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林德研究机构（McCrindle Research）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 2025 年及以后趋势预测的总结。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假设在推动这些趋势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又该如何与这些信念互动，从而展开有意义的福音对话呢？
在“发达的西方”地区，自 18 世纪以来的每一次技术进步似乎都在增强人们的自主感。[1] 我们的世界观或社会想象已经形成了以下信念：首先，这个世界是唯一存在的现实；其次，既然没有其他世界，那么从本质而言，人类就是追求快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最终只对自己负责。外部关系只有在能促进自身利益时才有价值；第三，每个人都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寻找或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既然没有超自然的天堂，我们就得在人间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堂。而且，只有你最了解自己，所以只有你能建造属于自己的小天堂；第四，我们相信科技能帮助实现这个目标。不断创新的技术让我们能够持续进步。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念。我们不断收到根据个人喜好定制的广告推送，同时又看到朋友圈里精心修饰的“完美生活”。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觉得：我也应该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麦克林德预测未来人们会更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和“工作/生活平衡”。人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权利打造理想的生活方式。
这种“自主构建理想生活”的期望，往往会因个人处境不同而引发三种心态：
麦克林德报告指出，人口增长达到了历史新高，“主要得益于海外净移民的增加，目前的移民数量是 2019 年的两倍。”许多移民被“西方”所承诺的财富和生活质量提升所吸引。移民通常都很勤奋，因为在他们的原籍国，没有人能理所当然地获得任何东西——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以澳大利亚的标准来看，移民的“正常”状态即使不算工作狂，也至少是非常勤奋的。
因此，移民往往更容易成功。第一代移民积累财富，他们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出色，进入高声望的职业领域，积累更多财富，并将有益于社会的价值观灌输给下一代——比如尊重父母和家族、勤奋和节俭。第三代移民可能会继承这些价值观，从而继续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成功。因此，移民很可能符合上文提到的第三种心态，即认为自己完全自足，而这种自足可能会让他们对福音更加抗拒。然而，对许多移民来说，他们在世俗社会物质方面的成功可能会产生一种反讽的效果：世俗社会的成功不仅没有世俗化这些移民，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宗教道德主义。
西方的自主性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少数派。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具有宗教信仰。许多移民来到西方时，他们的世界观或社会想象与西方人截然相反：神明是存在的，因此，人最终不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神明负责。因此，他们相信像他们这样品德高尚、了解神明的宗教人士，可以通过重新引入他们的宗教来拯救西方，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世俗的西方文化逐渐失去意义时，继承其文化机构。
拥有这种宗教自信的人通常不会表现出“文化斗士”的心态，因为他们不需要战斗，他们只需要等待。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身份和社群。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成功会强化这种道德和文化优越感。世俗的成功反而强化了精神上成功的感觉。
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需要将基督教的福音与宗教道德主义区分开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而是靠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罗 5:18-19；来 4:15，10:5-10）。基督教的道德是救赎信心的表达（罗 12:1-2，12:9-13:13；多 2:11-14；雅 1:26-27，2:14-26）。称义带来成圣，而不是成圣带来称义（多 3:4-7；彼前 1:22-2:3）。对于那些在宗教上“成功”的人来说，基督是一块绊脚石（罗 9:30-10:4；彼前 2:6-8），祂的十字架是一种冒犯（加 5:11）。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立场，即使会招致批评。有人认为，在基督里白白得到赦免的福音会助长罪恶，我们要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指责（太 11:19；路 7:34-35；罗 6:1-4，15-17）。
麦克林德报告还指出，责任感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人们（至少目前）尚未重新对神明产生兴趣，但他们至少重新关注到了物质世界，包括人类和生态层面。[2]
