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的可靠性问题主要涉及旧约所记述历史人物、事实和事件的准确程度，以及写作过程对其所涉及人物和过程的记述是否准确。
许多人怀疑旧约历史的可靠性，但新约支持旧约，而且有大量外部的古近东历史和考古证据支持旧约。这些有的是具体历史细节的直接证据，但即便没有这些证据，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记载是可信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旧约对其创作历史的描述：谁写的、何时写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新约的经文肯定了旧约作为神圣启示对于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仍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例如，使徒保罗写道（提后 3:15b-17）：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可以把旧约和新约都纳入这段总结中，但这段经文的重点必须放在旧约上，因为提摩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新约还不存在。然而，由于保罗是在他生命和事工即将结束的时候写下这段经文的，尽管那时新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有了，但旧约对他和教会的重要性并未丧失。
同样，彼得写道：“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1），指的就是旧约（见彼后 2:1）。显然根据这些（及相关）经文，旧约圣经在指导基督徒与主同行方面是可靠的。我们也可以对比旧约本身的经文，获得类似的确认（如约 1:8；诗 1:1-2）。
我们说的旧约“可靠性”是什么意思？它有多“可靠”？例如，旧约的历史性（即历史可靠性）如何？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历史事件是否发生在真实的时空中？如果是，它们是否以旧约描述的方式发生？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使徒们一直教导或假定旧约的历史是可靠的。这包括从上帝创造世界到始祖、到摩西、到征服和占领迦南地、到君王和先知时期、到巴比伦流亡和复国以及其一路走来的历史（见太 1:1-17，19:3-9；约 8:39-47；徒 7；罗 5:12-21；来 11；彼后 2:4-10）。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利用所有这些故事来教导教会历史——“祂的故事”（His-story），以及这个故事对基督徒生活的神学意义。
关于旧约历史可靠性的不同观点
对一些旧约读者来说，上面引用的新约参照（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参照）就已经解决了旧约历史可靠性的问题。但对另一些读者来说则不然。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事实上历史可靠性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旧约的历史主张与信仰和实践问题无关。[1]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这些经文中，耶稣和新约的其他作者只是为了提出某些神学主张而迁就了当时人们的认知。[2] 还有一些人认为，要接受旧约中的任何内容为历史，都需要外部历史资料的证实（详见下文）。
当然，这不是新约的表述，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历史问题对信仰的确很重要。[3] 虽然旧约历史是经过神学解释的历史，但它仍然是历史。所有古代史的写作都有其目的，无论其目的是关于政治、经济、神学还是其他方面。[4] 事实上，“客观”的历史写作这个概念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只是个幻觉。干巴巴地罗列历史事件根本不是在写历史，那只是历史写作的基础数据。选择或排除某些历史资料，再决定以何种方式阐明哪些资料是重要的，这就形成了历史写作。
旧约历史可靠性的外部支持
一方面，旧约中作为历史记载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直接的外部资料来证实。这并不奇怪。例如，我们不应该期望在古近东的文字或考古记录中找到亚伯拉罕这个人。我们只能说明，放在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下，圣经对亚伯拉罕及其生活方式的描述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们在旧约中发现的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通过考古和文本得到了证实。当然，我们无法在这篇短文中讨论所有细节，但例如，古埃及文献证实了旧约中所描述的以色列和犹大国王的顺序和年代。[5]
旧约告诉我们，上帝确实把古代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带领他们来到西奈半岛，在那里与他们立约，然后带领他们征服并占领了祂应许给他们的土地。这些历史和其他类似的历史事实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6] 如上所述，有些人认为重要的是神学上的解释，而不是上帝行为本身这类历史事实。这实质上是认为上帝只说话却不作为，或至少祂所解释的那些作为本身都不重要。是的，旧约的确从神学角度解释历史，但它以神学为导向编排历史的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降低其所记载历史的准确性。我们没有历史或考古数据来证明每一点，但就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缺乏证据并不代表不存在。
对旧约历史可靠性的错误怀疑
有时，学者们的怀疑是不假思索的。例如，法老麦伦普塔赫（Pharaoh Merneptah）的胜利石碑（约公元前 1209 年，可能是士师底波拉的时代）提供了外部可验证的证据，证明在他的时代，巴勒斯坦山地确实有一个名为“以色列”的民族。[7] 这一小块证据证实了历史，虽然它有具体而重要的意义，但仍有一些学者否认它、忽视它或以某种方式重新解释它，因为它违反了他们对以色列早就存在的怀疑。
20 世纪 90 年代，这类学者中的一个群体崭露头角。这些历史“极简主义者”认为旧约是波斯晚期和希腊化早期（约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前 250 年），为了支持当时的以色列领袖而虚构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真正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这些学术言论引发了他们与那些致力于探究旧约历史真实性的学者之间“激愤”的辩论，有时甚至带来人身攻击。[8] 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巴尔卡伊（Gabriel Barkai）在近二十年前本文作者也参加过的一次会议上巧妙地指出：“极简主义比这还少。”他的意思是，极简主义学术流派甚至拒绝接受现今已有资料已证实了的那部分旧约历史。
