑大主教（1977-81年）和红衣主教，然后是信仰教义委员会主任（1981-2005年），教宗（2005-13年）。在有些令人唏嘘的退位后，他从2013年开始担任名誉教宗。本尼迪克特是500年来的第一位德国人教宗。
这本传记特别受欢迎，因为它描述了本笃十六世在位时最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退位前的那些年。性虐待、梵蒂冈银行财务丑闻和泄密事件（Vatileaks）的悲剧性结果都削弱了教宗的领导力，导致这位非常传统的教宗做出了一个非常不传统的决定。
拉辛格从孩提时代起就考虑过要为罗马天主教会奉献一生。1931年，当慕尼黑大主教福尔哈伯红衣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参观他所在的幼儿园时，4岁的约瑟夫就说“我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红衣主教”（1:25）。1934年，他给基督童心修会（Christ Child Society）的第一封信（拉辛格写的第一封书信）就是要求修会寄给他一串念珠、一件绿色弥撒服和一颗耶稣之心徽章（1:31）。这个小男孩在当时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他的家庭生活以虔诚的天主教念珠、忏悔和念经为标志。小时候，约瑟夫和他的哥哥格奥尔格（Georg）经常扮演神父举行教堂仪式。起初的儿童游戏变成了他的生活：他后来举行了超过25000次弥撒（1:250）。
正如拉辛格所回忆的，他对信仰的第一次体验是通过“礼仪之美”（1:55）。这一主题将成为他神学的核心，是“理性和美学的混合体”（1:313）。事实上，当他还是年轻神学家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罗马诺·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的《礼仪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iturgy）。影响他的另一本开创性读物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拉辛格认为奥古斯丁是“同时代的人，他对我说话”（1:191），也是他强烈认同的教父。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子民的教会论成为拉辛格第一部学术著作的主题。
在他的神学院时期，拉辛格受到戈特弗里德·桑根（Gottfried Sönghen）的影响，后者强调天主教的整全性，认为天主教“包罗万象，对所有具有逻辑的存在物都能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1:212）。根据这一观点，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为中保的以色列信仰和希腊精神的综合”（1:269）；这一点在他2006年的雷根斯堡演讲（Regensburg Speech，2:328-344）中得到了强调，当时他批评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原则就是要使基督教“去希腊化”。
拉辛格从他的教授那里学到了新的神学方法，这包括了礼仪运动、把对传统（包括圣经）的历史批判学研究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哲学与神学交汇的“新神学”（Nouvelle Théologie）理念的同情，教会间合作运动，以及在神学研究上能够明确表述的热情（1:215）。简而言之，这就是他未来投入事奉后“现代但不是现代主义”（"modern but not modernistic"，1:321）的神学视野。
另一个对他的早期研究产生影响的是亨利·德·卢巴克（Henri de Lubac）所著的《天主教》（Catholicism ）一书，该书论述教会如何“作为基督的化身延伸到历史中”（1:235），并试图恢复教会的权力和活力。后来，拉辛格将这本书定义为塑造他的“关键读物”（1:233）。响应奥古斯丁的“整全基督”和德·卢巴克对教会作为基督化身延伸进入历史的坚持，拉辛格在他的第二次试用期讲道中用了这个题目：“作为基督徒意味着成为基督自己的一部分，是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延续”（1:241）。
他的教会论进一步把坚持教会圣事的本质和基督奥秘的身体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与和他同时代的汉斯·昆（Hans Küng）相反，后者把教会看成是“议会-议事”（"council–concilium"），而对拉辛格来说，教会是“圣餐团体-相交”（"Eucharistic community–communio"，1:417）。