与上文提到的网络赋权看似矛盾的是，人们开始更重视线下关系，而非网络关系。麦克林德的文章提到，“整个社会都渴望有意义的人际联系”，并且“许多人正在采取措施尝试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
同样，这种趋势也似乎与自利的个人主义相悖：人们开始关注集体福祉。产品需要符合道德伦理标准——避免奴役和血汗工厂式的剥削。预期寿命的延长使七代人能够共存于世，这意味着代际交流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究竟会是建设性的还是充满冲突？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感也在增强。“道德生产”不仅要避免虐待人类，也要避免虐待动物。产品设计还要考虑对地球的“消化”能力——即最大限度减少污染和废弃物。
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对社会和生态的责任简单地当作一种标榜道德的姿态，来消解个人自私自利与赶时髦般的责任感之间的冲突。但全然败坏的教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每一刻都是邪恶的。相反，大多数人都会受到道德指南针的影响，这是人作为神的形象承载者一个特征（罗 2:14-15）[3]，尽管这种影响可能并不完美、也不是一直都有。当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责任感代表着一种觉醒——我们开始关注自主个体之外的外部现实。这些具体存在的现实暗示着一个同样真实的道德生态系统，而这又暗示着创造这些无法逃避的现实的上帝之存在和权柄。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社会和生态责任感，开展山姆·陈（Sam Chan）所说的“改良预设护教学”。[4] 我们可以赞赏并鼓励这种回归现实的趋势，同时指出这种道德意识往往缺乏充分的基础。基督徒对责任感的理解并非基于某种普遍的人人平等的直觉，也不是出于功利主义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地球。我们有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可以促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正当倾向的超自然和神圣来源。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话来说：激进的自主性不仅让人们与神隔绝，还让他们彼此疏离，与这个世界脱节。新冠疫情的封锁以及越来越多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的负面影响的证据，让我们重新变得彼此“相通”。生态问题也让我们重新与地球“相连”。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认识到自己对全能上帝的依赖和相通性呢？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相信祂不仅存在，而且既圣洁公义，又充满爱与宽恕——并且祂在圣子身上（约 3:16；罗 3:25-26，5:8）通过独特的救赎彰显了这一切完美属性？
最深的障碍当然是罪。罪可以利用我所探讨的这三种心态，以不同方式与上帝拉开距离，让我们继续夸耀自己，而不是基督。世俗化的自主性试图不依赖任何事物。宗教则在赦免和重生之外寻求敬虔。而社会和生态责任虽然表现出对受造物的极大关怀，却可能依然忽视造物主。即使我们在追踪文化趋势、理性思考和说服他人时，也必须祷告求神亲自照亮黑暗和罪恶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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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重塑世界：1776 年如何创造了后基督教的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伊利诺伊州惠顿：十架路出版社，2023 年）。
[2] 不过请参考 ABC 和《对话》（The Conversation）这两篇文章，它们探讨了人们对灵性的兴趣日益增长的现象。这种灵性追求比传统宗教更强调个人主义色彩。大卫·奥尔德（David Ould）和斯蒂芬·麦卡尔平（Stephen MacAlpine）在最近与罗伯·德雷尔（Rob Dreher）的《双重公民》（Dual Citizens）访谈中对此进行了评论。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已经开始了一个系列《神圣的自我》（The Divine Self），探讨其背后的信仰体系，首篇文章是对古代“灵性但不宗教”根源的历史回顾，题为《萨满与智者：古代“灵性但不宗教”的根源》（Shaman and Sage: The Roots of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in Antiquity），收录于《神圣的自我》（William B. Eerdmans出版社，2024 年）。
[3] 傅瑞姆在《系统神学：基督教信仰导论》（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Belief）（长老会与改革宗出版社，2013 年）第 865-871 页中，对“全然败坏”和“彻底败坏”进行了有益的区分。
[4] 山姆·陈（Sam Chan），《在怀疑的世界中传福音：如何让关于耶稣的难以置信的消息更可信》（Evangelism in a Skeptical World: How to Make the Unbelievable News about Jesus More Believable）（宗德万出版社，2018 年）；山姆·陈，《如何谈论耶稣（而不成为那个讨厌的人）：在怀疑的世界中个人传福音》（How to Talk about Jesus (Without Being THAT Guy): Personal Evangelism in a Skeptical World）（宗德万反思出版社，2020 年）。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澳大利亚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ree Emerging Social Tr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