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在牛津大学还不敢向人提起自己是基督徒。
刚开始读研究生时，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迎接学术界对基督徒的嘲讽和偏见。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指责，我还特意研读了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的《主宰》（Dominion）一书，想用基督教历史上的闪光时刻来武装自己。然而，现实却让我大吃一惊。
朋友和同学们非但没有对我的信仰抱有敌意，反而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开放态度。虽然这所千年学府的学生群体普遍世俗且思想前卫，但校园里古老的建筑却在无声地诉说着它深厚的宗教底蕴。如今的文化氛围似乎正在悄然改变。从前那些避之不谈或被边缘化的信仰话题，如今却变得格外鲜活。过去一年里，宗教竟然成了研讨会、讲座和酒吧闲谈中的热门话题。
贾斯汀·布莱尔利（Justin Brierley）最近推出的新书和播客系列《惊人的重拾信仰》（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在基督教网络社群中引发热议。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也许我们一直以来对世俗社会的悲观预测都走错了方向。布莱尔利详细记录了新无神论运动的衰落，以及知识界人士转向基督教的现象——有些人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有些人则开始赞赏基督教对文化的积极贡献。在西方社会急于寻找新的文化认同以填补世俗价值观崩塌后的空缺时，基督教突然成为了一个理性的选择。
在牛津，人们对超自然事物重燃兴趣的现象确实包括了一些受社交媒体影响的本科生，他们或是佩戴水晶，或是随身携带塔罗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传统宗教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以下是我在牛津亲身观察到的这种重新对神产生兴趣的现象，我把它分为文化和精神两个层面。
体制信任危机
前不久，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聚会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什么机构是你们信得过的吗？”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没有。无论是政府、联合国、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还是民主制度本身——所有这些都遭到了普遍质疑。我们这一代人对“体制”的幻想早已破灭，似乎再也找不到能够推动社会向善发展的制度性指引或框架。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牛津的学生们愿意重新审视宗教。如果说二战后那些充满乐观主义色彩的现代制度——那些本该为我们端上人权与繁荣果实的制度——都深深地辜负了我们的期望，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从一些更古老的智慧里寻找答案？也许人们更渴望能够得到一些超越性的准则指引，而不是盲从那些容易受时代风气和腐败影响的人造制度。
正如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回归正统》（Orthodoxy）中所说：我们总是忙着创造自己的体系，却在回头时发现基督教一直都在那里，“矗立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并已有千多年的历史”。也许，重拾这些千年古训，反而能给我们带来现代制度所无法提供的稳定。
社群归属渴望
最近，几个对我所在教会感兴趣的非基督徒朋友跟我一起去做礼拜。每次他们都会惊讶地说：“原来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来教堂啊？”他们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死气沉沉、如同文物陈列的场所，却发现教堂里生机勃勃，几百名基督徒中很多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羡慕我在教会群体中建立的友谊网络，这些朋友像家人一样关心我，帮我尽快适应了这座陌生的城市。
在这个被孤独感笼罩的时代，科技发展、城市规划，以及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说的现代人“无根性”困境，让许多年轻职场人士和学生都感到孤立无援，不知如何在新环境中结交朋友。此时，教会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我有个已经离开基督教的朋友最近感慨道，她很怀念那种熟悉感，怀念那群永远敞开怀抱的人。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为基督教教义辩护，但真实的体验往往更具说服力。教会具体地邀请人们参与集体生活——从共进晚餐、做礼拜，到参加联谊会、圣诞节目和唱诗班——恰好回应了现代社会日益个人化之后，人们对群体归属感的深切渴望。
西方文明的动摇
当今的西方——无论是其核心价值观、历史传统还是身份认同——似乎都在动摇。布莱尔利指出，近年来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公开表达了对信仰的认同。就连著名的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都称自己是“文化意义上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一批思想家开始将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明，试图以此来支撑这个正在衰弱的文明体系。
