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改编自发表于福音联盟学术期刊Themelios 45.2（2020年8月号）上的同名文章。
当我第一次戴着面罩和塑料手套去我们当地的杂货店购物时，我被所看到的现实震撼到了。现实变得不太“正常”。2020年1月，世界首次了解到中国发生了一种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流行并且感染了数千人。但到了3月，这一遥远的疫情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流行病，感染了数百万人、导致几十万人死亡，还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并从根本上打乱了大多数社会的正常运转。到了今年复活节主日，大量教会停止了实体聚会，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课程的各级学校都被迫采用了在线和远程学习方式，并为毕业生举行“虚拟”毕业典礼。许多大学和神学院也因招生人数下降、预算严重不足、前途不明而取消了一些教师岗位和学位课程。即使“居家隔离令”解除，企业和教会得以开始重新开放，《大西洋》（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也给出了清醒的评估：“我们已经无法回到‘正常’了。”
C. S. 路易斯80年前的一次讲演为这个不正常的时代提供了及时的洞见。当时牛津大学圣玛丽教堂的牧师T. R. 米尔福德（T. R. Milford）求助于路易斯——毕竟后者是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老兵，同时也是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著名的基督徒讲师——来回应牛津大学本科生在二战初期的担忧。于是，在1939年10月22日，路易斯向一大群牛津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题目是“没有别神：战时文化”。后来这篇演说以小册子的形式得着出版，小册子题目是“处在危险之中的基督徒”，后来又以“战时求学”为题出现在路易斯的演讲集《荣耀之重》里。
在这次演讲中，路易斯提醒我们：“生活从来就没有正常过。”他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及应当如何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追求认真的学习——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他还强调了三个分散或阻碍学习的尖锐挑战。本文试图从路易斯的战时讲话中得着智慧，以告知和鼓励牧师、神学生和其他在使徒们所说“现今的苦难”（林前7:26）中劳苦的读者。
为什么一个正常人会在世界大战或疫情大流行期间认真研究神学、人文学科或艺术？
鉴于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学术追求似乎在资源和时间投资上来看是不明智的。有些专家甚至会宣称，当数百万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时，埋头于书本是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我们可能会认为，在这种时候从事耐心、谨慎的学术研究类似于“琴照弹，休管罗马大火”（英文版47页，下同）。路易斯针对这类由于二战的不确定性和紧迫性而对传统大学研究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必须努力“以正确视角看待当前这场灾难”（49页）。一场战争（或者说一场疫情）并没有真正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相反，它迫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永久的处境”，即人们一直以来都“生活在悬崖边上”（49页）。“正常的生活”是一个神话：如果人们总是等候最佳条件出现，然后才去寻找关于真、善、美的知识，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开始。路易斯提醒我们，过去几代人都有着他们的危机和挑战，但人类还是选择了追求知识和发展文化。在危机中，我们不可能中止我们的“理智及审美活动”（52页）。即便在战争时期，我们也会继续阅读——问题是我们读的是那些挑战我们深思熟虑的好书，还是把时间花在浅薄平庸的分心上。
路易斯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活动进行“天性”或是“属灵”的区分，因为“每一种责任都是一种宗教呼召”（53-55页）。无论某人是作曲家还是清洁工，是古典主义者还是木匠，当他们谦卑地将其“献给主”时，他们的天性工作就变成了属灵工作（55-56页）。因此，即使在战争时期，对知识和美感的智力追求也可以而且确实会荣耀上帝。不过路易斯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是为发挥我们的天赋而心喜，而是为此天赋属于我们而心喜，甚至为天赋给我们带来的声名而心喜”，那就是把学术上的成功变成了偶像。
在现代社会中，哪些职业是“必不可少”的？在疫情期间，大多数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暂时关闭了社会的许多部门，而只允许“必不可少”职业上的人继续工作。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的工作（例如）似乎是多余的，而急诊医生和疫苗研究人员的工作在一个遭受致命疾病打击的社会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社会的长期繁荣，这样的评估其实是短视的。
