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为止，加拿大魁北克省几乎比梵蒂冈还要天主教化。
1881 年，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我第一次来到这样一座城市：在这里，随便扔块砖头都会砸到教堂的窗户”。据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称，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为止，蒙特利尔 90% 的人每周都会参加弥撒，这可能是世界上教堂出席率最高的城市。
神父教导信徒要生养众多，建立大家庭，因此，魁北克的出生率是加拿大最高的。政府官员几乎都是天主教徒，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受到天主教会的影响或监督。魁北克人的天主教渊源如此之深厚，即使在今天，他们的脏话都不是和性相关，而是和宗教相关，例如：ostie 这个脏字源自名词 "hostie"，指的是圣餐面包，tabarnak 源自 "Tabernacle"（会幕），而 calisse 则来自 "chalice"（圣杯）。
二战之后的社会保持稳定。然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动荡、个人主义和性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而来，将讲法语的魁北克人打得找不到北。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会一蹶不振。
蒙特利尔的一间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弗朗索瓦·特科特（François Turcotte）说：“短短十年，大家都离开了天主教。这里是全世界世俗化速度最快的地方。
短短六年，每周参加弥撒的人数从 1968 年占到总人口数的 80% 骤降至 1974 年的 30%。政府将教会从教育、医疗、劳动和社会服务中分离出来。天主教徒的婚姻和洗礼，连同婴儿出生率都开始下降。
魁北克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 Quebec）主席亚尼克·埃蒂尔（Yanick Ethier）说：“今天你走在大街上，问 30 岁以下的人能否说出谁死在十字架上——穆罕默德还是耶稣——他们根本无从答起。”
在这个后基督教社会，堕胎是由国家资助的。离婚率在下降，但这只是因为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将出生证明上的性别改为 X 是免费的，但女子婚后使用丈夫的姓却违反了法律。魁北克省的医生协助自杀率在加拿大遥遥领先——2022 年，医生协助自杀的死亡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 6% 以上。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魁北克人对宗教的负面看法超过了加拿大其他任何地方的人。
“如果你说你是魁北克的福音派教徒，大家会认为你是邪教”，特科特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字眼”。
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SEMBEQ 是魁北克福音派浸信会神学院（Evangelical Baptist Seminary of Quebec）的简称，从1973 年的一门圣经课程发展到现在的一所正式神学院，每年约有 12 名学生毕业。
他们最喜欢的一位客座讲师是福音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卡森（Don Carson），卡森生在蒙特利尔，在魁北克长大。特科特说：“他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理念，他说我们要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 这群人是因为共同的追求，而不是有着共同的敌人而聚在一起。 ”2011 年，卡森和其他几个人举办了第一次福音联盟活动，但活动之后势头也就慢慢的退去了。
他们在 2018 年再尝试了一次。这次他们成功了。在过去的五年里，魁北克 TGC 地区分会 SOLA 的理事会成员增加到 22 人，成为美国以外最大的 TGC 理事会。姊妹事工蓬勃发展。两位理事会成员创办了圣经辅导中心，SOLA 希望下一步能为传道人增设解经式讲道工作坊。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埃蒂尔说，“我们每天都为上帝的作为感到惊讶。”
