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要历史人物撰写、后来
得以重见天日的手稿常常是一些阴谋论或幻想小说的素材，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例如死海古卷的发现。然而这类发现更多是满足了公众对重获至宝的纯粹好奇心，而不是体现被发现之物的实际价值。毕竟对于作者而言往往有一个使其不愿出版其手稿的、有时很简单的原因：写得还不够好。
但赫尔曼·巴文克的《改革宗伦理学：受造、堕落又得赎的人性》（Reformed Ethics: Created, Fallen, and Converted Humanity，中文名暂译）是这种说法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因为本书实际内容的价值完全配得上发现它时的狂喜。
首先简要地交代一下这本书的奇妙历史。2008年，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巴文克档案馆工作的德克·范·凯厄伦（Dirk Van Keulen）被巴文克的一摞约有1100页、名为《改革宗伦理学》的手稿绊倒（该手稿约在1884-1885年间写成）。有一段时间，巴文克清楚地打算将其作为他无与伦比的四卷本《改革宗教义学》的姊妹经典，但神秘的是：他从未出版此书。
在发现此书后的10年内，约翰·博特（John Bolt）、凯厄伦与一众其他学者，仔细地誊抄、翻译、编辑并最终出版了计划中共三卷的第一卷。想一想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除荷兰语外，编者需用五种语言破译作者的手写引文、大纲、神秘笔记和诸多短语；还需追寻本书的诸多资料来源；有时甚至要重建巴文克原始文本的某些困难部分，并将其变得更清晰。
最终的成果显明10年的辛劳是值得的。读者本来可能期待的是一本碎片化的、充满了未完成思想的书，但是本书的成品却是浑然一体。博特向读者保证，除了有时较为明显的编辑痕迹外：“你们听到的正是赫尔曼·巴文克本人的声音，甚至包括了作者的一些我们无法共享并认同的、我们不能同意的偏见。”
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我们要向所有为着本书能够最终出版的人们表示祝贺并深深的感恩。
无疑本书的成品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声音。巴文克所有标志性的写作特点都在此展露无遗。以下是一些具代表性的段落。
首先是本书真实而惊人的学术水准：他在本书中所展示的历史神学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他在本卷中展现的改革宗经院神学的高度）令人惊叹，他对经文的解释与神学式的查考可以说是巨细无遗；他对圣经原文的解经极其精细；他对现代性的洞见非常有穿透性。在某些时候他也会看起来有些老派，比如对“四体液说”（一种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主要的体液，当缺乏某一种或比例失衡时，人就会生病——译注）和“面相学”（根据人的面相来判断其性格特质的学说——译注）的引用，以及某种程度上认为德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更易于贪食和醉酒的有趣信念。但在大部分时候巴文克呈现出一种难以定义的现代风格。
易变性也是我们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的一大痼疾。这一点以许多方式体现出来：透过不断重构历史而将人们从他们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前辈的遗产撕裂开来。结果就是，敬虔的丧失，与过去联系的割裂——这是一种激烈的革命——却换来盲目的主观主义、自我取悦、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人有意识地质疑一切，丢弃信仰，赤身露体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怀疑成为了知识的开端与条件（原书126页）。
这样的话对于十九世纪的听众或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人哪一个更为适切呢？很明显，借着上帝的护理，都很贴切。
其次，巴文克并未从护教的进路来写作这部《伦理学》。他同时避开了“哲理式的”伦理学进路与自然神学的伦理学进路（原书23-27页）。这两种进路有时都会真实地把人类道德规范的基础建立在圣经之外的事物上。进一步而言，改革宗的教义学传统也塑造了他的伦理学；奥古斯丁（以及加尔文）关乎上帝教义的传统对于伦理学而言绝非是一个附属物，而恰恰是其源头。以下是一段典型而富有挑战性的段落：
一切形式的伯拉纠主义都必须被连根拔起；单单因为它是反伦理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恰恰因为在人类所有伟大的方面，上帝就是一切。在人一切的工作上绝没有“这部分是我们做的，那部分是上帝做的”这样的区分。断乎没有！恰恰是因为上帝在万有之中作工，我们才可以坚固我们的呼召。这的确是一个奥秘：恰恰因为上帝就是一切，所以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存有。是的，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奥秘，但远远好于伯拉纠主义者与抗辩派妄图解开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关系这不可解的结（the Gordian knot），他们如此妄行以致于不能让上帝成为上帝，人也不能成为纯粹的人（原书22-23页）。