然而，宗教信仰的形成机制是多元而复杂的。尽管我们希望这些思想家是真正体验到了上帝的存在，但我们也要警惕他们的动机——尤其是在“基督教文明化”这一趋势兴起的当下。历史告诉我们，把基督教当作修复文化或推进政治议程的工具，往往会酿成血腥冲突。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主宰》一书有力地论证了西方价值观源自基督教，但基督教并非出自西方价值观。基督教的生命力并不依赖于西方文明——事实上，它在全球南方地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世俗主义的困境
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形象地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是相互“困扰”的：信徒们在与怀疑抗争，而非信徒则被超验性所萦绕。在我这一代人中，很多人从小在无神论家庭中长大，从未接触过宗教团体或灵性教导。他们一直被禁锢在“内在框架”中（泰勒用这个词来形容仅限于物质世界的世界观），如今却突然发现超自然的事物充满魅力。
C.S.路易斯提出的“渴望”（Sehnsucht）概念——这个德语词描述对喜悦的深切渴望——在此特别有启发意义。当超验性进入现实，让人强烈感受到精神世界的存在时，这些时刻往往能成为通向信仰的桥梁。在交谈中，即使是最顽固的怀疑论者，当被问及是否经历过这种难以解释的奇妙时刻时，也会眼前一亮。如果你是在一个冰冷、封闭、一切都可计算的宇宙中长大，那么你会将任何一丝曾经掠过的灵性之风都铭记于心。布莱尔利最近在文章中引用霍兰德的话说：“一旦你接受天使的存在，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引人入胜。”
对道德框架和情感寄托的渴求
在酒吧聊到信仰话题时，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回应：“老实说，我还挺羡慕你的。”一位朋友谈到她内心的焦虑，因为未来充满未知而感到迷茫。相比自己摸索建立信念和伦理体系，拥有宗教信仰、有一个可以支撑情感和道德生活的框架，似乎要轻松得多。焦虑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标签，而当今时代的道德不确定性更是加剧了这种焦虑。
在约会软件、多元关系和色情内容泛滥的时代，许多年轻人已经厌倦了自行构建道德准则的重担。路易丝·佩里（Louise Perry）、玛丽·哈灵顿（Mary Harrington）等保守派女权主义者通过研究指出，现代性关系规范的模糊让年轻女性特别不快乐，也无法真正保护弱势群体。相比之下，“罪”这个概念反倒成了一种解脱，它为判断对错、约束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标准。突然间，像基督教这样致力于培养有德行、有智慧、懂尊重的个人道德体系，似乎不再那么令人窒息或压抑了。
从头脑到心灵
随着时代问题的变迁，我们为信仰辩护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虽然理性论证依然重要，但我们已经看到不同世代之间的关注点在悄然转移。最近在英国“庇护所”（L'Abri）访学时，我发现年长一辈更多在思考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例如“圣经的内容究竟可信吗？神的存在能被证实吗？”而年轻人则更关心基督教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牛津，我那些非基督徒朋友虽然仍会问我如何看待基督教的殖民历史，或者我怎样理解教义，但他们似乎对信仰如何指引我的人生道路、塑造我的目标和情感世界更感兴趣。这种从“是真的吗？”到“做得到吗？”的转变，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文化变迁，教会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回应这种变化。
如今，在牛津这所处于后基督教时代、以世俗化和进步主义著称的学府里，我已经不会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感到不自在。前面提到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变迁，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然谈论信仰和灵性话题的氛围。这些话题的出现不再令人尴尬或显得刻意，反而成了人们乐于探讨的内容。
当然，牛津的情况有其特殊性。这些现象部分源于它独特的学术环境，这里汇聚了热衷于探讨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者。我的观察也难免带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视角——据说在理工科领域，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传统仍然占据主导。尽管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背景不尽相同，但我深信某些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
澳大利亚著名牧师和思想家马可·塞耶斯（Mark Sayers）一直在提醒大家，一个信仰复兴的新时代可能即将到来，他呼吁教会要预备好。从我在牛津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不禁对布莱尔利的观点充满期待——也许，一场意想不到的信仰复兴真的正在萌芽。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Surprising Rebirth’ at Oxford: Perspectives from a Graduate 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