如果有人在 1955 年问你，美国和加拿大哪个国家的基督徒更多，你肯定会说是加拿大。99% 以上的加拿大人说他们有宗教信仰，在边境以北的加拿大，教会出席率要比美国高出 50% 到60%。
之所以这样，有一个原因是：加拿大与美国不同，它没有政教分离。相反，魁北克的天主教会，加上其他省的新教各宗派，都与政府紧密合作，制定基督教政策，基督教制度覆盖生活的几乎所有方方面面。
“长期以来，魁北克一直是一个信任教会集中领导的社会，对之后与教会结盟的商业和政府领导人也是笃信不移。”乐马可（Mark Noll）在“基督教在加拿大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Christian Canada?）一文中写道，“加拿大的独立运动接受了美国独立运动所不屑一顾的那种中央集权。”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这听起来很不错。但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拥有一个宗教政府往往意味着拥有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教会。
乐马可指出：“回过头来看，很明显，魁北克的神职人员、传统天主教徒在与（政府）的紧密合作中，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宗教权利换取了一碗腐败的政治庇护红豆汤。
特科特说，或许与此有关的是，“（魁北克的）天主教徒很中世纪”。卡森也用了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基督徒。
卡森在《一个普通牧师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Ordinary Pastor）中写道：“我还记得当时的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虔诚的朝圣者双膝跪拜在圣约瑟大教堂的楼梯上，一级一级台阶跪行，一边上一边念诵玫瑰经的情景。还有他们崇拜圣母玛利亚的流行形式，除了在波兰，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崇拜形式。我还记得，当年红衣主教莱热（Cardinal Léger）乘坐敞篷车缓缓驶过我们城市的主要街道，大批群众前来观看。他经过时，每个人——除了卡森一家之外的每个人——都跪倒在路边，有的甚至行大礼跪拜在他面前。人流如潮水，随着汽车的前进而涌动。”
随着卡森的成长，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搬到了城市，在那里他们赚到了更多的钱，认识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更多的想法。其中一些思想，如自由恋爱和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很快，教会内部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张与过去决裂。他们提倡一种新的、与时共进的天主教——一种有更多个人自由和性满足的天主教，一种相信世俗机构能恢复社会的天主教。
他们成功了一半。
20 世纪 60 年代初，同时发生了两件事：首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试图“打开教会的窗户，让圣灵的新鲜空气吹进来”。领袖们改变了礼仪和仪式，鼓励宗派间合作与对话，并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执事。这本该是一股柔风，但是对许多天主教徒来说，却像一阵狂风，他们被这些变化弄得不知所措、晕头转向。
与此同时，新的自由党政府赢得了魁北克省的政权，并迅速与天主教会决裂，成立了负责教育、卫生和社会事务的世俗部委。
“一切机构都与教会分开了，”特科特说。在短短几年内，魁北克人集体与传统天主教决裂。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去找一个新式的天主教，而是完全放弃了信仰。
这包括特科特的父母——以及他大多数朋友的父母。
特科特说：“很多老年人对任何宗教都很反感。但有些人说，即使罗马天主教的想法不好，他们仍然相信耶稣……上帝就在这群人中兴起了一场复兴”。
特科特的舅舅和舅妈从他表弟那里听到福音，就得救了。
大约一周后，他们出现在他和母亲的住所。特科特回忆道，“他们向我们传福音”，当时他 14 岁，“我们得救了。”
埃蒂尔的母亲相信福音，那时她送他去一所讲法语的新教学校读书，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政府的变革。
他说：“我父母在那里遇到了福音派浸信会基督徒。我们开始去教会。”
卡森写道：“在七十年代的那十年里，法语区的加拿大福音派事工呈爆炸式增长。福音教会从大约四十间教会发展到不到五百间教会和布道所，然后稳定下来到四百多处。”
