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过一年，文化的发展只会比往年变得更糟。西方淫逸生活的无穷创造力及其输出是它的标志性产业之一。“活出真我”（Live Your Truth）和“做你自己”（You Do You）的愚蠢，让人们把对人性目标的批判性考察压制在神经末梢的快感和原子化“权利”的考量之下。拒绝上帝对受造物的权柄，是造成我们文化困境的一个原因。但文化现实是由复杂的环境所塑造的，这个环境由观念、性格和环境组成，它们以某种系谱序列相互依赖和建立，最终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光景。
一向针砭时弊的卡尔·楚曼（Carl Trueman）登场了，他写出了2020年最受期待的书，即《现代自我的崛起与得胜：文化失忆、表现型个人主义和性革命之路》（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楚曼在这本书中解释了现代身份（“自我”）的形成如何产生了一种人格范式，这种范式常常被用来达成心理、性爱和治愈的得胜。那么，任何威胁到个人自我选择（自我概念、性自由和心理治愈）的主张，不仅不恰当，反而可能是一种罪行。
我很难把这本400多页的复杂思想史著作提炼成几段话，但是本书标题说明了总体的要旨：通过世俗的祛魅（disenchantment），西方文化在思想、审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现代男女对于人类身份、自由和繁荣的构想。
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相反认为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和感觉需要不断变化身份。当前的潮流就是性革命，性革命背后的人论就是把人的尊严和人格与他不受任何传统或道德约束（这些会限制欲望或意志的实现）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楚曼的目的是解释性革命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建立在了哪些系统性前提和胜利上的。
作为宾夕法尼亚州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圣经研究和宗教学教授，楚曼在该书第一部分借鉴了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 1922–2006）、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和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的著作，解释了现代进程中道德的内在转向，即一种由人的治愈满足感和“本真的”自我实现感所定义的道德。
该书第二部分着眼于卢梭、尼采、马克思和达尔文，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使脱离有神论基础的对人的本质认识成为可能。人类的目的不再以他与神的护理或旨意的关系来界定，现在则是根据唯物主义、权力差异和浪漫的感官主义来定义。波比·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 – 1822）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 – 1827）对性规范的艺术再现均以一种脱离基督教规范的道德想象为前提，表明文化不仅是由观念塑造的，也是由审美影响塑造的。根据楚曼的观点，世界观不仅仅是关乎认知的，而且还被情感、习惯和欲望所塑造的前认知信念所束缚。
第三部分明确了性的中心角色。楚曼运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著作，讨论了在世俗的观点中人类个性和实现的各方面是如何下意识、潜意识地表达固有的性欲。对弗洛伊德来说，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为了最大化人的内在性欲而有的协商和妥协。“作为敬拜者的人”（homo adorans）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情欲的人”（homo eroticus）。从这里，弗洛伊德融合了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的作品。综上所述，楚曼提出了性革命的理论背景：性欲的存在既是为了寻求最大限度的表达，也是为了摆脱束缚或压迫的自由。事实上，当约束或压迫因素存在时，一个人不能就活得“本真”，并在实现情欲自我时受到阻碍。
在第四部分关于当代章节中，楚曼从前三部分中选取主题，并将他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的自主性如何寻求以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超越性别的界限。因此，今天唯一挥之不去的禁忌就是试图合法化任何围绕着性偏好的禁令。因此，围绕色情作品的性自由的主流化和对人类学约束的抛弃，体现在同性婚姻和跨性别主义上。对楚曼来说，性解放绝不是一种来自未知源头的异常行为；在过去的300年里，它已经融入了西方文化。现代西方只不过是一棵烂树结出的苦果。
书中的所有章节都建立在彼此论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道德生态，其中唯一适用于行为的道德标准是它是否有助于有关个体的幸福感。因此，伦理成为一种感受的功能。楚曼在这里的分析无疑是准确的，并解释了其他的思想途径，如麦金太尔坚持情感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盛行的道德语法。
我对这部著作的批评很少。楚曼不仅写下了一本2020年度最佳文化书籍，而且他还写出了自大卫·威尔斯（David Wells,1939-）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以来最复杂的新教社会分析著作。考虑到这一点，让我坦承本书的一个缺点：易读性。它是为学者写的吗？目标读者需要沉得住气才行。这本书有400多页的哲学和文化分析，极其重要；只是我担心，由于其复杂性，它可能会被那些应该阅读它的人忽略了。这并不是说这本书编辑得很差或难懂。都不是。做楚曼所做的事，需要必要的空间。但是出版商最好考虑追加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版本来推广这个论点。牧师和外行需要这本书，但他们需要浓缩版。
另一个弱点是该书缺乏对抗西方文化日益衰落的建议。建议虽重要，但在400页的书中，只有6页用来指引我们走出废墟。楚曼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基督徒必须更好地理解教会内外美学和形态（formation）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里，楚曼坚持认为，道德的合法性不能通过情感或叙事来实现，而是通过“上帝的存在及其创造行动”来实现。其次，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流动的现代性为身份提供了不断变化的基础，楚曼呼吁教会有一种更强的共同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抵消过去更牢固地锚定人类身份机构的空心化。第三，我承认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楚曼认为新教基督徒需要更多地熟悉自然法，但不是因为它一定会说服怀疑论者，而是因为它将为一种身体（human embodiment）神学提供基础，这将抵消现代性中短暂的诺斯替主义。
有时候，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说法了：我们的文化已经疯了。虽然它的疯狂是非理性的，但并非不合逻辑。楚曼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我们作为一种文化为什么会处在现在的位置；下一步要论证的不仅是世俗进步主义在道德上的荒谬，而且要论证基督教在道德上的优越。
除非我们能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基督教与社会资本和文化繁荣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将处于守势。既然这种守势不能持久，我们就要以喜乐和智慧回应挑战，进而走出社会道德的低谷。
我希望这不是夸大其词，《现代自我的崛起与得胜》是十架路（Crossway）出版的文化批评领域里最具雄心的书。我极力向学者、牧师和外行人推荐这本书。为了证明我的建议，现在我所教授的每一门相关课程都要求阅读这本书。
译：魏峰；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Book of the Year (Maybe Even Dec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