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们目睹了新的政治分裂如何开始，这是美国社会保守派内部的分裂，我们最能在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福音派基督徒内部感受到这种分裂。
福音派从来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实体，在政治上总是存在着区别和分歧。不过，在保守派（约占福音派的60%至75%）内部，福音派一直给人一种普遍合一的感觉。但这一切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参选而改变。
即使按照党派政治的标准，特朗普总统也是一个独特的带来两极分化的人物。在2016年之前，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会将社会保守派的福音派人士分裂成对立阵营。然而，对特朗普的反应——包括这个人和他总统任期内的言行——已经成为美国福音派最分裂的因素之一。
我在2016年大选前一周尝试过解释这种分歧。我想介绍双方的理由（至少是我观察到的辩论情况），研究他们的优势和弱点，并提出一个前进的方向。现在距离2020年大选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本文写于10月29日——译注），我想再次尝试尽可能公平地解释这种分歧。
每一个群体内部都有差异和分歧，同时分歧的双方之间也有很多观点重叠的地方。如果用宽大的画刷描绘他们的轮廓，我们将错过许多重要的方面和细微的差别。不过，这样做还是会帮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些最本质的因素上。
2016年，我认为分歧在于那些主要关注社会公义的人和那些以把福音见证放在最优先的人之间。特朗普总统带来的变化，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变化，使人们的忠诚度以及目标都发生了轻微的转变。今天，我将分歧双方划分为主张基督徒见证的一派，和反对社会变革的一派。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反对社会变革的一方。
2016年，这个群体的关注点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最高法院。他们最关心的许多问题很可能会由最高法院决定——堕胎、婚姻、变性人和宗教自由。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心，如果让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选择接替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人选，会让我们倒退几十年，甚至把我们国家推到一个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地步。
但结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特朗普不仅把接替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人送进高院，还换掉了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和金斯伯格。虽然许多反变革派认为这证明他们2016年的投票是对的，但这也改变了2020年大选的考量。现在，问题不再是最高法院任命的问题，而是关于避免选举拜登带来的变革——他们认为拜登入主白宫会让进步主义的冲动得到自由发挥。
最近，福音联盟理事会成员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对反对变革的立场进行了解释和辩护。虽然他在2016年没有投特朗普的票，但他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2020年投特朗普的票，并总结道：
“我真的相信，这次总统大选（加上考虑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显然也岌岌可危的现实）很可能是变革性的。其后果越来越严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间的差异将塑造一代人，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立场的优势在于它的清晰和简单。这个群体的理由是，哪怕拜登和特朗普在几乎每一个问题上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治理，而只在堕胎和宗教自由方面存在差异，（如特朗普连任）我们的情况也不会更糟，而且在许多方面会好得多。
这是一种极小化极大（minimax，译注：一种选择令对手优势最小化的方法）策略的形式，它经常被用于双人零和游戏（例如总统选举）中。极小化极大是一种总是将玩家的选择可能导致的最大损失降到最低的策略。反对变革的一方认为，支持并投票给特朗普，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拜登当总统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
对于反变革派来说，我们应该考虑的时间线是未来四年，因为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对美国的未来带来重要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再坚持四年，就有可能影响美国的走向，而不需要我们在未来的每次选举中都必须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这就是反变革派的主要论点，其缺点是他们为了支持特朗普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具体来说就是不仅从本次总统选举中牺牲“人品问题”，而且下一代的每次选举中都要牺牲 “人品问题”。这也使得我们不再有理由将品格作为遴选几乎所有职分人选的标准之一——除牧师以外。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主张基督徒见证的一方。这群保守主义者也担心拜登担任总统会带来长期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大多数人与反变革一方有着同样的担忧。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热切地认为，继续支持特朗普对我们的福音见证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拜登担任总统可能造成的破坏。
这一方拒绝接受“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概念，认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要求我们禁戒各样的恶事（帖前5:22）。他们认为这两位候选人的品格使其不适合担任国家的最高职位，投票给其中任何一位当总统都会违背他们的良心。此外，他们认为特朗普已被证明与耶稣所代表的大多数事物背道而驰——而他却自称是基督的追随者。对这群人来说，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对特朗普的品格视而不见，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做出了背叛。
见证立场的优势在于它的正直和忠诚。见证一方认为，福音派支持特朗普（或拜登）就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愿意牺牲我们作为基督使者的见证，我们愿意选择某些恶，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我们更喜欢的政治结果。
这也是极小化极大策略的一种形式，不过不同的是，见证一方认为，他们不支持特朗普或拜登，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福音见证可能造成的损失，无论谁当选。
对于见证的一方，我们应该考虑的时间线是永恒。这一方认为，我们应该更关心那些可能因为人们将福音与实用主义的权力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失去的灵魂。正如福音联盟理事会成员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在2016年所说：“当涉及到重要的问题时，我将目光放在这次选举之外，放在恢复教会的见证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福音？”
这是见证派的主要论点。其缺点是，如果一味地专注于我们的福音见证，福音派可能会受到损失——比如在宗教自由方面，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宣扬福音的能力。见证派一方不全力支持特朗普这个“小恶”，可能会帮助大选向拜登当选总统倾斜。正如许多反变革派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这可能会导致推动社会进步主义政策，从而重新塑造了我们国家的未来。
这些群体之间应该如何对话？第一步是要有爱心，认识到虽然每一方都可能优先考虑一个方面而不是另一个方面，但他们都关心美国的未来和我们的福音见证。声称见证一方在暗中试图选拜登，或者说反变革一方以堕胎为借口为盲目效忠共和党辩护，这样做都既不诚实，也不公平。几乎每一个参与这场辩论的人都是基于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在寻求做正确的事情。
其次，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站在我们打算持守的分界线上。要做到这一点，反变革的一方必须问自己：“为了阻止美国的世俗化，我愿意牺牲多少福音见证？”见证的一方必须问自己：“为了福音见证，我愿意牺牲多少变革？”我们应该在查考圣经和热切祷告的同时如此自问，求上帝指示我们应该站在哪里。
最后，双方都必须问自己，如何在不牺牲自己信念的情况下帮助对方。对于反变革的一方来说，这意味着要决定如何说服别人，支持特朗普和淡化品格仍然符合圣经的领导标准，以及他们的选择如何不会给基督教抹黑，阻碍传播福音的工作。对于见证一方来说，这意味着要想办法采取一些额外的措施，来抵消拜登任总统后对宗教自由和社会正义造成的不利影响。
即使采取了这些步骤，我们也未必能找到最终的和解，在选举日之前不会，在选举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但通过寻求理解我们的福音派同道，以及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与我们对立的立场，我们可以作为单纯观点不同的对手而不是敌人来面对彼此。
我们可以像家人一样，像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一样，持不同观点而彼此辩论。我们可以试着改变彼此的想法，试着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并试着找到将来再合作的方法。我们可以努力寻求最能荣耀我们圣洁上帝的方式，知道最终祂才是主宰一切的主。我们可以放心地知道，无论选举后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有祂——我们仍然有彼此。
译：DeepL，校：基甸。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Evangelicals Are (Still) Divided over 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