特科特和母亲开始与他的叔叔和婶婶一起去一间浸信会，后来他父母离婚后，他和母亲换到了另一间教会。
他就从这里开始服事，几年后他也是在这里感受到事工呼召。特科特到魁北克福音派浸信会神学院学习，这间神学院是卡森父亲的同时代人和朋友于 1973 年创立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基督徒的加入，福音派浸信会需要一个地方来培训讲法语的领袖。
特科特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宗派从 500 人增加到 5,000 人。简直就是爆炸式的增长……在那十年间，许多牧师的基督教经验只比他们的会众多六个月而已。魁北克福音派浸信会神学院提供强化课程。每个学生都会参加，然后回家开始传播福音。如果来了一位客座教师，学生们会一直盯着他问问题，有时候会问到凌晨一点。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
卡森经常作为客座讲师来讲课，他对这些课程记忆犹新。他说，“其中许多课程实际上是我们从西班牙宣教士、拉美宣教士那里接手过来的......因为很多课程的设置都是为了向天主教徒传福音。”
他记得深夜聚会的情景——讲了一个半小时的课之后，还要花上一个小时来回答学生问题，接下去是聆听祷告请求。他还记得自己是凌晨 1 点离开的，而且是第一个离开的。
“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请为我的某位远房亲戚祷告。我一直在和他分享福音，我觉得他真的快要信了。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求主让他真正归信，”卡森回忆道。“这真的至关重要。”
到 1981 年，神学院从最开始的一门课程已经发展到七门课程和 130 名学生。复兴之火又燃烧了五年。然后，在 85、 86 年间，“门关上了”，特科特说，“再也没有结出果实来”。
很难说清楚事情为什么起了变化。也许是因为该收割的都已经收好了。
“大家都变得十分世俗，以至于接下去的两三代人对福音没有任何兴趣了”，特科特说，“我们失去了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魁北克的人对灵性持开放态度，但是他们不接受只有一条真正的路——耶稣的道路。”
尽管 54% 的魁北克人仍自称为天主教徒，但只有约 2% 会每周参加弥撒。福音派基督徒还不到 1%，这使得法语区的加拿大成为北美最大的未得之民群体。
但魁北克的新教徒并没有停止工作。
卡森说：“这些由圣灵推动的运动首先会给你带来很多动力、激情和能量，但要说守住信仰，将信仰传给下一代的话，就需要开始制度化。如果没有任何程度的制度化，你就不会保留太多东西。信仰就只是昙花一现”。
卡森说，这其中一个重要机构就是魁北克福音派浸信会神学院。神学院不断发展壮大——1984 年授予首批学士学位，1990 年授予首批硕士学位。今年，当神学院及其宗派庆祝成立 50 周年时，有 1,000 多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另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机构是说法语的加拿大福音联盟。
特科特说，“大约 15 年前，卡森开始和我们谈无处寻找真理的问题，在我们的运动中，我们一直在谈我们不是什么。”
和许多少数群体一样，新教徒也在用他们与天主教徒的不同来定义自己。卡森建议说，其实更好的办法可能是我们应该努力让志同道合的人聚到一起来。
“他每年都来这里讲课，给我们介绍他与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一起创办的事工”。特科特说，“从一开始，我们的梦想就有一点相同。”
2011 年，魁北克福音派浸信会神学院赞助了一次福音联盟活动。共有 1,000 多人参加。
特科特说：“这次活动非常成功。问题是，我们（宗派）承担了 90% 的工作。其他的宗派都说：‘这不是我们的活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筹办第二次活动时，所有人一起重新开始。
“所有人”指的是六家其他宗派的领袖——改革宗浸信会、弟兄会、福音派浸信会、团契浸信会、联合浸信会、加拿大改革宗教会、加拿大福音教会联合会、加略山教会（Calvary Chapel）以及圣经之声教会（La Bible Parle）。“他们热爱圣经，凡事都从圣经出发”。埃蒂尔说道，他现在带领着这个团队。
因为这样的举措，他接下去说到，“众教会很快就采用了解经式讲道的方式。如果你真的以解经的方式来讲道，你早晚就必要讲到改革宗神学。你无法逃避这些问题。”
在卡森，约翰·派博，提摩太·凯勒、约翰·麦克阿瑟等人的影响下，领袖们的神学思想更加清晰。他们达成共识，成立了自己的福音联盟。由于他们是在宗教改革大约 500 年后开始组建的一个组织，所以他们给自己起名叫 SOLA。
