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我们一家刚移民美国不久，叔叔就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美国历史书。我两周就读完了。美国建国过程中，那些风华人物以及他们至高的理想深深地吸引了我。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事更让我啧啧称奇：他们既是挚友又是对手，友情持续一生，而且居然都在美国独立 50 周年的同一天离世。
这份兴趣很快演变成对美国总统、政治，尤其是对约翰·亚当斯的痴迷。上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国研究专业。高中时，我总是自豪地发现自己比美国同学更了解美国历史。2005 年，当我和父母庄严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时，那份自豪感达到了顶峰。
在中国，很多老师都跟我说过：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幅画，中国就像一幅古老的画作，历史的笔触层层叠加，已经很难再有大的改动。而美国则仿佛一张白纸，充满无限可能。这个比喻虽然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包袱，但用在美国身上却不太恰当。美国虽然年轻，但正是因为历史短暂，反而让它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矛盾更加突出。
美国国父们纵然有高尚的理想，也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却没能阻止奴隶制的蔓延。这个历史阴影依然在我们中间挥之不去。我的母校，作为美国第一所天主教大学，最近也不得不直面自己的黑历史：当年，耶稣会的领袖们居然靠卖掉 272 名黑奴来给学校筹款。
内战结束后，奴隶制是废除了，可种族歧视却远未终结。接下来的百年里，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法——译注）横行霸道，原住民遭受屠杀，排华法案大行其道，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各种针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歧视层出不穷。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还在为解决警察暴力和司法体系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公正问题而绞尽脑汁。
作为教会一员，我们不禁悲叹：“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而作为中国移民，我不由自问：“在这个国家里，我的归属在哪里？”2001 年，家乡爆发种族骚乱时，我错误地站在白人同学一边，质问道：“为什么黑人就不能安分守己，不惹麻烦呢？”但随后我又开始思考，在这个国家，我要怎么做才能看起来“正常”？是不是要更加努力地融入，交白人朋友，在名校研究美国历史，娶个白人女孩？如果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把自己的“华人”特质藏在家里或者少数几个场合，免得在朋友中显得格格不入？
事实上，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我接受了一流教育，大学毕业就进入大公司做律师，娶了一位可爱的白人姑娘，现在还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美国长老会教会担任牧师。但我能被主流社会接纳，总是建立在我愿意玩这场“同化游戏”的基础上。最近因新冠疫情而兴起的反亚裔言论和情绪，再次提醒我，我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多么脆弱。每当政客们谈论要让美国“重拾昔日辉煌”的愿景时，我总忍不住想：在那个“辉煌”的美国里，像我这样的人是否真的有容身之处？
虽然我对美国有些批评，但我也不曾忘记：在 9·11 事件后，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开国先贤的英雄理想和牺牲精神通过这次事件大放光彩。我亲眼见证了正义的进步——我们迎来了首位黑人总统。我心怀感激，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找到了信仰，还能自由自在地和其他信徒一起敬拜上帝。能成为美国公民，我深感自豪。
在这个独立日，我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为国家的成就感到骄傲，为神在这片土地上赐予我们的种种恩典欢欣雀跃。但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独立日不只属于我们，它同样属于那些抗议者和维权人士，属于移民和难民，属于穆斯林和基督徒，属于黑人和亚裔。
要说美国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是这里像个大拼图，各种文化交相辉映，让我们的社会多姿多彩。我真心希望，无论是我的中华文化，还是非裔、阿拉伯、拉丁裔的文化，都能和白人文化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彩。
不过，我们也要记住：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理想也很高尚，但美国，或者说民主自由的道路，都不是历史的终点站。
我记得 2005 年夏天入籍宣誓时，我放弃了对其他国家的效忠，宣誓忠于美国宪法。老实说，我顶多算个“颠覆型爱国者”——不是说我时时刻刻找机会想背叛国家，而是因为神呼召我成为祂的子民。每天，当我看到不公、暴力、邪恶、苦难时，我都会祷告：愿神的子民在黑暗中做光，愿耶稣君王的荣耀和权柄早日完全彰显在这世上。
我是个“颠覆型爱国者”，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国家取得了不少进步，但美国并不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最终盼望。我效忠的是那位舍己的君王，祂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为的是把我们从罪的暴政中解救出来。这样，这些权利才能真正成为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仅在今生，更在永恒里。
我是个“颠覆型爱国者”，因为在美国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更深的真理：“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祂透过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地为祂而活。”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I Became a Subversive Patr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