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书卷的可靠性取决于其历史性、真实性、准确性、流传过程和超自然性。
新约文献的可靠性面临几个挑战。首先，“对观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这些记载更像是虚构作品？第二，《约翰福音》是否与“对观福音”中的耶稣相矛盾？第三，《使徒行传》中记录的早期教会历史就历史事实而言是否准确并且前后一致？第四，新约书信是由据称是其作者的人所写的吗？第五，是否还有其他著作应加入新约正典？第六，我们如何确定原始经卷得到了忠心地抄写并传递给了我们？最后，我们是否能够相信那些记录了超自然事件的（如耶稣复活）书卷是可靠的？
今天，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由一封封基督徒书信汇集而成的新约圣经，其教导的内容几乎不可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支持这些经文可靠性的已有证据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当然，历史研究永远无法证实或反驳神学主张（如耶稣为人类的罪而死），但没有历史事实（如耶稣的生与死），神学就失去了根基。
“对观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包含了学者们在“寻找历史上的耶稣”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它们很可能是公元 30 年耶稣去世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写成的，当时耶稣传道时的目击者还活着，因此作者要么是耶稣的亲密同伴，要么是这些同伴的亲密伙伴。《路加福音》1:1-4 显示了一个谨慎的、历史性的创作过程，“对观福音”的整体体裁最接近古代传记，而不是小说或虚构作品。第一世纪犹太和罗马世界的口述文化培养了人们精湛的记忆技巧，使得那些希望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准确传递信息的人虽然跨越很长的时间限度仍然能够精确地传递信息，这令我们当代人望尘莫及。对观福音书之间的差异符合口述故事者在叙述这些信息时的灵活性，也与每位作者想要突出的神学特征和重点相吻合。福音书中平行记载之间明显的矛盾之处通常可以用当时书写历史的惯例来解释。在一个没有引号、也不需要引号的世界里，用自己的话表达他人的意图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有时，福音书作者各自摘录了更大整体中的不同部分；有时，他们使用的精确度不同；他们经常既按主题又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
在基督教时代的起初几个世纪，至少有十几个圣经之外的非基督教（犹太、希腊和罗马）参考文献（约瑟夫斯[Josephus]、祂勒[Thallus]、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塔西佗[Tacitus]、普林尼[Pliny]、马拉·巴·谢拉皮翁[Mara ben Serapion]、陆西安[Lucian]和几部《塔木德》[Talmudic]小册子）证实了对观福音的主要轮廓：耶稣非婚生，祂与施洗约翰的传道有交集，祂弟弟雅各的存在，祂聚集门徒，其中包括五名有名有姓的门徒，祂在解释律法时与犹太领袖发生了冲突，祂行“神迹”，祂被视为“将以色列人引入歧途的术士”。我们知道祂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这是在公元 26-36 年之间），祂的追随者相信祂是弥赛亚，相信祂已经复活，而祂的死并没有给这个信仰带来终结。相反，祂的追随者们很快就开始聚在一起，“向祂唱赞美诗，仿佛祂是神。”
《约翰福音》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对观福音书中的内容不同，但这并不矛盾。《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很可能知道、使用并补充了《马可福音》，而《约翰福音》与“对观福音”之间似乎没有任何文学关系。第四卷福音书很可能是在一代人之后（公元 90 年而不是 60 年），由耶稣最亲密的一位追随者用他自己的习惯用语写成，他一生都在宣讲耶稣，他选择了以前没有用文字强调过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以弗所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群体，他们正与双重挑战抗争：一方面犹太会堂越来越多地驱逐所有承认自己崇拜耶稣的成员；另一方面希腊化的折中“基督教”运动——诺斯底主义——正在入侵，它否认耶稣的肉身。例如，只有通过《约翰福音》我们才能了解到耶稣大约三年的传道生涯，因为其中描述了祂在节期前往耶路撒冷的几次旅行，并且可以追溯日期。但约翰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构耶稣的生平年表，而是出于他的神学信念，即耶稣在这些场合的教导表明：祂成就了犹太各节期的真正意义。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生平年表是偶然出现的；因此，这些细节不可能是编造的，而更可能是准确的。《约翰福音》中提到的地理名词和地形也比较多，考古发现也不断印证了它们（如毕士大池和西罗亚池、雅各井、所罗门门廊、铺石地、伯大尼等）。虽然约翰所记录的耶稣教导风格与对观福音书截然不同，但是相同的内容也偶尔出现在对观福音书中（最明显的莫过于《马太福音》 11:27，《路加福音》10:22），四卷福音书的每一页都有概念上的相似之处。
