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大部分基督徒能接受的工作神学这件事上，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可能是所有新教神学家中的佼佼者。在他之前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像他一样去高举所有职业的尊严和价值，他做的不仅仅只是打破了宗教工作和世俗工作之间的界限，而且促使基督徒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既服务邻舍，也享受了神的全备祝福。
他坚持说，农民铲肥料或者女佣挤牛奶与牧师讲道、祷告一样蒙神悦纳。
更具体地说，当我们在神赐的当下殷勤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祂护理供应的代理人了：“上帝通过挤奶女工的工作完成了祂自己去挤牛奶的动作”。上帝透过我们的双手回应了祂子民的祷告：我们晚上为每日面包的供应祷告，于是面包师傅在第二天醒来为我们烘培面包。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到衣服上：上帝“赐予我们羊毛，但是要经过劳动者们的双手。如果羊毛还在羊身上，那肯定做不成一件衣服。”人们必须剪下羊毛，然后梳理、纺织。
借着我们的工作，光身子的可得衣物，饿肚子的可得喂养，患疾病的可得医治。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得以赞美我们的创造主，也得以彰显邻舍之爱。
路德并非抽象地构建关于工作的教义，而是通过他与天主教修士之间的辩论发展出来。神父和修士们宣称说，天职（vocation）一词仅仅指代宗教性的工作，尤其是修士的工作。他们认为，修士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可以通过善行来实践他们的信仰，并以此找到得救的确信。路德反驳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听见了福音和神国的呼召，在神的护理中走到了当下。所以，信徒们所作的一切有益工作都是“呼召”，而所有对呼召的回应，都合神心意。
路德在根本上拓展了基督徒的工作观。首先，他尊重所有工作，即使是琐碎或者不体面的工作。除了赞扬农民的工作之外，他还劝告我们：“如果你看到哪里需要刽子手、警察还有法官……. 而你正好发现自己能胜任这些工作，那么你或许应该考虑投身公职。”
其次，他纠正了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等级主义。对路德来说，在社会中积极地生活并不比在修道院中耗尽一生默想要来的卑贱。
第三，当天主教强调工作对自身的好处——物质上的满足、神赐的奖赏、使人谦卑——的时候，路德则将工作描绘成一个可以服事上帝和邻舍的场所。
既然路德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么我们就应想他所想。首先就是他给所有工作“正名”的渴望。当他坚持认为是神呼召了每个人去他们各自“岗位”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上服事上帝和邻舍。这对所有被工作捆绑的人来说是个安慰。我们身处的这个不安的时代需要这样的忠告，让我们得以在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工作，而不是不断地问：“下一步是什么？”
哥林多前书7:20对于路德的工作观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 但这只涵盖了一半的信息。诚然，保罗说过奴仆应该“守住蒙召时候的身份，”但他同时也说：“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哥林多前书7:21）“留在你当前的位置”不是一个绝对原则。另外，哥林多前书7章教导的对象是奴仆，而不是所有的工作者。奴仆的职业尤其不稳定。虽然这段经文帮助基督徒在困境中忍受苦难，但是不是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待在原地不动。
路德的论文《士兵也同样能得救》("Whether Soldiers Too Can Be Saved")阐明了他对呼召的观点。他交替使用了“职务”（office）、“工作”（work）、“呼召”（calling）、“职位”（occupation）、“工作”（work）以及“职分”（position）等词语，好像在说它们是一种东西。遗憾的是，这种用法掩盖了工作和呼召之间的区别。暂时性地蒙召到一场战争中成为战士和终身从军是两码事。有的职位不见得需要你把它变成你的职业，一个人可以通过做收银员、厨师、保姆或者销售员来谋生，但是不一定需要听见了呼召才去做这些工。工作（job）支付你的账单；而且我们所具备的天赋、兴趣以及我们一生所受的训练都会影响我们的职业。
路德对呼召的看法可能更适合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看。在他的时代，经济结构相对简单，工作的安排似乎遵循自然或一个创造秩序，比如说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农民或者木匠。但是路德的这些观点在有着更多变化和创新的当今时代里就显得没那么容易代入了。如果人们的工作岗位时刻可能因为裁员、重组或搬迁而消失，那么他们还如何能维持现状呢？
人们喜欢引用路德的话，尤其是他说上帝通过挤奶女工的手给奶牛挤奶。但是如果所有正经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呼召或者生命中的下一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质疑缺乏人性的工作形式？如果清理牛棚的仆人听见路德说哪怕是“提起一捆稻草”都是“神圣的”工作，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很受安慰。但是，如果提起稻草被标记为神圣呼召的话，谁还敢问自己应不应该换掉提稻草的工作？谁还敢提出替代人力提稻草的其他方案？
路德的一个倾向就是给现状提供合理性，这在路德对战争中屠杀的评论中很明显：“战争和杀戮……以及戒严、军管都是神所设立的。”在他的笔下，上帝的参与都是直接的，“因为挥舞这把剑并用它杀人的手不是人的手，而是神的手；吊死、拷打、砍头、杀戮和战斗的也不是人，而是神。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和审判。”
路德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去做小偷或妓女，但他所说的这些话似乎对那些看似合法且司空见惯，但却已经败坏甚至需要被改变的制度和职位熟视无睹。
在我上大学前的暑假，我在一家牛奶加工厂工作。有一天，老板命令我去照看为特制奶酪制作包装盒的机器。我在一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工作。于是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思考那个照看了这个机器15年的女人。
一项简单到一个小时内就完成的工作，是否需要一个人每周花40小时去做？但是如果每一个工作都是一种呼召，怎么会有人挑战不人性的工作模式？最坏的情况就是：路德的理论让那些顺从的人，去完成剥削他们的领导所下达的任何任务。很显然，此时我们需要“不断归正”（semper reformanda）这个原则。路德对于工作方面的教导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就像每一个改教家一样，他需要其他人来巩固和完善他的见解。
现在我们看看约翰·加尔文的论述。
加尔文看到，罪扭曲了工作的结构。就像路德说的，上帝把人们放入永恒的呼召之中，但人们仍可以质疑社会秩序。例如，加尔文敦促公民服从“傲慢的国王”，但是他补充说，少数行政官员有责任“抵制那些暴力攻击”自己人民的国王。诚然，如果他们对暴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就犯了“邪恶的背信”。同样地，路德谴责反叛主人的行为，但加尔文就奴隶制本身进行了批判。在他对以弗所书6:5-9经文所做的解经中，他注意到：主人“对他们的奴隶有着超凡的权利”，并指出上帝允许“这样的情况……因为人的邪恶”。奴隶制本身“完全地违背了所有自然秩序”；它的存在是因为亚当“扭曲了自然的秩序”。所以加尔文主张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革。
宗教改革500周年之际，路德关于工作的论述提醒我们亏欠了改教家们很多。他鼓励我们去工作时要思想：“今天，我服事了主。”
但是宗教改革既在过去，也在将来。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们敦促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服事，并尽我们所能去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
译：Aisheng；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Power--and Danger—in Luther's Concept of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