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天走进教堂的时候，没人知道我正在和从桥上一跃而下的冲动搏斗。
那种冲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在漫无目标地漂泊，思想为阴影所笼罩着。喜乐消失了，它的残存就犹如泛黄的老照片般，一触即碎。身为医生，我了解我的病痛，并能够准确地形容其化学机制。我知道抑郁的临床定义，且能够对其作出很好的分析。但是在那一刻，我就只能那样坐着，沉甸甸的圣经压在我的膝上，绝望扼杀我求生的意志。活着，从未如此近似死亡。
其他参加礼拜的人注意到我既不扬声歌唱，也不低头祷告。许多人正确地判断出我对教会是陌生的。然而，无人能够体会我内心的呻吟是多么难熬，因为就像其他的精神疾病，抑郁是一种隐藏的残疾。它把生命的亮光吸取净尽，丝毫不留痕迹。它匿藏于日常的事物背后。我们去上班、接孩子放学，同时也在挣扎求存。我们勉强挤出笑容，但我们对生命的关切也正在逐渐消失。正如司布真所说：“肉体只能承受一定数量的创伤，但是灵魂却能够以万种方式淌血，每时每刻，死而又死。”
凯特·丝蓓（Kate Spade，自杀身亡的时装设计师——译注）和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自杀身亡的CNN美食节目主持人——译注)等名人的惨逝引起了公众对自杀和抑郁症的注意。此外，研究数据也警告，每主日当我们聚集敬拜，肩并肩唱诗赞美神时，时刻都有人身亡。无论往世界何处去，每十人中都有一人正承受着意志所无法胜过的愁绪。在美国，抑郁症的终生病发率是百分之十七，并在所有造成残疾的疾病和伤害中名列第二（数据来自凯斯勒和穆雷）。
我们不要以为抑郁症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文明病，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抑郁症列为全球第十一大的残疾和死亡导因。横越各大洲，抑郁症的终生病发率估计达百分之十二，介于百分之九至十八之间（数据来自凯斯勒和穆雷）。这些数字暗示了当我们每周日领圣餐、祈祷、诵念崇拜礼文的同时，有许多人正在和沮丧消沉对抗。
我们对这群默默受苦者的回应必须反映我们身为门徒的特性。对基督徒来说，痛苦是不容忽视的（弥6:8，太5:7，腓2:4，加6:2,9-10）。爱邻舍的命令是清楚的（可12:31， 约13:34-35）。遗憾的是，许多对抑郁的误解潜入了教会当中，玷污了我们的语言。圣经诚然敦促我们张开双臂接纳心灵忧伤的人，但是抑郁症患者往往发现教会成了嘲弄之家，而不是真理和爱的住所。
在我个人关于抑郁的写作和教导经验中，与其他基督徒患者的对话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主题。每当他们尝试将他们的疾病置于圣经的框架之中来理解时，他们都会担心抑郁其实反映了信心的缺乏。有些人责备自己无法不靠着药物战胜抑郁。其他人则惧怕抑郁意味着信心弱小，没有完全接纳福音。那隐含的恐惧乃是，抑郁和信心是无法彼此相容的。“真”信徒在福音里有盼望，所以不应该抑郁。
进一步的观察似乎显示教会不仅不能减轻这种罪疚感，反而使之恶化。在忆述其抑郁经历的文章里，爱莉沙·高恩（Alicia Cohn）写道：
“很不幸的，当我们之中很多人在教会群体中把问题说出来时，都被告知要‘多多祷告’和‘更有信心’。这些建议或许是出于好意，但它们却常常使我们这些亟需支持的人感到泄气和孤立无援。”
同样地，在他的著作《司布真的哀愁》（Spurgeon’s Sorrows）中，扎克（Zack Eswine）写道（英文直译）：
“在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的眼中，抑郁代表着懦弱、小信，或是恶劣的态度。这种人在祷告中告诉神，也当面告诉他们的朋友说，抑郁症患者是软弱或不属灵的。”
这类言论显示了我们对邻舍的爱逐渐消减，而且基督徒同理心的根基也出现日益扩大的裂痕。作为基督的追随者，我们乐于迈入宣教工场、为贫困者煮食，以及拥抱遭遇丧亲之痛的人。但是当抑郁来袭时，误解却侵蚀了我们的恻隐之心。我们至好能够做的选择是沉默是金，敬而远之。最糟糕的是，我们还怪罪患者，将抑郁者蔑视为信心弛懈，无法将自己从深渊里救拔出来的人。
