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信主的那间教会里，每次崇拜都以这样的邀请结束——讲员邀请坐在教堂长椅上的人走过中间的过道，走到讲台前面宣布自己归信耶稣，以此回应崇拜中的布道信息。
特别在为期一周的奋兴聚会里，在穿着牧师袍的传道人声嘶力竭喊不动之前，司琴总是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照我本相》（Just as I Am）这首诗歌的每一段旋律。然后传道人会说“每个人都低头、闭上眼睛，不要四处张望”，然后他呼召人们：“再多上来一个归信耶稣的人，再多上来一个”，司琴便也因此继续弹奏。
小时候，我还记得我会偷偷睁眼观察这些来访的奋兴布道家，希望他们对司琴偷偷点头，从而结束这样的邀请。
无论你对怎么看这种邀请人归信的做法，或是对那些传道人所用的特定方法有什么不同意见，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并不害怕在布道中期望听讲道的人能归信。圣灵所赐下，并且被记载于新约圣经中的那些传道人和旧约先知们也是如此。
施洗约翰在预告基督的来临时，他呼召人们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马可福音1:3-5）；当耶稣从受试探的旷野回到加利利时，他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
悔改是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信息中的一个命令和要求（使徒行传2:38）；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林后5:20)。
在美南浸信会历史上，传统的讲台布道一直包含了呼吁人归信的讲道。约翰·布罗德斯（John A. Broadus）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第二任院长，也是为宣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施洗的牧师，他似乎从不羞于透过讲道呼召听众归信耶稣。
一位目击者回忆起布罗德斯在南北战争（Civil War）期间向士兵布道的情景，他写道：“大量的会众会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位伟大传道人的力量所熔化，而那些‘不习惯熔化情绪’的人则会因无法控制的情绪而啜泣。”
在一个沉醉于要使每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都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文化中，呼召人们“立即决定并接受福音所连带的要求”永远不会特别受欢迎。毕竟，敦促做这样的决定，就等于含蓄地宣布听众现有的生活方式不是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
当传道者讲到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时，也就是当传道人讲说：“唯一一条能使人们步入正途的路，乃是对耶稣清晰明确的信心”时，他受欢迎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骤减。
在我事奉工作的早期，有几年我曾与自由主义神学暧昧纠缠，并对福音的排他性越来越不确定。在那些年月里，我尴尬而不屑地回顾了我童年时那些促人归信的“老古板”传道人。那时我确信自己不再需要呼召人走上来表达归信了，于是我把我的讲台和那条众所周知的教堂中间的、被用于回应归信呼召的过道，尽可能地保持距离。
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没有对福音是必要的和排他性的热情信念，讲道很快就会沦为治疗性的道德说教，失去了力量和权威。我以一个据说是中世纪一位流行的圣人所说的格言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在任何时候都要宣扬福音，如果有必要，就用言语。”
当时我不愿意承认的是，因为福音包括特定的人对特定真理的同意，所以传扬福音需要言语。不需要语言的福音，就不是耶稣基督赐予生命的福音。
奇怪的是，一场葬礼撕去了我错误智慧的面纱。一次吸毒过量夺走了一位年轻女性的生命，葬礼负责人让我主持她的追悼会。当我到达殡仪馆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在参加追悼会还是在参加摇滚音乐会。家人在前面的草坪上堆满了啤酒瓶，有几个人聚集在建筑物的角落附近，抽着比烟草更烈的东西。
仪式开始前几分钟，死者的姐姐绕过外面的活动，溜进了小教堂。她问我是否可以在我的信息后与哀悼者分享几句话，我同意了。一首开场赞美诗之后，我继续介绍我为礼拜准备的精心打磨的排比句。
当我走到一旁时，那位姐姐走到了话筒前。
她粗略地、没有丝毫修辞地分享了耶稣基督如何拯救了她，以及他们家的其他成员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会遭受和她姐姐一样的命运。坐在那口棺材旁，我看着神如何使用这个女人的话语来改变一些听众的心。
起初，我带着居高临下的得意看着这一幕。后来，神开始让我崩溃。这个平易近人、刚信主不久的女人，却以清晰而不带任何羞耻的信心，讲着我本该宣讲的真理。被呼召和训练去传福音的我，却在这种呼召上妥协，只是为了换取短暂的接纳感。
那一刻代表的远不止是我的神学自由主义彻底破产。我在那一刻所感受到的信念，也标志着我在讲道中重拾勇气的旅程的开始。
我不能说从那一刻起，我的讲道就已经很完美了。然而，我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我的讲道就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我从未犹豫过，带着对听众会信主的期待去讲道。
也许有的时候，反复唱《照我本相》的确反映了旧时代的传道人过于倚重情感的缺陷，但我还知道另一点：犯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同样危险。只要还有尚未接受福音的罪人，就需要全身心的福音布道，就需要要求他们作出决定。
译：安卓；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n't Be Afraid to Preach for Conver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