新约中《使徒行传》的体裁和内容都独具一格。这是一部神学丰富、写作技巧精湛的历史著作。《使徒行传》有选择地记述了第一代教会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其中已证实的人物和地点数量惊人。仅从非基督教作品中，我们就看到了亚那（Annas）、克劳迪·吕西亚（Claudius）、迦玛列（Gamaliel）、该亚法（Caiaphas）、雅各（James）、迦流（Gallio）、亚基帕一世和二世（Agrippa I,II）、士求保罗（Sergius Paulus）、腓力斯（Felix）、土西拉（Drusilla）、非斯都（Festus）、百尼基（Bernice）等人。发掘出的每个城市和地点都与《使徒行传》中的描述相符，包括具体的会堂、剧院、廊柱、港口、道路、河流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路加正确地记录下了各地区掌权者的名字，特别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名字在特定地区或不同时期有很大不同。这些掌权者包括犹太公会（Sanhedrin）、意大利营（Italian Regiment）、分封之王（tetrarchs）、方伯（proconsuls）、官长（magistrates）、地方官（politarchs）、伊壁鸠鲁派（the Areopagus）、城里的书记（city clerk）和“土人岛长”（"chief man"，在马耳他岛上）。人们可以将《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中较为零散、有时偶然提及的保罗生平联系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将《使徒行传》与现代和古代的历史小说区分开来。人们可以为《使徒行传》中记述的事件编制一个合理、详细的年表，尤其是与保罗的书信进行比照，并据此绘制出一份前后一致、清晰合理的保罗传道之旅，这进一步表明《使徒行传》具有历史性。
关于新约书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书信是否真的出自所说的作者之手。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腓利门书》真的是保罗的书信。对《歌罗西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些怀疑，对《以弗所书》的怀疑更大，而对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提多书》）的怀疑最大。但事实上，保罗是这些书信作者的理由仍然很充分。有趣的是，质疑《帖撒罗尼迦后书》和《以弗所书》的原因往往集中在它们分别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歌罗西书》过于相似，而且他们觉得“教牧书信”的风格与无可争议的保罗书信过于不同。必须考虑到保罗请人写信（罗 16:22）及合著的可能性（注意《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节都提到了保罗以外的人），尤其是代笔写信之人有时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风格写出雇用他们之人的想法。
保罗在公元 50 年所写的一些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有一个有趣之处，那就是引用和反映了耶稣的教导，保罗不可能通过查阅福音书获得这些教导，因为当时还没有福音书。因此这些引用表明，耶稣的教导通过可靠的口头传播传统正在流传。从谈论离婚和再婚（林前 7:10；参太 19:9），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林前 9:14；参看路 10:7），“最后晚餐时的教导”（林前 11:23-25；参看路 10:7），基督再来（帖前 5:2-4；参太 24:42-44），到不要报复和爱仇敌（罗 12:17-20；参路 6:27b-28a），等等。在其他地方，保罗与耶稣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概念上的，而不是语言上的，但仍然很接近，足以使保罗是基督教真正创始人的谎言——这个谎言大大地歪曲了耶稣的信息——不攻自破。例如，保罗强调因信称义（罗 3:21-25；加 2:15-21），比照耶稣所讲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路 18:9-14）以及爱是律法的总纲（加 5:14；太 22:37-40），以及反文化地肯定女性承担通常为男性保留的各种角色（路 10:38-42；罗 16:1、7）。