在本文作者看来，极简主义流派是一个极端立场，它将把自己带到穷途末路之境。它无法抵挡不断积累的反对数据。与此同时，我们中间那些认真对待旧约历史可靠性的人需要关注的是不断寻找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评估。在这些问题上，重要的是要区分我们所相信的事实与我们所能证明的事实。我们需要继续诚实地做好历史研究工作。有些工作会证明旧约在历史上的可靠性，有些工作则不会提供我们所期望得到的视角。我们不必在证据上强求。某些情况是我们以前误解了旧约中有关事件或人物的意思，因为我们不了解古代以色列人在古近东背景下撰写历史的惯例。圣经是受到默示的，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并没有获得圣灵的启示。
旧约与整本圣经一样，有三个主要方面：文学、历史和神学。它提到了一些事件，并声称这些事发生在历史的时空中。此外，它还从神学角度叙述了这段历史，并声称这在历史和神学上都是可靠的（见上文的讨论）。关于旧约可靠性的另一系列争论围绕其文学创作问题展开。旧约的作者是谁，他们是如何写作的？旧约为我们提供的关于其创作的信息有多可靠？是的，旧约的作者也是神，但祂通过人类来启示自己，写下了圣经：“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1）
旧约圣经写作的历史批判法
旧约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跟在旧约历史可靠性问题上的分歧一样大。在非保守派学者中，方法论的多元形式比比皆是：在来源、形式、传统、编辑、正典和现代文学批评等方面，它们有时相互竞争，但有些学者将它们结合起来使用，以说明圣经是如何创作的。这些方法的某些特点对圣经学者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保守派学者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这些历史批判方法的累积效应，这些方法是在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约公元 1670 年）和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约公元 1678 年）的影响下产生的。在所谓的“启蒙运动”时期（约 1680-1799 年），这个观点通过约翰·戴维·米凯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17-1791 年）等人的努力进入了学术界。这些努力最终导致尤利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于 19 世纪 70 年代在其《以色列史绪论》中提出了“来源批判说”（即所谓的“底本说”，JEDP 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在讨论中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以“新来源批判说”的形式出现。自 20 世纪初赫尔曼·贡克尔（Hermann Gunkel）以来，今天还有一些人采取了更为偏重圣经编辑上的批判方法，将形式、传统和编辑批判结合起来。[9]
当然，在这篇短文中，我们无法对自斯宾诺莎至今的这些历史批判发展进行详细介绍和从保守主义角度提出全面批判。[10] 随着非保守派学者推进他们的各种议程，保守派的反击也越来越多。讨论自然从“摩西五经”开始，保守派大多坚持摩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非保守派则认为“摩西五经”是“马赛克”式拼凑出来的文学作品，由不同的作家和编辑者历经数百年创作而成。许多人甚至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摩西这样一个人。
旧约创作的内部数据
“摩西五经”本身告诉我们，摩西本人至少写下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例如，见出 24:4，34:27；民 33:2；申 31:9）。旧约中的其他经文也将“摩西五经”的作者归于摩西（见拉 7:6，“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新约也支持这一点（见路 24:44）。遗憾的是，有些人把问题扯得太远了。“摩西五经”也表明其中有摩西之后时代的内容。例如，《申命记》34:1-8 记述了摩西之死，第 10 节告诉我们“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显然是从后来的历史角度写的。《创世记》14:14 提到“但”，当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但，是在士师时代才有了这个名字（犹 18:29；也可参看后人写作的角度，如创 31:31；申 2:12 等）。
同样，这也不足为奇，只要记住文士们每次抄写现今构成我们所知旧约众多书卷中某卷书的一个新抄本时，都必须手工重新抄写整本书卷。他们是认真的抄写者，但由于旧约是在 1000 年的时间（约公元前 14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里汇集而成的，他们很可能会自然地对其进行更新，以便让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无论如何，旧约中的许多书卷（即我们所说的“书”）并未署名于任何特定的作者（如《约书亚记》到《历代志》），尽管旧约经常提到用于编写历史的资料来源（如书 10:13 中的《雅煞珥书》等）。
关于旧约在历史和构成上的可靠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11] 上帝并没有一下子就把旧约从天上完整地扔下来。祂将旧约启示给历史上的人类作者，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经验写下了旧约。从旧约文本本身就可以看出，其中一些内容是祂直接启示给作者的，而另一些内容则是祂引导他们利用口头或书面资料写成的。与其他古代文本一样，我们也应考虑文本批判，但这里没有篇幅讨论这个问题。[12] 是的，旧约是可靠的，但它只告诉了我们这么多关于它所叙述的历史、不同作者创作它的方法，以及它是如何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忠心地为祂而活时，就把其余的交给上帝吧。（申 29:29）
[1] 参Helmuth Pehlk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SWJT 56 (2013): 69 referring to the view of Hartmut Gese, which he summarizes as “. . . wrong facts could still allow true interpretation.”
