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1 世纪的流行文化中，“反派”形象的重新诠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神学趋势。从库伊拉（Cruella）到玛琳菲森（Maleficent），再到小丑，这些经典反派人物纷纷有了自己的外传电影和容易引发同理心的背景故事，这让我们对善与恶的认知不再那么非黑即白。这种叙事倾向与“创伤剧情”的兴起不谋而合，都在探讨那些具有破坏性的选择（我们就称之为“罪”吧）是如何来自过往的伤痛。
好莱坞之所以青睐这类叙事，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情节戏剧性十足，也更容易创造票房。毕竟，揭秘反派角色的成长经历总是充满吸引力。但我认为，这种趋势的兴起也反映了后基督教时代人们对罪恶、道德和公义的困惑。在这个时代，神学意义上的“罪”被心理学概念中的“创伤”所取代，超越性的公义观念则演变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力博弈。
这种现象在今天上映的《魔法坏女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部由朱浩伟（Jon M. Chu）执导的电影讲述了西方邪恶女巫的身世之谜。《魔法坏女巫》系列最初是小说，后来被改编成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创作的百老汇音乐剧，如今又成为一部两集的电影故事。这个系列或许是当代流行文化难以定义“邪恶”这一概念的最佳例证。就连片名本身都在巧妙地探讨这个概念，将“邪恶”（Wicked）重新诠释为一个褒义词（就像波士顿人说“太棒了！”[Wicked awesome!]一样）。
在这部新作中，西方女巫不再是 1939 年《绿野仙踪》中由玛格丽特·汉密尔顿（Margaret Hamilton）饰演的那个令人深恶痛绝、让人噩梦连连的角色，而是被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名叫艾法巴（Elphaba）的角色——她善良、用心良苦，只是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误解。
为什么会有邪恶？电影以矮人国的小矮人向善良女巫葛琳达（Glinda，由阿丽亚娜·格兰德 Ariana Grande 饰）提出的这个问题开场。这是在《绿野仙踪》原版电影结局——西方邪恶女巫死亡的消息之后。葛琳达通过讲述她这位亦敌亦友艾法巴（Elphaba，由辛西娅·艾利沃 Cynthia Erivo 饰）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她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到童年时期遭受欺凌，再到后来与葛琳达一同就读于希兹大学（Shiz University）——一所类似霍格沃茨的魔法学院。
第一部（第二部将于一年后上映）主要讲述葛琳达和艾法巴在希兹大学从互相对立的室友到成为朋友的关系发展。她们这对欢喜冤家的互动非常有趣；电影的许多精彩之处都来自艾法巴和葛琳达如何互相补充、互相学习。片中有许多真挚动人的场景，展现了她们如何突破重重阻碍互相关心（其中奥兹灰尘舞厅的场景尤为出彩）。
格兰德完美诠释了葛琳达这个角色，让人想起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在《竞选》（Election）中饰演的标志性角色崔西·弗利克（Tracy Flick）：一个受欢迎、野心勃勃，但略显令人讨厌的女王蜂。“我决定要把你变成我的改造项目。”葛琳达对艾法巴说，展现出特权阶层“行善者”那种居高临下的自由主义负罪感，她的善举更像是在做表面功夫。她代表着特权、权力和凯伦式的自我中心；就连她表现出的支持和团结，都感觉带着功利色彩。
与此同时，艾法巴则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多重弱势群体代表：天生绿肤，舞姿奇葩，父亲身份不明，童年遭排挤。由一位酷儿黑人女演员（辛西娅·艾利沃）来饰演艾法巴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的角色无法轻易融入主流社会的二元对立和规范中。随着故事发展，她成为了为受压迫者而战的自由斗士，她之所以被称为“反派”，只是因为当权者故意错误地描述她所做的事。
在《魔法坏女巫》中，邪恶并非来自艾法巴，而是存在于奥兹国那些特权阶层的权力结构中——尤其体现在奥兹国大魔法师（由杰夫·高布伦 Jeff Goldblum 饰）、莫里布夫人（由杨紫琼 Michelle Yeoh 饰）以及其他那些靠剥削弱势群体来攫取权力的人身上。有趣的是，在这个虚构世界里，大魔法师俨然成了上帝的化身（人们动不动就说“感谢奥兹！”“以奥兹之名！”）。然而这位“神明”的真面目却是个善于操纵、自私自利、毫无信用的反派角色。这暗示着宗教神话不过是维护统治者权力的一种手段罢了。
剧中有一条支线剧情，直白地将奥兹的统治阶层比作纳粹法西斯。那些会说话的动物——他们曾是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如今却沦为了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丑陋地归类为“异类”，成了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它们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甚至还受到关押。“动物只配被看见，不该被听见”，这句口号成了这个法西斯政权的信条。
