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的最凄美的遗书来自吉莉安·贝内特（Gillian Bennett）。她是一位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女性，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治疗师。她得到的诊断是痴呆症，并开始体验到由此带来的限制、虚弱和脆弱。
因此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她将自己的决定写在了一个专门的网站上。她的死亡故事和她选择死亡的原因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讨论。她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寻求医生协助“安乐死”之病人的观点：
我将在今天中午左右结束自己的生命。时间到了。痴呆症正在夺走我的生命，我几乎失去了自我，我已经不再是我……
要知道，我的自杀并不是放弃什么东西，那些本来就不是我的。我失去的只是在医院里成为植物人的无尽岁月，那样做只是耗尽国家的钱财，却丝毫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把死亡看作是一场最后的冒险，它的结局是可预料的。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我并不觉得它可怕。
据该网站称，吉莉安·贝内特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上午 11 时在丈夫的陪伴下去世。她去世的消息以及她对自己结束生命的原因的凄美宣言，促使公众对医生协助安乐死的支持不断增加。在她去世后一年内，加拿大最高法院废除了禁止医生协助安乐死的刑法条款。到 2022 年，加拿大所有死亡案例中有 4.1%是在医生协助下完成的。
我们该如何应对像吉莉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继续活下去，他们希望生命结束，他们希望控制自己死亡的方式和时间？既然这个需求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如此直观和合理，那么有没有合理的理由反对这一做法呢？
对寻求安乐死的病人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他们通常来自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富有、白人、无宗教信仰的人。
这一观点有时会被引用来支持医生协助安乐死，因为这被认为意味着这些病人并非来自所谓的弱势或边缘人群。他们没有被利用或被迫接受医生协助安乐死。他们不容易受到胁迫。没有人强迫他们选择这条道路。
但我们是否没有理解“弱势”的真正本质？如果对医生协助安乐死的脆弱性来自内心而非外部社会力量呢？如果人们缺乏信仰和社区提供的资源，无法从痛苦中获得意义并超越痛苦呢？如果脆弱性不是社会性的，而是心理和属灵的呢？
特定人群倾向于寻求医生协助死亡这一事实提出了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存在、哲学和属灵方面的关切——面对痛苦和损失时的意义和重要性问题——成了解释人们为何寻求医生协助安乐死的关键因素。
医生协助安乐死的支持者声称他们非常关心人类的价值。他们坚持认为，医生协助安乐死是尊重内在价值和自主权的问题。内在价值源于事物本身。将一个人视为其自身价值的源泉，这个人似乎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和重要性。毕竟，这难道不是“内在价值”这个词的含义所在吗？
然而，医生协助安乐死并没有肯定人性的内在价值，因为它是基于一个人的自尊为条件的价值感。事实上，它要求将人类视为具有外在价值，而这种外在价值来自于估值者的观点。当我们把自己当作自身价值的基础时，我们就会迫使自己承受无法承受之重。如果我们处于无法或不愿重视自己的境地，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价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对自己毫无用处，那么我们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如果我觉得我的存在对我不好，那么我的存在就真的不好。
相比之下，如果我有内在价值，作为“估值者”，我就有义务对自己进行估值。但如果我没有这种内在价值，那么我就没有义务珍视自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无论我的选择可能多么具有自我毁灭性。
我们太软弱、太脆弱，太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自尊心无法为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奠定坚实的基础。而这是我们不必承受的负担，因为上帝一再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宝贵（诗 139；赛 43:4；太 6:26，10:29-31；约 3:16）。然而，人类的悲剧在于，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有多么重要。
我们记住自己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所处的共同体。当别人把我们当作有价值的人来对待时（比如亲朋好友在我们生日时给我们亲切祝福），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遭到忽视或遗忘，我们很快就会怀疑自己的价值。除非我们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否则我们就会倾向于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这就是爱之社区的本质，在地方教会中应当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体现出来。爱是一张行动的价值之网。
我们的文化认为医生协助安乐死是一种解决痛苦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解决绝望的方法。而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让绝望的人结束生命。
我们知道一个更好的办法。
福音为我们提供了深刻而持久的意义——其力量足以支撑我们走过生命，走过苦难和死亡。我们的故事成为上帝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是所有故事背后的叙事。在那个叙事中，圣经告诉我们，一切苦难都是有益的，是有意义的，是重要的，是值得的。
这是一个永远幸福的故事，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故事，一个关于信心、盼望和爱的故事，其最终结果是永生，是与造我们的那位永恒者的相交。在祂的国度里，我们会发现神本身就是我们的至善。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会发现苦难的意义，让一切都有价值。在这个国度里，我们的苦难不是无用的。这个国度里，没有绝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教会可以通过训练基督徒更好地忍受苦难来防止我们的会众中出现医生协助死亡的情况。我们必须用神学、哲学和属灵资源装备信徒，使他们能够面对苦难，忍受艰难。我们的教导应该预见到苦难、疾病和死亡。
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必须要求我们的民选代表反对这种做法，维护拒绝参与的医护人员的良心自由。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这个国家道德体系的教师。医生协助安乐死合法化教导我们的社会怀疑人的价值，认为它只是外在的和有条件的。禁止这种做法则提醒我们人类价值的真正深度。保护良心自由允许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为那些认为自己容易受到死亡暗示伤害的残疾或慢性病患者提供安全保障。
编者注：本文改编自《我们该如何死去？：基督徒对医生协助安乐死的回应》（How Should We Then Die?: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Physician-Assisted Death, Lexham，2024 年 4 月）。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sisting Physician-Assisted Death Is a Gospel Impe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