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就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伦理辩论，他们使用了一种技术来“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虽然这些胚胎并没有被植入母体，但是这些实验引起了科学界的顾虑，很多科学家担心这种技术会过快地被用于产生基因编辑婴儿。
就在上周，一个中国科学家宣称，他已经这么做了。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最近宣称，他修改了上个月出生的一对双胞胎婴孩的基因。有七对寻求试管婴儿辅助生育的夫妇允许他在植入胚胎前对婴儿进行基因编辑。贺教授声称，为了避免婴儿被感染艾滋病并加强他们未来对艾滋病毒的抵抗力，他修改了相关的基因。到目前为止，基因被编辑过的婴儿只出生了两个。
这位中国科学家使用了基因编辑，或称基因组定点编辑的技术。这是一种基因工程的手段，透过使用人工合成的酶（“分子剪刀”）来插入、替换或敲除一个细胞中的DNA。
基因编辑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方法，也是贺建奎所使用的手段被称为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这种技术的最简单解释是这样的：“分子剪刀”（Cas9，一种具有引导作用的单链gRNA）在细胞核中DNA的某个特定位置剪切双链DNA，引起DNA双链断裂（DSB）。该细胞随后就会用科学家注入细胞的单链DNA修补断裂处。
到目前为止，没有独立证据表明贺建奎成功地编辑了婴儿的基因。他的宣称并没有得到其他科学家的确认，也没有发表在任何科学期刊上，虽然他说他会公布原始数据供第三方审核。贺教授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宣布自己的结果的，随后接受了美联社（AP）的采访。
美联社则认为，一些科学家审阅了贺教授公布给媒体的材料后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到目前为止，这些检测并不足以证明基因编辑发挥了预期的效果，也不能证明基因编辑不会给婴儿带来危害。
对基因编辑最大的伦理顾虑是这样做的目的（例如，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改善？）以及长期效果。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基因编辑时，要区别对待体细胞和胚胎细胞。前者不可复制，只能影响接受编辑的个人，而后者可以复制（例如精子、卵子、胚胎细胞）——不仅影响接受编辑的个人，也影响他的后裔以及几代以后的人类。
当胚胎细胞和可复制细胞的基因受到编辑时，编辑的效果会被传递给以后的世代，从而带来不可预料和未经计划的后果。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在未经后代的同意拿他们做实验，同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后果，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逆转带来的破坏和损害。
另一个顾虑是，这一过程最后会被用于治疗目的之外的基因增强，变成另一种的优生学。例如，有钱的人会定制自己的“理想后代”，这些孩子会得到“基因增强”（例如身高、智力、寿命），这些增强基因会代代相传 。
国家胚胎捐赠中心（National Embryo Donation Center）的负责人和医疗总监杰弗瑞·基南（Jeffrey Keenan）告诉福音联盟说这一新闻事件让科学界产生了三个顾虑：
第一，这一研究似乎并没有获得任何被认可的伦理委员会批准就已经在进行了，并且从实验环境来看，是永远不会被任何体制化的科学评估委员会认可和批准的。第二，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证明，敲除受精卵中的CCR5基因就可以得到贺教授期待的结果。我们永远不知道对这对双胞胎来说这样做的短期或长期后果是什么，更不用说潜在的消极影响会被传递给她们的后代。第三，对治疗或抵御艾滋病毒，早已有更有效的治疗手段。作为一个立志保护和存留胚胎生命的组织，国家胚胎捐赠中心强烈反对此类实验。
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对一个会被植入母体的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违法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已经命令贺建奎中止他的实验，声称这样的实验是“明令禁止的……令人震惊，不可接受，我们坚决反对。”
全世界的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都几乎一致地谴责这一实验。正如Ed Yong在《大西洋报》上所说的，观察家和伦理学家们都称这一研究项目是“荒谬的”、“违背良知的”和“滥用人类权利”。
国家健康科学院的负责人法兰西斯·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
在香港的这次大会上，对于类似研究设立边界，需要建立国际性共识成为了迫切需要讨论的话题。没有这样的边界，整个世界都会面临这种鲁莽、未经深思熟虑的和不合伦理的研究项目所带来的可怕风险。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仅要第一个做，而且还要做一个榜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贺建奎这样说。至于这样的科学是否要被许可还是被禁止，他则认为，“社会会决定接下去怎么办的”。
贺建奎实验室所维护的网站这么说：
亿万年来，生命都在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发展：DNA的随机突变、自然选择和复制。今天，因为工业化而带来的环境改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给了我们强大的工具来控制进化。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致力于开发新的单分子基因测序平台，以解读生命的基因密码。我们的目的是，使基因测序的成本降低到100美元，使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一技术。一旦我们知道了基因，我们就可以用CRISPR-Cas9来插入、编辑或删除某个缺陷相关的基因。透过纠正这些疾病相关的基因，获得保护性基因，我们人类可以在这个快速改变的世界中生活得更好。（未能找到中文原文，直译自英文——译注。）
在基督徒伦理的领域里，我们很难区分目的是治疗还是改善增强。退一步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治疗都是有益的，也不是所有的改善都是犯罪。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一些基本和宽泛的指导原则，来帮助我们思想医疗技术该如何合乎道德地被使用。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治疗就意味着修正罪进入世界而带来的一个败坏。对基因编辑的治疗性使用，例如修正某个病人自己的情况，可能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只要目的是治病、或者恢复身体到一个健康的状况。
然而，基因编辑并不是出于治疗的目的，而是出于“增强”和“改善”人体中那些既不是因罪进入世界，也非人类堕落结果的部分。
非治疗性的、仅仅为了增强而进行的基因编辑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有几个原因。例如，使用这一技术的目的似乎在说人类知道如何“改善”神对人体的设计，同样也在暗示某些素质（例如身高或者智商）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它们应当接受基因改造，以至于这样的人能够在人类正态分布的曲线中脱颖而出。（贺建奎自己也认为，为了增强而进行的基因编辑应当被禁止。）
其他顾虑包括，这样的“基因改造后”人类进入社会后，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什么样不良的影响。这些“定制宝宝”们拥有更好的一些特质，可能会让那些拥有较差特质的人沦为次等人，甚至是“非人”。最后社会会歧视那些不愿意改变自己孩子基因以迎合社会取向的人（例如福音派基督徒）。
与此相似，基因改造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对现在和未来后代的实验也并未得到他们的同意。最终，我们反对基因改造的原因是：孩子（以及孩子的后代）应当被看作是神所赐的礼物（诗篇127:3），而不是我们可以修改以符合我们口味的产品。
译：谢昉；校：之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