当我们考虑到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是一般民众的27倍时，（认为抑郁者是信心不足）这种想法显然是太过分了（昂斯特）。抑郁症患者无法控制自己不落入黑暗之中，也无法单单靠着意志救拔自己脱离它的魔爪。爱邻舍的诫命要求我们放下无知的指责。我们对抑郁症医学特性的理解，指明了我们成为兄弟姐妹们的伙伴直到他们重见光明的重要性。
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与一般情绪上的哀恸和悲伤（即对这个堕落世界的恰当反应），是不尽相同的。圣经充斥着哀恸的人们痛哭、撕裂衣服，为着重大的损失和苦难举哀的情景（伯3，诗13:1-3，22:1-2，69：1-3）。甚至我们的主也曾哭泣，先是为了拉撒路的离世（约11:33-36），后是为着耶路撒冷（路19:41-42），还有最后身为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忧患之子，他也曾落泪（赛53:3，太26:36-46）。这些例子显示，我们的眼泪是神所赐予的。当泪水沾湿脸庞，它为我们受伤的心灵提供一剂医治的乳香，指点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另一方面，抑郁症和这种从神而来的忧伤是有所不同的。在重度抑郁症中，我们的泪水会流得太久，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抑郁在本来的伤口早就愈合后依然持续着。不管我们如何迫切努力将自己从深渊里解救出来，日子却越发黯淡无光，因为抑郁不是源自于意志，而是出于大脑的变化。它能如此摧残患者，是因为相关的大脑变化妨碍了患者经历喜乐的能力。
具体来说，重度抑郁症的诊断须符合下列症状中的至少五项。症状必须几乎每天都出现，且持续达两周。其中一个症状必须是心境低落或是兴趣丧失、无愉快感：
转换成日常用语，重度抑郁症是情绪和思想上无所不在的障碍，抹杀一切喜乐。曾经唤起我们惊叹和喜悦的事物不再有作用。早上起床、更衣和上班这些平常事务变得不可能——百分之六十的患者无法进行这些简单的日常活动（凯斯勒）。正如托德·毕伯康（Todd Peperkorn）牧师在他关于抑郁症既坦率真诚亦动人心弦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
“它是一种思想上可怕的疾病，使人与外界疏离，并把个体中的精髓吸食殆净，至到一无所有，只剩黑暗。它是永不松动的重压，绝不让患者摆脱它的万钧之力。”
过去十年间的研究揭示，这种经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错综复杂的。抑郁症和大脑化学成份、大脑组织以及神经胞之间的连接所发生的变化有关。我们当中许多人从遗传学上来说较易于患上这种障碍，而家族倾向再加上环境的影响：生活事件的打击、毒品滥用、药物、引致并发的疾病等，都使我们处于第一次病发的高危群（苏利文，肯德勒）。
对这些大脑变化的检视，显明为何我们不能够就“自己振作起来”。评估大脑细胞新陈代谢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扫描显示，正常人的整个大脑包括左右半球都是高度活跃的。相比之下，抑郁症病人的扫描图像是出奇地暗淡，这也意味着大脑活动的衰减。这些图像显得诡异，就好像有个阴影遮蔽了抑郁患者的大脑，把光明赶走了似的。
除了新陈代谢活动的减少，长期的抑郁也会导致大脑负责记忆和执行功能的区域，以及连接这些部分至控制情绪、恐惧和推动力区块的途径出现萎缩（库斯金，劳乌，陈，古德金，布莱斯，凯瑟），抑郁症患者的脑细胞流失速度会明显加快（菲利普斯，库苏勒里，斯克马尔，赵，卢比）。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多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也被破坏，特别是血清素，这是一种对调节情绪、睡眠、食欲和疼痛的知觉起着重要作用的分子（小川，沃尔内尔，布莱尔）。