于伦理学而言，奥古斯丁（以及加尔文）的（同时肯定上帝至高的主权与人的完全之责任的）上帝教义之传统绝非附属物，而恰恰是其源头。
其三是巴文克在本书中继续他一生之久的学术追求，就是对受造现实——更具体而言——对人类本性的“有机性”理解。他常常提到人“作为一个整体”被罪玷污了。他在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罪的根源：
罪具体表现在人不断地让上帝之外的受造物僭越地攀上他的宝座。在此，上帝的替代物并非是笼统而言的其他受造物，甚至不是我们的邻舍，而是人自己，人的“自我”或“我自己”。罪的组织性原则即是：寻求自我的荣耀、自我的神化；更宽泛而言，自爱或自我中心（原书105页）。
巴文克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将罪使人不敬虔而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显明给读者，以致于让读者对本书紧接的部分——“得赎的”人性——产生深切渴望。人对律法的认识将驱使他来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有人质疑改革宗传统对人之全然败坏的教导，二至六章将会永远地改变他的观点。人的全面堕落入罪中要求一个同样全面的救赎与转变。在此，巴文克并未给人的心智、情感或意志的堕落程度排序。人的所有官能都堕落了，而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必须转变整体的人。第九章的最后一部分（“圣灵工作的机制”）是一份大师级的圣经诠释典范。
巴文克对人性之“有机性”的强调总是对碎片式的、“机械的”或对现实与人性二元式理解的强有力回应。在此，许多错误都是来自他所谓的“极其片面的”或“一面倒式的”理解，就如理性主义对人智力片面强调，或神秘主义关乎人情感的观点，或道德主义对人意志能力的错误看法。巴文克在此最强有力的挑战或许出现在第十一章“对基督徒生活的诊断”（“The Pathologies of the Christian Life”）。我们会发现巴文克在此章大大袒露他对以上错误的个人观点。那位平时礼貌且温和的神学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巴文克对诸般基督教传统之罪的斥责。
没有一个基督教传统得以在此幸免，来自任何传统的读者都会在此感到刺痛：对于改革宗信徒，巴文克斥责他们的“僵死之正统”罪；对于敬虔主义者和灵恩信徒，他斥责他们的过度寻求神秘事物之罪；对于诸多种类的基督徒行动主义者（他指的是他同时代的循道派信徒），他斥责他们的道德主义和狂热主义。这是让人大开眼界、振奋人心却又令人感到刺痛的责备，对于当代教会的适切性一如其在1885年时那样。
对于一本刚刚出版的书而言，其“学术价值寿命”是难以预估的，但本书一出版，就立即为持续中的关于巴文克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借用（或缺乏借鉴）的争论做出了贡献。此争论还包括他对中世纪和改革宗传统的经院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方法的借鉴。实际上，本书的编辑们中间对于此事也有轻微的迷惑（甚或是感到不适？）。范·凯厄伦在他的导论里引述了巴文克的一些赞赏阿奎那的句子，但并非出自当前的版本，而是取自当时学生的课堂笔记。类似地，博特在一个脚注里提出巴文克可能误解了阿奎那，而且实际上在两人之间存在一种深度的相似。
这值得记上一笔，因为在原本的《改革宗教义学》文本里，我们可以找到巴文克对阿奎那时代的神学、经院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方法的最猛烈批判（原书424-26页）！他批判的根源是出于他相信后者没有以圣经作为“建构信条的方法论规范”（原书425页）。以下宣告是巴文克在书中一再重复的：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神学伦理学”，因此于我们只有一个知识来源可以向我们揭示上帝的思想。我们既已抛弃了自然神学（作为神学知识的来源），我们就唯独以圣经作为神学的活水源泉。唯有圣经是基督徒教导、建立教义和规范生活的标尺（原书26页）。
本书的出版肯定会为在新加尔文主义者与阿奎那主义学者之间就这些议题持续进行的微妙争辩上加添燃料。
这是一套大而厚重的书，许多读者会感到读起来比较吃力。有些较长的段落被分解为更短的部分，比如对“道德”和“宗教”的区分，或是关于自我意识和灵魂本质的探讨。但这样的困难并不应当吓倒好学的牧师或平信徒。本书绝非枯燥的关乎道德诡辩之大部头的概要，而是在其中蕴藏着需要读者去透彻发掘的极深之属灵宝藏。举例而言，巴文克在第十章谈到基督徒信心的坚忍与确据是对每一个对此议题感到焦虑之灵魂的极大安慰，他对经文段落的频繁且透彻地使用就如许多无价之珠宝倾泻而出。
对于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而言，“无价的”是一个恰切的描述：范·凯厄伦挖出了一座巨大的宝藏，不仅是因为它是出自一位极度受人尊敬的神学家的、我们可以确信是无价宝贝的重见天日之言，也因它是巴文克对那真正之“重价的珠子”，即耶稣基督之福音的深刻且成熟之反思。本书亦能更新我们的思想、心灵和实践，使我们全人向着三一上帝为我们所定之目标更进一步，就是使我们更有他荣耀的形象和样式。巴文克当初决定不出版此书，而是把此事交给了上帝所定的时间。而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此书的问世正逢其时。
译：吴兆俊；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ong-Lost Bavinck Manuscript Is a Timely Work on Reformed 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