但要将一群观点和优先事项各不相同的牧师聚集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二次联合尝试也失败了。
特科特、埃蒂尔和一小群牧师没有放弃。
“2018 年，我们进行了第三次重启”，特科特说，“这一次，我们非常注重关系，花了很多时间来建立联系。”
“这是正确的做法”，埃蒂尔说，“我们开始一起聚会、分享愿景、讨论未来。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小，但关系和友谊却越来越深。”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项目：圣经辅导中心。在此之前，埃蒂尔说，“当我没有答案或无计可施之时，我就不得不把需要辅导的人送到一个非基督徒心理学家或一个神神叨叨做出各种古怪事情的基督徒治疗师那里。在圣经辅导协会（CCEF）的大卫·鲍力森（David Powlison）和一位拥有改革宗神学院圣经辅导学位的法裔加拿大乡村牧师的帮助下，埃蒂尔在蒙特利尔的教会创办了一家圣经辅导中心。
特科特说：“以福音为中心的圣经辅导运动为宗派之间架起了桥梁。上帝用它作为粘合剂，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另一个共同项目是姊妹培训事工。特科特说：“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做这项工作，现在它火的不得了。”
安吉·维拉斯克斯·桑顿（Angie Velasquez Thornton）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父母是哥伦比亚移民，他们是天主教徒背教者。高中时期，她爱上了耶稣和法语。在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之间的一年空档期里，她在法国和塞内加尔参加了圣经课程，并致力于非洲的传教工作。
重回故里后，她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获得了非洲研究硕士学位，然后又在慕迪神学院获得了道学硕士学位。
她说：“我想参与神学教育，但作为一个互补主义者，我不想主要在非洲培训男性。我很想与有同样呼召的弟兄一起工作。但是，符合这种条件的弟兄根本不存在。“
当桑顿告诉她妈妈，她正在寻找一个愿意去非洲法语区接受改革宗神学培训的丈夫时，妈妈大吃一惊。
“你怎么可能找到那样的人呢？”母亲问她，“你必须降低标准！“
桑顿说：“妈妈，我相信神。”
在一个单身交友网站上，她偶然发现了一名加拿大男子的个人资料，他计划成为非洲传教士。于是她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我很快发现，他不仅打算在非洲事奉上帝，而且特别是在塞内加尔，”她说。“更重要的是，他事奉的方向是神学教育。就这样，我认识了丹·桑顿，一年内我们就结婚了。”
他们在塞内加尔工作了 10 年，然后丹的健康问题迫使他们返回北美。他们仍然是穿越国度（Crossworld）的全职宣教士，丹是魁北克教会的长老，在魁北克福音派浸信会神学院任教，并担任 SOLA 网站的编辑。
与此同时，安吉开始思考魁北克的姊妹事工。几年前，她参加了多伦多的查尔斯·西缅基金会（Charles Simeon Trust）的研讨会。
她说：“我很高兴能带着这群说法语的姊妹一起学习。我看到了为姊妹提供研经工具的益处，这让她们可以装备、培训其他姊妹来带领查经班，而不必购买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查经书。”
但做到很难。她说，“多伦多离这里至少有七个小时的车程。两天的研讨会加上两天的车程真的很辛苦。”只有两位姊妹愿意和她一起去。
“然后疫情爆发了，西缅基金工作坊全部转为线上模式。”桑顿说。“那改变了一切。”
她从魁北克招募了 12 位姊妹，另外在法国招募了两名，在非洲法语区招募了两名。她们聘请了一名翻译来翻译线上培训内容。之后，这些姊妹们开始一起制作研究查经资料。
两年前，埃蒂尔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桑顿是否愿意加入 SOLA 团队。
她说：“原本我一个人在做， 后来因为有了 SOLA 的支持和平台，再加上同工的姊妹以及我丈夫和地方教会的支持，事工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这个项目用一整年时间，带领姊妹读完一卷圣经——她们先是在春季举办一个类似西缅基金会的工作坊，然后在秋季举办一个为期六周的在线学习小组，最后在冬季举办一次会议。
“去年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有大约 200 名女性参加，”她说。“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魁北克地区我们神学传统中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
