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英国法院在一起案件中判决大卫·麦凯瑞思（David Mackereth）败诉，这次审判可以说是我们现代文化战争的缩影。在一次求职面试中，麦凯瑞思——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医生——希望保留不把（用他的话说）“一个6英尺高的大胡子男人称为‘夫人’”的权利。当他因此失去了那次机会后，他声称自己受到了信仰歧视，因为他是基于创世记1:27而那样表述自己信念的。
对于麦凯瑞思来说，对“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信念是使用人称代词的基础，但是法庭却作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法官特别挑出这位医生对创世记1:27的信念，认为这样的表述“与人类尊严不相容”。因此，作为“人类尊严”根基的圣经经文反而在判决中遭到谴责，这让人想起一种文化在锯开它所栖息树枝的画面。
那么，基督教影响的浪潮是否已经从文化中彻底消退了呢？这种概念长期以来一直反映在保守派和宗教人士的语言中，他们哀叹信仰在公共场所的消亡。在《多佛海滩》（Dover Beach），19世纪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哀叹于“信仰之海”“长长、退去的咆哮”，让我们“既没有欢乐，也没有爱，更没有光”。如果阿诺德能在1851年写下这句话（当时有一半的英国人在周日去教堂），他对今天会怎么看？当英国教会的聚会出席率约为6%，社会的圣经基础经常遭到公开谴责时，我们应该怎么看？
值得记住的是，潮水会退去，但也会涌入。教会历史上有许多“长长、退去的咆哮”，同样也有许多不寻常的涌入。潮汐不会只是退，还有另一种方式来发展“信仰之海”的比喻：无论目前的水平面如何，水的力量是有目共睹的。退潮时的地形和涨潮时的海滩一样，都展现出海洋的塑造。换句话说，基督教仍然在所有这些当代趋势中有力地发挥作用，教会内外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互动。
让我们在麦凯瑞思的案例上再思考一下。作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与跨性别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但这两种观点都以各自的方式依赖于基督教文明的前设。特别是，有三种价值观——平等、同理心和个人同意——在推动着这些争论。只是，在某些变性人的主张中，这些价值观已经从基督教的故事中剥离出来，然后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问题：剥离和重组。
当“平等”失去了其基督信仰文化背景后，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古代人以集体的方式考虑他们的身份，而个性则在混乱中丢失了。我们的危险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松散协会，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有平等的权利。它可以变得非常原子化：我只从自己和自己的身份开始思考。在其他文化中，我会向外看以发现我的身份，而在我们的文化里，我只向内看。其他文化强调责任，而我们则强调权利。难怪社区感已经不复存在，难怪所有形式的机构归属都在全面消亡（不仅仅是教会）。
基督信仰的原则是所有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而现代的目标是让每个人在自己的梯子上爬得同样高。圣经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21世纪的西方人现在用这句话替代最后的分句：“因为你们都是个体”，或者更糟糕的版本“因为这些属性都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一点上，当代文化与圣经真理的距离是巨大的。
当同理心脱离了基督信仰的叙事之后，它就有可能产生“竞争性受害者身份”（competitive victimhood）。这是社会学家对受害者地位可以迅速因着得到宣称就获得优势地位的称呼。在基督信仰中，受害者是耶稣，他因着救赎而受苦痛，并为受罪苦害之人提供了尊严和盼望。当代文化的危险是，我们的主要愿望不是尊重和帮助受害者，而是成为受害者。过去，伟大的心智收获同理心这一美德，而现在我们只想从他人那里收获同理心。现在的文化是，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是某个有害文化的受害者（当然其中许多人有真正的冤屈），而我们却缺乏更丰富的道德视野来进行仲裁。
女权主义者（或宗教少数人士）与跨性别活动家之间的冲突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冲突中，我们看到双方都声称要保护被压迫者。但是哪个更优先、在什么时候、基于什么理由？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性别、身体、人格和社区的意义有一个更有力的理解。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而不是坚持“我的权利”或重述“我的痛苦”，更不是用一些大写字母的推文来提醒人们“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21世纪”。
如果“个人同意”脱离了基督信仰的叙事，它就有可能将性这个概念降低到远低于基督教愿景的程度。它使“个人同意”——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价值，如婚姻承诺分离。它也有可能使性与关于其意义的更丰富故事分离。它可能会天真地认为，性只是一种涉及到休闲活动的不复杂选择。然而在现实中，社会和身体上的权力差异始终存在，而性则交织在我们的身体、个人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架构中。
作为个人主义者，我们把性看作是个人进行私人交易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性选择与婚姻、孩子、家庭、生物学结果和更广泛的社区密切相关。个人同意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并不是性道德的充分基础。
现在，将这三种抽象的价值观以某种方式混合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个人的力量，少数人的力量，以及个人选择的力量，特别是在性问题上——这些都是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基本信念。对于跨性别活动家来说，它是这样的：我有自我认同的绝对权利，不受文化或生物学的约束；而且作为一个少数族群，我的选择必须得到尊重。显然，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基督教的，但它产生于对这三个价值观的强烈信念，如果没有基督教，这种信念完全不可想象。
在另一边，大卫·麦凯瑞思有他自己的基督教基础：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权利；科学（尤其是对性别的生物学定义）；以及首先为我们的平等提供依据的圣经权威（创1:27）。因此，在这个2019年的法庭上，我们看到的是传统和世俗化版本的基督教基础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令人震惊的并不是裁决对麦凯瑞思不利——在文化战争中，有些斗争基督徒获胜，有些斗争基督徒会失败。令人震惊的是所给出的理由——法官裁定创世记是问题所在。正如斯宾塞·克拉万（Spencer Klavan）所调侃的那样，称上帝的形象“与人类尊严不相容，这就好比坚持认为种子与鲜花不相容，谷物与面包不相容一样。”这是在依赖一棵树所结果子的同时谴责树根。因此，这种不断增加的世俗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战略。它带来的是断裂而非自由。但它揭示了基督教不可避免的影响。即便创世记遭到了谴责，它也是以“基督教”的理由被谴责的。
就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明确影响而言，潮水已经退去。但是，“信仰之海”的地形已经形成，比我们当前的文化时刻更加深刻和持久。当我们看到后基督教时代的恐惧、混乱和部落主义时，教会内部和外部的人有理由盼望潮水的卷土重来。
编注：本文摘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我们共同呼吸的空气：我们为何相信自由、良善、进步和平等》（The Air We Breathe: How We All Came to Believe in Freedom, Kindness, Progress, and Equality, The Good Book Company, 2022）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ecularism Proves Christianity's Infl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