这些神经生物学上的变化造成在情绪、动机、注意力以及处理生活事务的能力上出现显著的困扰。抑郁症患者承受着他们所无法理解亦不能控制的灰暗。就算抑郁症患者已为了一次的病发求医，在未来的年月里依然潜藏着再次掉入黑暗之中的危险。
在我首次踏入教会大门九年之后，我的自杀冲动已在我的记忆中隐没。当我坐在教会的长凳上，幼儿依偎在我腰间，宝宝在我的膝上躁动，我以身边的人们为我的挚友。我已经接受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并知道教会是带给我团契和憩息的一盏明灯。
忽然之间，阴影凭空而来，再次盘踞我的内心。当亲友唱诗赞美神时，想哭的冲动促使我噤声。喜乐消逝之时，我最热切的意念也只剩下只字片语。主啊，求你帮帮我，我祷告。不会吧。怎么又这样。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黑暗再次降临了。
抑郁症经常是终生的负担。一次发作康复之后，多达百分之四十的患者在两年内会再次经历症状（康）。两次发作之后，高达百分之八十的病人会复发（布尔库撒，布洛克）。这些数字意味着抑郁症将终其一生反复困扰着患者。当我们从一次的病发中得解脱时，我们如释重负，但是复发的风险始终萦绕。
治疗上的困难使问题加剧。许多患上抑郁症的人没有接受充足的治疗，或许是因为罪疚感和耻辱感使他们羞于求助，亦或因为医疗体系的缺失限制了所提供的服务（童尼科洛弗）。就算患者求医，现有的治疗并非完全精确，亦尚无根治之法。
主流的疗法包括能提高大脑血清素浓度的抗抑郁药物以及心理疗法。虽然抗抑郁剂可以稳定情绪（这是至关重要的），假如单独使用，抗抑郁剂只能协助大约百分之五十的个案完全缓解病情（帕帕科斯塔，加特勒内尔）。当抗抑郁剂和心理疗法并用时，疗效会有所提升（库伯尔）。即便如此，局部的反应还是比完全的缓解更常见。治疗也许能够缩短发作的时间，或减低症状的强度，但往往无法全面根除阴影的威胁（弗特）。
再者，当患者鼓起勇气接受治疗时，他们还需面对辗转不定且令人虚弱的病况。百分之六十服用抗抑郁药物的病人经历腹泻、恶心、呕吐、嗜睡、体重增加、性功能障碍、和焦虑（加特勒内尔）。纵然有些人在一至二周后会感觉好些（乌赫尔，珀斯特拿），完全缓和病情却需要六至十二周的治疗（帕帕科斯塔，特里维迪，罗米拉）。延迟的治疗反应意味着患者正沉浸在绝望中的同时，还需承受药物的副作用。因此，治疗的高中止率是不足为奇的。很多人在症状还未缓解之前就已停用抗抑郁剂了（加特勒内尔）。
迟缓以及不确定的疗效也会加增罪疚感。就如扎克所写的：“正因为痊愈是如此缓慢或根本无法达至，抑郁症患者每天都必须面对谴责的声音。毕竟，时至今日你总该看开了吧？”这种贬抑或许源自患者的内心，但是教会成员们掌握着对这种谴责加以煽风点火，亦或将之泯灭于无形的力量。我们的话语是有作用的（太5:18， 弗4:29）。藉着言语我们可以满足自己夸夸其谈的虚荣，同时践踏受害者。又或者我们能以敞开的双手和心灵拥抱受苦的人，从而体现基督的爱。
抑郁症患者迫切需要关于基督之爱的提醒。当阴影来袭，就算不涉及生物化学上的变化，信心的疑问仍然是基要的。重度抑郁症导致的大脑变化影响我们的情绪、观点和注意力，进而拦阻我们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或许在知识上了解真理，但因我们丧失了经历喜乐的能力，我们难以在日常生活中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也许能背诵圣经，但是经文在我们心中的作用失去了力道。我们感到与神隔绝，见弃于他。我们的祷告沦为只言片语，成了绝境中的苦苦哀求。
每当我们把抑郁症贬低为缺乏信心所导致的病痛，我们就在信徒最需要协助时把他们压垮了。我们将他们所抱有最后一丝丝的希望给夺走。我们也忽视了神在我们绝望之时所能成就炼净的工作。托德·毕伯康牧师作了以下的分享：
胜过抑郁并不是“振作起来！”或“更加有信心和喜乐！”或其他“看开点！”的虔诚版本这回事。我知道福音。我知道所有正确的答案。这些我都懂，且主日复主日地传讲。但我们的主，因着他的怜悯，定意将我压伤，使我与他一同受苦，好叫他所赐给我的信心……更坚强、更清晰、更专注。经由这条幽暗之径，我得以明白何谓基督之光。
