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是基督教艺术家与艺术欣赏家都该知道的名字，这个大急流城的本地人成长于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在获得了加尔文学院的学士学位后，他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与理论家之一。
施拉德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电影界享有盛名，担任过任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诸多代表作（《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的编剧，并导演了自己的电影（《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苦难》（Affliction））。然而，他也为电影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于1972年出版了《电影中的超验风格》（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中文名暂译），这本书时至今日仍然在电影与艺术的课堂上被讨论，对整个艺术界、尤其电影界中关于宗教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施拉德的新电影《第一归正会》于影院上线的同月，再版了的《电影中的超验风格》（附有施拉德新写的序言）也很合时宜地发布了。在这本书的新序中，施拉德叙述了自己作为一名24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研究生，是如何在他所提出的灵性以及自己喜欢的“世俗”（相较于他的教会背景）电影之间“发现一座桥梁”的。
施拉德指出，“这是基于风格（style）的桥梁，不是基于内容。”而超验风格（Transcendental Style）正是那座他试图阐述的，在电影理论与神学美学的作品之间的桥梁。
《第一归正会》堪称施拉德世界中“桥梁”的个人巅峰，是他这些年努力处理的“超验风格”的第一手资料，但它又不止于此。这部电影是一件艺术品，评论家们称赞它是对基督教信仰一次严肃而挑衅式的探索。这部电影针对如今这个世俗时代的宗教现状，尤其是基督徒正面临的试探，进行了一些敏锐的观察。
诚然，这是一部艰深又令人不安的电影，不过也恰好应景如今这艰难又令人不安的时代。
《第一归正会》是关于两间教会的故事：第一归正会，以及丰盛生命教会（Abundant Life）。这两间虚构的教会位于纽约州北部，他们的并列为故事情节提供了支撑，也构成了电影对基督教更宏观的评论。
第一归正会是一间荷兰改革宗教会，由牧师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由Ethan Hawke饰演）牧养。这间250岁的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却奄奄一息。每个主日，会堂的长板凳上连十几个会友都没有，每周路过教堂的游客比会友还多。托勒牧师性格有些严肃、冷静和抑郁，与教堂的氛围十分切合。他是个厌世的存在主义者，喜欢读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译注：天主教作家和神秘主义者，是宗教之间相互理解的积极支持者），并觉得探讨神学难题“令人振奋”。在意识到虚无主义的放纵本质后，托勒迷恋上了“斗争”，将破碎理想化，并把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众所周知的园子（客西马尼）里独处。
尽管丰盛生命会是第一归正会的“母会”，为后者支付开销（或许能帮助这个奄奄一息的教会苟延残喘），但这两间教会实在是天差地别。丰盛生命会是一间成功神学导向的华丽巨型教会，教堂豪华的立面上醒目地写着约翰福音10章10节（新译本：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一个纹着身的年轻牧师和一间自助食堂（讽刺的是，食堂墙壁上刻着使徒行传2章42-47节，那是一段有关初期教会简陋开端的经文）。
然而托勒与第一归正会所追求的，是朴素而极简的事工，无怪乎托勒在他的日记中偶尔会思考——“耶稣在意受欢迎么？”——而生命丰盛会是个慕道友导向（a seeker-sensitive）的团体，他们会避免那些令人不适的，尤其是左翼倾向（left-leaning）的政治话题。杰夫斯牧师（Jeffers，由Cedric the Entertainer饰演）领导着丰盛生命会，他的名字可能是在向得克萨斯州巨型教会的牧师罗伯特·杰夫里斯“致敬”（Robert Jeffress；译注：Jeffress是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成功神学代表人物，与片中的Jeffers仅一字之差）。
虽然丰盛生命会试图最大程度地降低门训的成本，并淡化福音中公义的含义（因为它的奉献支持者都是些传统行业的商业大亨；译注：传统行业对环境破坏较大，在剧情中与主角的阵营形成张力）。然而第一归正会——曾经地铁都为它设了站——则尝试仅仅注目于公义，变成以政治活动取代宗教虔诚、以偏执的狂怒取代崇拜的喜悦。这两间教会分别代表了当今福音派两个活跃的战线——挂名信徒的“廉价恩典”（丰盛生命会）以及自由派神学（第一归正会）。
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第一归正会与丰盛生命会（我们要记得，他们属于同一个教会架构）代表了基督徒生活的两种基本方面，两者看似不协调但又缺一不可：十架与复活，简朴与丰盛，禁食与筵席，苦难与享受，犯罪带来的悲伤与成圣带来的喜乐，绝望与希望。施拉德在超验风格（Transcendental Style）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如果艺术家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表达超验性，那么“丰盛”与“简朴”美学将是必不可少的，他这样写并非巧合。与艺术相似的是，在信仰中：矛盾与反合既令人不舒服，却又必不可少。
绝望与希望的对立贯穿了托勒的整个《第一归正会》之旅，由于个人的挫折（他的儿子死于伊拉克，妻子也离开了他）他原本就已濒临绝望，结果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托勒愈来愈深地堕入灵魂的漫漫长夜之旅。他开始参与环保主义者的活动，并对上帝之创造所受到的看似不可逆转的创伤而感到绝望（也因许多基督徒对这个问题所表达的冷漠而绝望）。电影此处所渲染的情绪——显然是倾向于极度的绝望——反映了施拉德本人的观点，在最近一次放映会被问及“你是否处于绝望中时”，他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是”。
“所有在这一刻持乐观态度的人都