面对这种充满偏见的压迫，艾法巴挺身而出，成为了反抗的代言人。“没有人应该遭受嘲笑、轻视、贬低或被迫保持沉默。”这番话源自她自身痛苦的童年创伤（片中展现了她被一群白人孩子欺凌的场景）。同时，她也对其他边缘群体怀有真挚的同情，尤其是她那位截瘫的妹妹（由玛丽莎·博德 Marissa Bode 饰）和山羊教授迪拉蒙德博士（由彼特·丁拉基 Peter Dinklage 饰）。
如果说艾法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她太过在乎他人。与片中许多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不同（他们“醉生梦死”“无视苦难”），艾法巴无法对不公正视而不见。她的“邪恶”源自一种逐渐占据她全部身心的执着信念。她的形象代表了人们对“觉醒者”的刻板印象——过分严肃、缺乏幽默感。但在这个充满残酷与不公的世界里，又有谁能笑得出来呢？
的确，在《魔法坏女巫》的世界里，邪恶不仅存在于那些积极压迫他人的权贵身上，更体现在那些无动于衷的人身上——那些特权阶层，他们在邪恶势力肆虐世界时仍在载歌载舞。正所谓“沉默即是暴力”。在这部作品对罪与责任的诠释中，有些人确实如希特勒般邪恶，但整个特权阶层也因为他们刻意保持无知而难辞其咎。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安逸而沆瀣一气，成为这个邪恶体系的帮凶。
艾法巴能成为《魔法坏女巫》中的英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勇于为他人发声。但更关键的是她对自我的坚定信念，以及她敢于拒绝外界强加的期望和束缚。这也反映了后基督教时代人们对善与恶的重新定义：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无所顾忌地做真实的自己，这被视为崇高的美德；而服从外部规范、臣服于自我之外的权威，则被视为怯懦和盲从的“恶行”。
《魔法坏女巫》第一部以音乐剧第一幕的场景作结：艾法巴拿起那把标志性的扫帚，学会了飞行，作为一个被放逐的“反派”逃离了奥兹国。在这一幕中，她与葛琳达共同演唱了《冲破桎梏》（Defying Gravity）这首充满力量的主题曲。这首歌某种程度上也是电影对艾法巴重塑的宣言——将她塑造成后基督教时代的救世主式英雄，而非堕落的反派。
艾法巴不仅在身体层面上挑战重力，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如此。她拒绝向更高权威和道德规范低头：“我再也不想按别人的规则玩游戏了⋯⋯我不再接受任何限制，凭什么别人说是这样，就一定得这样。”她坚持自己已经“觉醒”的信念（“已经无法重回沉睡”），坚持道德自主（“该相信自己的直觉了”），坚持“生而如此”的自我接纳（“有些事我无法改变”）。
这首《冲破桎梏》成为LGBTQ+群体最喜爱的一首主题曲，常常在骄傲游行中演唱，这并不让人意外。这首歌（以及整部《魔法坏女巫》）都带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叛逆感和无所顾忌的越界精神。它讲述了许多LGBTQ+群体的真实经历——为了能够真实地活出自己，他们不得不切断与“不认同者”（包括家人）的联系：“就像有人告诉我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翱翔。即使是独自飞翔，至少我是自由的。”
艾法巴选择“独自飞翔”并接受放逐的决定带着几分凄凉，她用“没有人能把我拽下来”的自由来证明自己的选择：“对那些想要束缚我的人，把我的话带给他们：告诉他们，我正在冲破桎梏。”
葛琳达虽然看到了这个选择背后的悲伤，却并不认为艾法巴的决定是错误的。她唱道：“我希望你快乐，既然这是你的选择，愿它能带给你幸福。”最终，葛琳达对艾法巴的爱体现在对她选择的支持上——不管这个选择可能对她本人和他人造成什么影响。确实，“只要你快乐就好”已经成为后基督教时代评判道德的标准。做自己，随心所欲，追随己心，只要你快乐就好。
然而，重力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法则。任何试图违抗它的行为都必然带来后果。无论我们如何高声唱着“无限可能”，规则与界限依然存在。上帝创造的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条理”，任何逆着条理而行的举动终将留下创伤。
这正是《魔法坏女巫》真正的悲剧所在。这是一部用心诠释是非对错的作品。我们能从中看到基督教思想的痕迹，它影响着剧中的道德直觉（例如对人的与生俱来的尊严的强调，以及为弱者发声的信念）。我们也该为这部作品试图引导观众思考和探讨道德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及时行乐”而感到欣慰。
然而，尽管这个故事很好地颂扬了为正义付出代价和为边缘群体抗争的精神，但它最终否定了道德的绝对标准，这让观众失去了真正的希望和明确的方向。在一个“相信直觉”、个人主观至上的世界里，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什么是善与恶，这些根本问题最终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英雄与反派变成了人为的概念；“邪恶”也仅仅成了某个群体为了巩固权力，而强加给另一个群体的随意标签。
作为影视作品，《魔法坏女巫》确实有其可取之处：故事精彩纷呈，世界观构建很有创意。无论是动听的歌曲还是精美的服装，它们所营造出来的氛围都让人赏心悦目。但是它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尽管出发点是良善的——最终却显得自相矛盾，难以为观众提供有益的人生启示。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Post-Christian Morality of ‘Wic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