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蒙召反映他的荣光。我们蒙召彼此提醒，正如诗篇所反复确认的，即那些认识神和爱神的人也会经历绝望时期的挣扎（诗13:1-2，38:6-8，42:1-2）。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拥有如钢铁般坚定的信心，以至能坦然面对巨人。然而在诗篇里，他却发出哀叹。在他饱受煎熬的时刻，他向他所敬爱的主扬声呼求，却害怕主会默然以对（诗22:1-2）。藉着其深切的想望和满有诗意的意象，诗篇让我们的苦难得以发声，显示满有信心的人亦有可能经历沮丧。
更何况，当我们将抑郁贬低为信心的缺失，我们忘记了我们所宝贵的救主也曾经体验彻骨的伤痛（太26:38，27:46）。每当乌云密布，我们要抓紧宇宙万物的主宰亦曾感受绝望的这个真理。他明白我们的呻吟。不仅如此，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因着对我们的爱，也承担了这一切。当我们感到无望，当我们看不见神时，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还有神对我们的爱——仍然完整无瑕。
这就是在我们服事抑郁症患者时，引导我们心思意念的真理。若他们在病痛当中踌躇不前，不知路在何方，或是表露自杀的念头，我们必须指点他们寻求专业的协助。然而我们虽能指引他们，我们却不能把他们治愈。我们的言语无法将抑郁的心灵从禁锢中解开。反之，我们的责备却必定会在伤口上撒盐。
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于基督。在基督里，我们以爱心伸出援手，向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表明他们是重要的。不是藉着喋喋不休的训词，而是以满有恩慈的行动，向他们显明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极大的价值。尽管他们怀疑自己存在的理由，神却已经把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了（约3:16）。
十多年前，当我尴尬地踏入教堂的时候，在座的人无从察觉我内心的煎熬。但他们看见了我。他们视我为另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值得去爱，为耶稣所得着的人。他们邀我加入饭桌上的交谊。他们敞开门户，欢迎一个陌生人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分享书籍和烤馅饼，并给予无条件的拥抱。他们询问。他们聆听。
多年以后，在我终于向他们吐露我心灵深处的混乱片断之后，他们仍旧爱我。席上的交流还是持续着。书本仍然常常易手。彼此拥抱时抱得更久了一点。住家探访的次数增多了。祷告变得更具体、更恒切。他们没有指责或劝告我。他们不过是成了我的伙伴，每当抑郁如潮水涨退，他们撑住我。
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赶走黑暗。他们不能治好我的抑郁症，或是为我注入强烈的希望，惊醒我的意念。但他们确实反映了基督的爱，当他们如此行时，他们帮助我在汹涌大海上不至于沉溺。他们提醒我，哪怕我深陷于绝望和羞耻之中，哪怕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基督已经为我而生，为我死而复活。好比一道穿透漆黑水中的耀眼光芒，这个真理——这份爱——贯彻我心。
译：温思诚；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Christian Love Matters in Dep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