没有注意到，”施拉德说，“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没有太多值得乐观的事。”
虽然《第一归正会》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施拉德并不一定要把它描绘成英雄式。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是托勒在绝望中愈陷愈深——最终导致了暴力——被视作是骄傲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借托勒呈现了默顿的一个观点：“绝望是由骄傲所生发的，甚至到了某种程度后，宁可选择人自己的确信，而不承认上帝比我们更有创造性。”
默顿还说过，“绝望是一种极度的自爱。当一个人为了体会自我迷失的腐败奢侈，而故意背弃所有他人的帮助时，绝望就产生了。”
电影尾声的托勒表现了上面这种理论，他的客西马尼园情节变成了对破碎的孤芳自赏般的痴迷，以至于他对教会里一个关心他的姊妹回复道：“我鄙视你……你总关心些细枝末节的事，你就是块绊脚石。”他越是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用一种殉道情节应对世界迎面而来的疯狂，他就变得越来越危险与丑陋。
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54年的经典之作《乡村牧师日记》（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以及其牧师主人公的“神圣痛苦”，不论在主题还是“慢电影”风格的方面，显然都启发了《第一归正会》。施拉德在先验风格中对牧师冗长的分析，几乎是为第一归正里的霍克（男主角的扮演者）量身打造的。施拉德将克劳迪·莱杜（Claude Laydu）饰演的牧师描述为病态、与社会脱节以及性格孤僻：不论是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他都无法应对罪的世界……他不屈不挠地朝着那不真实的殉道前进。
施拉德认为，具有“先验风格”的电影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他所谓的“差异性”。他在书中写道，差异性可以“将属灵的精神分裂症——对两种对立世界的敏锐感觉——传达给观众”。通常来说，差异性在电影中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以施拉德所定义的那种“促使人抛弃所有日常生活中装假的，大胆的情感所驱动的”“决定性的行动”告终。这有点像卡尔·德莱叶（Carl Dreyer）《词语》（Ordet，1955）中死人复活的那一幕，或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木兰花》（Magnolia，1999）中的那场青蛙雨：“接受平庸现实中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必须大体上依赖于信仰。”
《第一归正会》中当然也有差异性。托勒所在的教会与丰盛生命会，分别代表了基督教两种反合性的极端，夹在当中的托勒被这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症”所困扰，他象征着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正遭受的鞭笞。我们当如何处理许多基督徒生活中的悖论（软弱是刚强，丧命是得命，失去是得着，等等）？我们当如何同时追求真理与爱，怜悯与审判，恩典与纪律？当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声称自己追随基督教时，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基督教？
生活于悬殊的差异中总是令人难以忍受（正如托勒堕落到精神失常那样），如今则可能是最艰难的时刻。电影里杰夫斯曾评价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定论”，因而容易变成极端主义。对他们来说，基督教的反合性不够清楚，所以他们经常反倒诉诸于政治——有更明确的“事业”，以便他们对正义的热情能够有效地融入那感觉上更有成效之处。
诚然，我们这个世俗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政治取代了宗教而成为“超验”的源泉。我们在《第一归正会》里那个黑色幽默式的葬礼中看到了这点，教会诗班没有以赞美诗来纪念逝者，而是借用了尼尔·杨（Neil Young）的环保主义歌曲《谁会挺身而出？》（Who’s Gonna Stand Up?）。我们在电影挑衅式的高潮也能看到这一点，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已经模糊到令人不安的程度。
在《第一归正会》中，施拉德是否在遵循后基督教（post-Christian）文化，“将政治作为新宗教”的轨迹？电影当然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但它也可以被解释为对基督徒的挑战，以期避免第一归正会或丰盛生命会所代表的那种极端。相较于对基督教这种或那种的反复批判，这部电影更可能是在呼吁所有以下形式的基督教，这些基督教以消费主义为导向来做挑选和选择，但唯独排除那些符合圣经的真理与门训。
正如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在《坏宗教》（Bad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异端几乎总是源于“希望解决基督教的自相矛盾，摆脱她的反合性，以及提出一个更清楚与连贯的信仰”。然而，一个“更清楚”的信仰不见得是一个站得住脚的信仰，在我们这个崇尚消费主义信仰的世界，理解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年轻人想要确定性，而基督教中的各种对立关系，相较于他们手头迫在眉睫的正义任务而言，可能显得像是笨拙的障碍。
当基督教将传福音、悔改与成圣视为迫切需要，犹如社会对待种族和解、堕胎与环保等事件，接受这样一个基督教会变得更棘手；当我们跟随耶稣，却不跟政治党派有染时，这种跟随会变得更棘手；当一个信仰严肃地意识到罪、苦难与不公，但同时又充满喜乐、盼望与勇气，信奉这样一个信仰会变得更棘手；当我们既要接受第一归正会的优点，又要接受丰盛生命会的优点，这也很棘手。
诚然，这样做更棘手，但也更有益处，并且更接近耶稣的心。一个健康的基督教应该是什么样的，施拉德的《第一归正会》或许没有向我们展现，但或许我们可以及时向世界来展示。
译：许志斌；校：JFX。原文发表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First Reformed’: 2018’s Most Thought-Provoking Film So F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