拉辛格的任教资格研究涉及到圣文德（St. Bonaventura）的历史神学。通过研究这位中世纪方济各会的神秘主义者，拉辛格坚定了他的信念，即“神不仅在圣经中赐下启示，而且也在传统、教父和众圣徒的感动以及活生生的信仰生活中赐下启示”（1:280）。由于他认为“启示总是超越其在圣经中固化的表达”，也由于“圣经、传统和教会的宣讲之间有着相互联系”，拉辛格一直关注 “圣经主义的危险”（1:390），这就是他批评新教的一种方式。作为一个观察者，西瓦尔德提到了拉辛格在陪伴众多新教知识分子接受罗马天主教的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例如，2:51；2:170）。
作为梵二会议的“救火队员”之一，拉辛格在起草梵二公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后来证明对会议很关键的领域——如圣经、教父学、传统、上帝的子民和启示——都是拉辛格的特殊课题”（1:387）。此后，他越来越关注解释梵二会议时出现的世俗化和抗议化趋势。1968年前后的革命动荡，甚至在罗马天主教的大学里，这些趋势都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性别革命震惊了他，使他经历了一种“创伤”（2:30），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神学（“只有细微的差别和扩展 ”，2:42），但肯定增加了他对罗马和整个社会“进步”趋势的批评态度，使他悲观，有时感到绝望（2:69）。
我们可以把他对梵二会议的解释概括为“改革的解释学”，或者用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公式：“Vetera novis augere et perficere：用新的补充和完善旧的”（2:77）。因此，在评估拉辛格的罗马天主教神学时，仅仅注重传统和进步之间的对比是危险的，这种思路认定了两者在他的作品中是相互破坏和冲突的趋势。在他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重点和关注点，但如果我们认为他从激进的神学家转变了正统的僵硬体制监督者，这样的叙事就过于天真了，西瓦尔德的传记也见证了这一点。一家德国报纸发表于1982年的一篇文章说得好：“他不适合任何陈词滥调，无论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约瑟夫·拉辛格仅仅是一个天主教徒，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灵魂上都是如此”（2:159-160）。
拉辛格的神学是罗马天主教“大公性”的缩影。例如，他的神学总是根据权威的教廷和圣事视角解读圣经。他将尼西亚基督论与罗马天主教会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延续这一观点交织在一起。他认信《使徒信经》，也认信天特会议的反新教决议、法规和最近关于马利亚的教义。他总是把基督的十字架与圣餐代表再次献祭的观念联系起来，他总是将圣灵与教会的阶层架构联系起来。拉辛格版本的普世教会运动就是指其他基督教宗派都有缺陷，而罗马教会是唯一的“大公”教会。他在追求教会的宣教使命时，也注意到能够服务全世界的天主教慈善项目。他将教会的教会观与教会的政治角色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拉辛格是一个复兴的天主教神学范围里的现代保守派。
自1972年以来，拉辛格一直与神学杂志《团契》（Communio）保持联系（2:79），该杂志的座右铭很好地概括了他的神学观点：“一个通过回归真实传统的源头进行更新的计划”。换句话说，本笃十六世所体现的罗马天主教革新从未割断其传统的根源。本笃十六世从来没有承诺只讲经文或只关注基督，它实际上加强了罗马天主教的根基，而不是在天主教注入宗教改革的主张。这是对罗马天主教信仰“从其最深的核心”（2:120）或“从内部”（2:164）的革新，而不是仅仅通过圣经进行的革新，这就是这位学者兼教宗（现在是名誉教宗）神学理念的要旨。
卡尔·楚曼在《本笃十六世的神学：新教视角》（The Theology of Benedict XVI: A Protestant Appreciation）一书中恰如其分地指出：
罗马天主教并不是简单地带有一套不同教义的新教。它是一种关于基督教的不同思维方式，一种以与新教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圣经、传统和教会论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153)
本笃十六世体现了这样一种“不同思维方式”。新教读者可能会发现天主教在使用圣经和神学语言上和我们相似，但天主教对福音的总体描述就其根本而言“与新教格格不入”。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位名誉教宗的哲学思想和他对20世纪罗马天主教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他的传记是一个吸引人的切入点，可以让我们了解天主教这个拥有全球十三亿信徒的宗教传统。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newing Rome from Within: A Biography of Benedict X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