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年前，即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维滕堡当众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由此拉开宗教改革的序幕。
你一定听过这件事，因为九年级历史课本里有，《危险边缘》（Jeopardy!，美国一个电视智力竞赛节目，答对可获200美元——译注）里也有，就和“哥伦布在1492年出海远航”这个问题在一起。
尽管人们广泛接受此观点，但它或许并非开始宗教改革之旅的最佳角度。没错，路德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属灵之火，同时永久改变了人类历史景致。然而，宗教改革的故事不是只有那一刹那。在这位有些夸张的德国修士之前，早已有许多重要的铺垫和神学家，若不是因为这些伏笔，就不会有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
维滕堡的路德以先，有阿尔及利亚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在日内瓦的加尔文（Calvin）以先，有埃及的西里尔（Cyril）；在苏黎世的慈运理（Zwingli）以先，有突尼斯的特土良（Tertullian ），这些非洲神学家对改教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16世纪许多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例如《协同书》（The Book of Concord）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均大量引用了这些非洲神学家的思想。
早期非洲神学家是欧洲宗教改革的根源之一。
笔者最近在一个刚果牧者峰会上分享了有关宗教改革的信息，与会者由约30位来自刚果的牧者组成，他们因流离失所而作为难民来到北美，许多人在来到美国前曾滞留于坦桑尼亚的难民营。会议期间，他们从全国各地聚集于密歇根州兰辛市，分别来自：芝加哥、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堪萨斯、得梅因和其他地方。
我的任务是分享一小时长的“宗教改革之根源与影响”。在我坐下开始准备内容时，得先确定从历史上的何处开始这段分享。我的第一反应是从16世纪的德国开始，毕竟，很多老师也是以从此处为起点，教导我宗教改革的故事。
尽管如此，我觉得从西欧开始分享会错过一些良机。特土良曾经问道：“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我试着提个相仿的问题：“维滕堡与刚果有何相干？”
这个问题让我用一个更整全的眼光来考虑宗教改革。路德、加尔文与其他改教家试图清除那些阻挡圣经之权威与福音之恩典的障碍，他们努力消除那些误导人的信念与做法。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The five solas）好比一把剃须刀，能将混进基督教信仰的非正统教义剃去。宗教改革很大程度是为了肃清教会中的异端思想，
而这，恰似一千年前非洲的翻版。
非洲，尤其在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是保护教会、与异端教义争战的强大力量，特土良（公元155-240）在迦太基抵挡教会中的诺斯底主义教导，亚他那修（公元269-373）在亚历山大抵挡教会中对基督神性的误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在希波阐明三位一体，以抵挡相关的虚假教义。许多非洲神学家的思想从古至今都是抵挡异端的堡垒，
路德和加尔文与他们一样，寻求归正那些神学上的错谬。事实上，路德的著作表明他深受许多非洲神学家的影响，其中包括奥古斯丁、西里尔与特土良；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亦十分重视奥古斯丁及居普良（二位都来自阿尔及利亚），此外，许多宗教改革信仰告白中的“非洲元素”亦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协同书》在信条中多次引用非洲神学家。思考宗教改革却忽视非洲神学家，这无疑是目光短浅的。
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暴风雨》（The Tempest）中写道：“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正所谓：以史为鉴，可展未来。此外，认识到非洲是宗教改革的根源，也对今天的教会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这让我们认识到，宗教改革是全球性的
如果能意识到，宗教改革的根源可以延伸至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地方，我们对于宗教改革的视野将得到扩展。这曾是全球性的运动，因它汲取了几个不同大陆的影响。这段历史令我们更容易把对宗教改革的洞见，置于与如今这现代与全球化社会的对话中。
第二，这让我们感到深深亏欠
基督教从古至今都受益于这片大陆所贡献的神学，我们可以花时间阅读非洲的神学，例如奥古斯丁与特土良，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感谢这片土地的贡献。
第三，与非洲的同工共事
我很感恩有机会与许多来自非洲的牧师及普通人共事，我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个人导师：泽里特（Zerit Yohannes）牧师，他来自厄立特里亚，在面对逼迫与异端时，他们的神学所表现出的坚韧既令人钦佩，亦鼓舞人心。我们不仅该尊重非洲在过去的影响，也应认识到他们今日的贡献，这很重要，如果过往真乃序章，那么这片大陆将继续成为基督教的堡垒。
在宗教改革纪念日，当你纪念宗教改革的重大事件时，不要只想到维滕堡或日内瓦，也要记得宗教改革的根源，比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埃及。
维滕堡与刚果有何相干？多了去了。
译：许志斌，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Reformation’s African Ro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