哲学关注的是对智慧的追求。学习哲学的学生要学会提出合理的论点，深入思考什么是真、善、美，并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生活。一个不重视真理、逻辑、美学、道德的社会，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勇敢新世界!” 路易斯呼吁基督教学者为教会服务，要更加努力，更加深入地思考，以促进 “好的哲学”，提供真正的答案和合理的护教，以对抗这个时代的哲学潮流和时尚（58页）。
同样，我们也需要研究过去，以正确评价现在的挑战和关注。正如传道者提醒我们的那样：“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史无前例”这样的字眼常常被用来形容新冠病毒大流行，然而我们这一代其实并不是第一代面临致命疾病威胁的人。好的历史学习可以让我们“相对平衡地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通过分析过去的时代和民族，路易斯建议学生们认真学习历史并建立起知识分子的抗体，“对本时代的书报与广播中喷涌而出的胡言乱语保持免疫。”（59页）
路易斯在《战时求学》中没有直接论述严肃的神学研究有怎样的性质和必要性，但在其他地方，他的理由是，“任何一个想思考上帝的人，都希望有关于上帝的最清晰、最准确的观念，这是一直会有的。”他坚持认为神学是实用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上帝的想法（其中许多是错误的），并且容易受到各种神学“新知”的影响，对于这些“新知”，他说：“真正的神学家在几个世纪以来都努力了解过，但最后都拒绝了这些错谬。”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经济，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但同时也迫使许多人对自己的死亡和终极问题进行挣扎。路易斯则认为：“战争使得死亡对我们变得真实……我们再也不会看错，我们一直居于其中并与之虚与委蛇的宇宙，是何种宇宙。”（62-63页）将路易斯的话应用到我们当前的危机中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严肃的圣经和神学研究，在谦卑地服务于基督和祂教会的过程中阐释“历史性信仰的基石”，这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也是一个机会。战争和疫情能够提醒人们，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些东西是深深的错误。基督教神学通过揭示武装冲突和流氓病毒是宇宙中最深层问题的表面症状来告知人们这一根本事实：人类反抗造物主上帝，而造物主上帝将根据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他们。因此，真正解决我们弊病的办法不是在白宫或世界卫生组织，而是在髑髅地，在那里，上帝的儿子为罪人受苦和死亡，然后通过征服坟墓解除了死亡的武装。
查阅图书馆档案就会发现，确实有许多学生在牛津大学和其他大学开展“战时学习”。著名的研究早期教会的学者弗伦德（W. H. C. Frend）于1940年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关于北非基督教的博士论文，乔治·凯尔德（George B. Caird）在1944年完成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撰写了关于新约荣耀概念的论文，并得以继续担任该大学圣经释经学教授。在这些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战争时期牛津大学关于法兰西斯·培根对圣经的使用（1940年）、圣经后时期希伯来语法（1943年）、布克尔与英国宗教改革（1943年）、英国清教徒的崇拜（1944年）、巴特的恩典概念（1945年）、奥古斯丁著作《反对学园派》（1945年）等几十篇论文。这些历史的视角应该能给当代的神学院学生和研究生提供鼓励，使他们在经济压力、图书馆关闭、就业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仍然在疫情期间致力于学习。
路易斯指出，在战争这样的时代，有三个“敌人”会对学者兴风作浪：骚动不安、气馁和恐惧。
一、骚动不安
第一个这样的敌人是“骚动不安”，路易斯的意思是“本打算琢磨本职工作，却琢磨了战争，为战争动情”（59-60页）。也就是说，学者会因为当前的危机而分心，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追求中。今天，“骚动不安”的危险表现为专注于社交媒体，不断地滚动微博和搜索着谷歌，关注着华盛顿、伦敦或约翰内斯堡的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数、危险的经济形势以及政治动荡状况的最新消息和分析。这对学术研究来说并不是一个明显的敌人，我们很自然会想要了解时事的最新情况。然而，这种“骚动不安”或分心会阻碍我们追求卡尔·纽波特所说的《深度工作》——本该全神贯注，将我们的认知能力推向极限的态度。心无旁骛的工作可以磨练我们的能力，并利用我们的专注和精力去创造真正的、持久的价值。比起分析希伯来语语法、发展哲学证明或阅读密密麻麻的清教徒散文，发微博和在头条新闻中游逛要容易得多。
路易斯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有大量敌手”（60页）。新冠病毒并没有创造出“刺激”的敌人——它只会加重我们的癖好。早在最近的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人们就已经花了太多时间消费社交媒体和观看CNN的“突发新闻”。对此，托尼·瑞科（Tony Reinke）写道：
分心对人类的诱惑在每个时代都存在，因为分心让我们很容易从沉默和孤独中逃脱出来。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性，认识到我们不可避免的死亡，以及上帝与我们所有欲望、希望和快乐的距离。