她希望在三月份的下一次会议上能够吸引超过 300 名女性前来听玛丽·威尔逊·汉娜（Mary Willson Hannah）讲解《出埃及记》。
她说：“我们的目标是最终不需要引进人才，因为到时候这里会有足够训练有素的姊妹来演讲、教导和带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引进一些人，他们将真正丰富姊妹对上帝话语的学习。”
从其他国家引进基督徒的战略也有助于教会的发展。
去年，魁北克迎来了创纪录的 155,400 名移民，而新生婴儿只有 80,700 名，这可是破纪录的少。其中很多婴儿是移民后代——三分之一以上的婴儿至少有一个父母在加拿大之外的国家出生。
“世俗的人已经不生孩子了”，特科特说，“如果你搬到魁北克，你的邻居可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或摩洛哥人。在蒙特利尔，许多学生都是移民子女。”
他说，许多移民已经是基督徒，他们正在加入并加强现有的教会。“如果我与一位穆斯林移民交谈，他的世界观（比世俗人的世界观）更接近我们。他相信上帝是公正的，祂是法官。他相信客观存在的对与错”。
现在将近 5% 的人口是穆斯林。他说，“如果你遇到愿意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人，请把他们送到魁北克。我们现在人手极其不够，需要再多十倍的人来做这项事工。”
给世俗之人中传福音要难得多。
“基本上，魁北克所有非新移民的年轻人都是‘无宗教信仰’这一类，”埃蒂尔说，“他们从没翻开过圣经，从没读过圣经。他们根本不知道《约翰福音》3:16 说的是什么。他们知道爱邻如己是件好事，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圣经。”
他们不像祖辈那样与上帝或教会势不两立。相反，他们大多对两者置若罔闻。
埃蒂尔说，“他们认为，如果上帝存在，祂就是一个老好人，肯定不会审判他们。他们的世界观模糊不清，只相信‘没人能告诉我我是谁’，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找到自己的身份。
他说：“你需要通过他们生活中的苦难向他们伸出援手。”
他已经看到这一策略通过牧师的工作结出了硕果。
他说：“牧师可以去养老院或运动队。他们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他认识的一位牧师与一个殡仪馆建立了联系。“他所在的城市大约有 5 万人口，每周举行两到三场葬礼，”特科特说。“在四年时间里，他可能已经向整城的居民传讲了福音。现在当他出去买东西时，花的时间是以前的三倍，因为每个人都会和他交谈。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埃蒂尔也通过社区关系看到了成果。
“大多数警察会认为我们是一个邪教组织，”他说。“但在主的带领下，我们教会的一位成员在蒙特利尔参与服事无家可归者的事工。通过这个联系，他结识了一名警察。”
警方希望与牧师会面，埃蒂尔与他们建立了友谊。他愿意帮忙，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事。警方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开始在教会内进行培训。
“我有机会向警察解释什么是教会，”埃蒂尔说。“我说教会是一个由破碎的人组成的家庭，他们理解自己的破碎，并且理解上帝的爱。我解释说，如果有人是痛改前非的性罪犯，我们一方面会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但同时这些人在这里也会有一个家庭。”
现在，当附近的庇护所需要帮助时，警察就会打电话给埃蒂尔。一位警官请埃蒂尔前去为一位心烦意乱的人祷告。之后，这位警官把她的午休时间移到教堂的一间空办公室里。去年，当另一间地方教会的家庭提出要收养一个破碎家庭中的孩子时，警察在法庭上为该教会的忠心作证。
“在魁北克，警方和教堂之间的这种合作是难以想象的，”埃蒂尔说，“但上帝仍然在工作。”
在处处都是异教徒的地方，做基督徒并不容易。
老实说，魁北克的基督徒非常害怕文化的发展，因为后基督教文化发展得太快了。”埃塞尔说。
建立教会也不容易。他说：“这是一块硬土。我们不会在三年内就能建立起一间教会。这需要 15 年的时间。”
最近的一周很艰难，因为他的教会要对某些人进行惩戒。
他说：“文化仍然在影响着教会，所以我们有时会说：‘主啊，为什么？’”
但他又想起来了。
他说：“全世界有那么多基督徒在比我们艰苦得多的条件下事奉主。福音仍然是上帝的大能。生活如此混乱之时，上帝的爱和福音之美就更加诱人了。”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Gospel Hope for North America's Largest Unreached People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