《希伯来书》到《启示录》没有出现那么多问题，尽管质疑署名作者的问题确实反复出现。然而，同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雅各书》和《犹大书》确实是由耶稣的同母弟弟所写，也许早在公元 40 年代末就写成了，但肯定不晚于公元 60 年。这些信充满了耶稣教导的典故，尤其是“登山宝训”“平原宝训”中的典故，这也很可能是在雅各能够参考任何书面记载之前。《希伯来书》在所有早期手抄本中都是匿名的，早期教会曾争论过是将其归于保罗还是保罗的一位助手。但是，《希伯来书》明显用隐晦的方式谈论了犹太人在公元 49 年被逐出罗马（来 10:34），并且是在罗马的基督徒殉道之前（来 12:4），因为公元 64 年之后情况就改变了，这表明《希伯来书》的写作年代应在这些特定年份之间。《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在风格和内容上大相径庭，因此许多人认为《彼得后书》是另一个人于更晚的时候在不同的背景下写的。但是，《彼得前书》的希腊文可能是一位代写信之人写的，而《彼得后书》似乎故意采用了花哨的亚洲文体，以强调修辞效果。另外，《彼得后书》1:15 可能表明这封信是彼得的一个门徒在彼得死后完成的。《约翰一书》完全匿名，而《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作者只是“长老”，但它们的风格和内容非常相似。《启示录》的作者是一位名叫约翰的先知（启 1:1、4、9，22:8），尽管在内容和体裁上与约翰的书信存在差异，但其风格比任何我们所知的其他文献都更相似于早期教会归于约翰的其他著作。因此认为这位先知就是西庇太的儿子、耶稣的门徒约翰，这一点仍然非常可信。
除了关于某卷书或某段经文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问题影响着整部新约。为什么要把这二十七卷正典与诺斯底文学或所谓的新约伪经区分开来？早期基督教的讨论表明，主要的标准包括“使徒性”（书卷来自使徒或他们的亲密伙伴，换句话说就是第一世纪的作品）、“正统性”（书卷继承了以色列圣经的故事脉络，内部一致，并与已知最早的使徒教导保持一致）、“大公性”（广泛接受为具有权威性和相关性，而不仅限于某地或某新兴基督教）和“默示性”（具有真理的意义，并为圣灵所用，带来明显的造就人和使人成熟之目的）。最后一项无疑是最主观的，但前三项则相当明确地将正典与其他与之竞争的作品区分开来。诺斯底文学的大部分内容涉及耶稣复活后向选定的跟随者传授秘密、深奥的教义，这些教义通常涉及宇宙观，与正典中讨论的主题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也没有新约福音书所特有的、相关联性的叙事形式。大部分伪经填补了正典中关于耶稣生平和使徒传道的空白，通常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
新约抄本的流传情况又如何呢？特别是当学者们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 13 个多世纪里，希腊语和其他古代语言的 25,000 份零散、部分或完整的抄本中可能存在多达 400,000 种抄本变体时？当然，这意味着平均每份手稿只有 16 个独特的变体，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单词拼写的变化；使用或不使用冠词、连词或助词；或句法上的细微变化。其中绝大多数也来自最近几个世纪的手抄本。只有大约 1500 条值得列入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的文本脚注，而典型的英文译本通常只列入大约 300-400 条最有趣的脚注。读者可以自己发现，这些脚注几乎不会给重要问题带来影响。涉及不只一节或两节经文的文本差异仅有两处，即《马可福音》16:9-20 和《约翰福音》7:53-8:11，而现在看来这些内容显然并非福音书中原有的内容，虽然现在通常将它们纳入了福音书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任何教义或伦理教导都并不单独依赖于一处或多处有争议的经文。
那么我们能相信像新约圣经这样充满神迹的文献吗？如果先验地采取了一个反对超自然的世界观，那么就不能，但这就不再是调查历史性的问题了。即使不事先排除超自然的解释，自然的解释总是更有可能的，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一条无法通过经验证明的信念，并且它不适当地诋毁了作为历史学基石的可信证词的作用。它也完全背离了今天全球各地成千上万例普通人在基督徒聚集、公开祷告后所目睹的瞬间医治的例子（及类似事件）。关于神迹的说法既不应被先验预设所一笔勾销，也不应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应该像验证其他任何历史事件一样检验它。新约中的神迹与许多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神迹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始终与耶稣本人及其所发起运动中上帝统治的到来或开启联系在一起（太 12:28；路 11:20）。与此类似的其他古代神迹故事的说法在经仔细考察后便不攻自破了；与此最接近的故事则出现在基督教之后，不可能影响新约的作者。部分与此相似、基督教之前的故事通常围绕着神灵、女神或英雄，来自于一些朦胧的神话传说，而并不与近期已知真实生活过的人相关。特别是如果我们研究耶稣复活这一最壮观、最重要的基督教基本神迹，就更为如此。
总而言之，哪怕新约圣经可靠性的支持性证据尚不足以压倒性地迫使人相信，它们也足以支撑基督徒的信心了。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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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Reliabil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