我们渴望那些看起来直接、带来刺激和与自己相关的东西，我们常常太愿意从需要我们深度专注的工作中脱离出来，因为这些工作让人感觉乏味或平凡，这些工作也让我们错过朋友的状态更新或最新的今日头条。路易斯提醒说：“倘若我们纵容自己，我们将会一直坐等这份心事或那份心事完结之后，才能真正安心本职工作。”（60页）学习一门古代语言，或者写一本专著或一篇论文，从来没有真正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追求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工作，即使在条件似乎不合适的时候，因为 “有利条件永不会来”（60）。我们可以效法以萨迦支派的觉悟和决心，他们“通达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代上12:32）。为了正确看待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需要对过去有深入的了解”（58）。因此，不知道如何在疫情中带领教会的牧师，可以从前几代的基督徒如何应对流行病和瘟疫中有所学习。
二、气馁
挫折或焦虑是学者们必须面对的第二个敌人，也就是“感到我们没时间完成学业”（60页）的那种气馁。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和其他聚集在一起听路易斯1939年演讲的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战争的前线。他们担心德国的空袭，经历了战时停电和纸张短缺的挑战。路易斯的理由是：“要是父母把我们送到了牛津，要是祖国容许我们呆在那里，那么，这就是显见证据，表明至少在当前，求学生活最有可能荣耀神。”（56页）
学者们永远不会完成他们渴望写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牧师们很可能在完成他们计划的系列布道之前就退休或死亡。维吉尔（最伟大的罗马诗人）在完成他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前于公元前19年去世。同样，简·奥斯汀、狄更斯、卡夫卡、马克·吐温等无数作家都留下了未完成的小说。人们还想到了“美国神学家”爱德华兹，他在完成其伟大巨著《救赎工作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之前就去世了；而伟大的圣经学者莱特福特（J. B. Lightfoot）所留下的大量《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哥林多后书》和《彼得前书》详细注释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才被人发现并获得出版。
路易斯提醒我们：“未来就在上帝手中，不管我们交没交给祂。无论和平与战争，切莫将你的美德或快乐寄托在未来。只有不大在乎长远规划却每时每刻做什么都是像‘给主作的’那些人，工作才最快乐。神只鼓励我们祈求日用食粮。履行义务或接受恩典的唯一时刻，是现在。”（61页）因此，我们不应该像那个把主人的钱藏在地里而不去投资的愚昧仆人一样，以不作为来回应“气馁”这一的敌人（马太福音25:18，24-27）。同时，我们必须防备雅各警告我们的骄傲自大，认识到当我们报名参加一个学位课程、计划一个系列布道会、或签下一本书的合同时，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书4:15）
三、恐惧
恐惧是那些战争时期学习的人所面临的第三个敌人。“战争以死亡和痛苦威胁我们，”然而路易斯敦促我们记住，战争“并未使死亡几率增高；我们百分之百都会死，这一比率不可能再高。”（61页）。战争（或者说冠状病毒）可能会影响死亡的原因或时间，但不会改变死亡的确定性。事实上，世界大战或瘟疫流行的危机迫使我们“记起”死亡，“常常意识到自己之必有一死”（62页）。世界卫生组织从2020年1月21日开始每天发布有关新冠病毒的情况报告，刚开始只有282例确诊病例；4个月后，全球病例数超过600万，报告死亡人数37.5万。这些膨胀的数字令人震惊和清醒，然而也提醒我们一直以来的事实：我们是凡人，我们都会死。认识到我们“不是来这里永生的”，其实促使我们今天可以更充分地为他人和上帝而活。作为生活在不确定和不正常时代的生物——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不确定或不正常的——路易斯挑战我们谦卑地把我们对学习的追求献给上帝，作为“通往我们此生以后希望乐享的神圣实存和神圣之美的一条道路”（63页）。
摩西在诗篇90篇中有力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并为我们提供了需要的智慧。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作为受造物的有限——“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并对我们的造物主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第2，10节）无论我们今生面临武装冲突、新冠病毒，还是其他的劳苦和麻烦，我们都要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12节）我们的日子已经被但以理所说的“亘古常在者”数算过了。考虑到我们作为凡人的有限寿数，我们请求永生神在我们所有的日子里使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然后“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14-15、17节）。
这一结尾的祷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基督徒学者在战时仍致力于研究的信靠和决心，也表达了所有基督徒所有的决心：自己“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cholarship in a Pandemic? A Lesson from C. S. Lew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