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当历史学家回顾 2024 年时，肯定会提到美国的分裂。他们会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似乎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可能也会大谈特朗普、拜登、哈里斯，以及那场激烈的总统大选。
但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我们选了谁当总统，或者我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但愿他们不会把我们简化成一张选票，也不会为了解释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把我们草率地归类到两个政党中的一个。2024 年的生活远比这复杂得多。
未来任何一位称职的历史学家都应该明白，不能用单一的政治观点来概括 2024 年的美国人。仅仅通过翻阅政治演讲、辩论、报纸评论，是无法真正理解我们对上帝、家庭、教会、道德的看法的。简单地给我们贴上“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标签，不仅忽视了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还会让后人误以为我们对这些词的理解都一样。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应该做得更好才对。
可惜的是，2024 年的美国人想被如何真实记录下来，和 2124 年的美国人想读到什么，可能大不相同。况且，历史学家并不总是心怀善意地来撰写历史。简单化、修正主义的历史往往更畅销。
如今，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犯了一个和当代政治圈相似的毛病：过于简单化。他们的叙述太过平面。在他们笔下，人物不是好就是坏，故事情节无非是权力过多或不足，历史要么充满争议，要么过分美化。开国元勋们不是被描绘成将上帝荣耀置于一切之上的虔诚基督徒，就是被说成只为私利、维护奴隶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林肯要么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要么是个暴君。社会运动的领袖们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是人类普遍平等的拥护者。
这种非黑即白的叙事，听起来更像是《星球大战》的剧情，而非真实的美国历史。现实生活远比这复杂得多。那些反对偏见的美国人，自己也常常有偏见。曾经被压迫的人，有时也会去压迫别人。有伟大思想的神学家，生活中往往做不到自己所倡导的。如果我们缺乏细腻的洞察力（以及注意到历史中的矛盾和反讽现象），就很容易对过去充满幻想，对现在则感到沮丧。
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美国曾经比现在更加分裂。建国没多少年美国就开始了内战。即使那个时候，国家也不仅仅分为南北两派、支持与反对奴隶制那么简单。在北方，有“铜头蝮”（copperheads 反战的民主党人）、“面团脸”（doughfaces 同情南方的人）、“胡桃果”（butternuts 边境州的人）和“激进共和党人”（Radical Republicans 最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人）。在南方，有“食火者”（fire-eaters 主张分裂的领袖）、“统一主义者”（Unionists 反对分裂的人），后来还有“提包客”（carpetbaggers 搬到南方的北方人）和“南方无赖”（ scalawags 与北方共和党人合作的南方人）。由此可见，19 世纪的美国人在起绰号方面很有一套。在奴隶制问题上，还有废奴主义者、殖民主义者、自由土地党人和渐进解放主义者。
即使在国家分裂的时候，美国人也像今天一样精彩纷呈。如果我们忽视了美国生活的这些复杂性，就会错过林肯总统任期的伟大之处——他如何将各种不同的人和思想统一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会忽视重建时期的艰辛，以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至今仍时常显得如此分裂。历史的细节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而不是让事情变得更难懂。
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她 1869 年的小说《老镇居民》（Oldtown Folks）开篇就写道：“每个人都是他所处社会这副宏伟画卷的组成部分，要描绘他的生平，就必须重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番对小说中历史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真实的历史。那些塑造美国历史的伟人，也都是他们试图改革的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该指望 17 世纪的清教徒、19 世纪的超验主义者，或 20 世纪的原教旨主义者，能像 21 世纪的“千禧一代”那样思考或行动。
理解人的局限性，让我们面对历史人物未能达到我们（或他们自己）的理想时，会更宽容。这也能让我们更加欣赏他们在有生之年所取得的成就。历史背景应该为我们提供充分的来龙去脉，让我们能够把那些我们崇拜的人物看得更加真实，也避免我们对那些我们厌恶的人贴上简单的标签。
但是，承认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道德判断。史学写作不应该采取一种中庸之道，回避对错。就像政治中不存在“纯粹中立的公共领域”一样，也不可能写出完全客观的历史。我们把自己对神、伦理和真理的信念带入对过去的解读中，这不仅可以接受，甚至是更加可取之道，前提是我们要努力承认自己的预设，并在开始前向读者坦诚交代。
在我看来，写历史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过于简单化的时代，就是采取“承认复杂性，但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方法。人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英雄或恶棍。基督徒应该特别能理解这一点，至少那些认同奥古斯丁人性观的基督徒应该能理解。这种观点认为，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人或多或少反映了神的美善，即使他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创 1:26；罗 3:23）。
与其回避真相，或把历史简单化为好人坏人的故事，不如展现人类决策的复杂性。这并不容易，因为要理解他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需要谦恭有礼和怜悯之心，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欠缺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历史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它离不开诚实和个人德行。如果你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反省自己的过错，宽以待人，你也不会愿意这样对待历史人物。品格很重要——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历史中。当我们因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失误而无视另一个候选人的过错时，我们就在慢慢丧失区分政纲与个人、是非对错的能力。而当我们对某人过错的包容程度取决于他或她的政党立场或政策主张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赋予某个人决定善恶的权力。
相反，我们应该相信，那位不仅仅根据乔治·华盛顿卓越的军事成就和建国功绩来评判他的神，也不会仅仅根据我们在某个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来评判我们。怀着对神的敬畏之心——这位能洞察人心思意念的神——深入研究历史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是思想深刻的人。如果你不考虑人类决策的复杂性和个人动机，把当今的政治简单化，那么你可能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坚持原则。但我们绝不应该把人看得过于简单。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复杂的。
想成为更好的历史学家？先做个更好的人。用你对待自己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来平衡看待历史人物的过错和美德。
好在，基督徒能够洞察历史中两个最复杂的方面：矛盾和变化。人常常同时持有相互矛盾的想法，尽管承认这点可能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你可能正在读这些文字，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某个你认识的“矛盾分子”。别急着指责别人，一百年后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你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自相矛盾的。
罪使我们成了心怀二意、言行不一之人（雅 1:8；太 23:13-29）。所以我们应该预料到，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身上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唯独基督是个例外。
基督徒比任何群体都更明白，即便最反复无常、最虚假伪善、最困惑的罪人也有可能改变。人是会变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现在的你已经不是 20 年前的那个你了。甚至和一年前相比也不尽相同。如果有人要写一本你的传记，你肯定希望作者有足够的能力和专业素养来展现你的这种转变。同样，我们自己从罪人到得救的经历，应该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看到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有优点，也有缺点，值得我们如实完整地讲述。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People Are Complex. So Is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