[2] 对这种神迁就人类作者的认识，约翰·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回复，请参考“Forward,” in Do Historical Matters Matter for Faith: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rn and Post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ed. James K. Hoffmeier and Dennis R. Magary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3] James K. Hoffmeier and Dennis R. Magary, eds., Do Historical Matters Matter for Faith: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rn and Post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的论文为此观点提供了辩护。
[4] Richard E. Averbeck, “The Sumerian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enesis 1-11,” in Faith, Tradition, and History: Old Testament Historiography in its Near Eastern Context, ed. A. R. Millard, J. K. Hoffmeier, and D. W. Baker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4), 79-102.
[5] 有关这方面的全面论述，请参阅K. A. Kitchen,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3). For kings as mentioned here, see the list in Pehlk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84.
[6] 参见Craig G. Bartholomew, The God Who Acts in History: The Significance of Sinai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20)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7] 更多详情见Pehlke,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77。另关于这一点的评论，请见：Richard E. Averbeck, “The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in the West Semit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Write That They May Read: Studies in Literacy and Textual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the Hebrew Scriptures,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Alan R. Millard, Bulletin of Biblical Research, Supplements, ed. Daniel I. Block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forthcoming 2020).
[8] 参见Kenneth Kitchen in Ronald Hendel, William W. Hallo, and Kenneth A. Kitchen, “The Kitchen Debate,” BAR 31:4 (July/August 2005): 48-52, 他实际上使用了“愤懑”（exasperation）一词。他对极简主义的强烈反应尤其体现在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449-472 页，他在这里直接点名并强烈抨击极简主义。
[9] 参见Richard E. Averbeck, “Reading the Torah in a Better Way: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ext, Genre, and Compositional History,” in Paradigm Change in Pentateuchal Research,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Altorientalische und Biblische Rechtsgeschichte 22, ed. Matthias Armgardt, Benjamin Kilchör, and Markus Zehnd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21-27. See also Michael C. Legaspi, The Death of Scripture in the Rise of Biblical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最近对这些方法的总结和批评。
[10] 参见从保守派学者的角度进行的重要讨论，如 Joshua A. Berman, Inconsistency in the Torah: Ancient Literary Convention and the Limits of Source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17)。另见Matthias Armgardt, Benjamin Kilchör, and Markus Zehnder, eds., Paradigm Change in Pentateuchal Research,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Altorientalische und Biblische Rechtsgeschichte 2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11] 关于后者，Richard E. Averbeck, “Pentateuchal Criticism and the Priestly Torah,” in Do Historical Matters Matter for Faith: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rn and Post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ed. James K. Hoffmeier and Dennis R. Magary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156-58 以及其中引用的其他文献。
[12]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Ellis R. Brotzman and Eric J. Tully, 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6).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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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