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联盟发表第一篇有关新冠肺炎的文章时还是在一月底，由一位在中国牧会的牧师所写。那时这个病虽然听起来非常可怕，但是离我们尚远。同样在一月，在吉隆坡为全球华人牧师召开的一个大会上，福音联盟的领袖卡森和提摩太·凯勒作为主要讲员讲了主题信息，当时来自武汉的参会者都决定放弃了这次旅行。五周之后，福音联盟向一名理事会成员寻求关于新冠肺炎的建议，这位理事曾经是一名传染病医生。很快，人们争论为什么戴口罩没有用、为什么疾控中心（CDC）推荐戴口罩来对抗新冠病毒，我们的社交网络都沦陷在争论的漩涡当中。
两天之后，美国关闭了边境。
我们仍旧在争论是否应该在教会里戴口罩，而教会已经被内讧弄得四分五裂。我们已经无法到教会一起聚会。我们刚刚开始讨论疫苗的问题，这让因口罩带来的分裂看起来更加奇怪了。对于那些因新冠肺炎之争而遭受重创和围攻的教会来说，来一场关于三位一体的古老论战将是一种受欢迎的解脱。
每一年，这份神学性大事记的单子上所列出的事情都远超神学范畴。这是因为人们很难把神学和领袖的个性、时事与政治分离开来。你无法根据教会对预定论和圣餐的观点，来判断他们在2020年对戴口罩所持的立场。但是，如果你问教会领袖们关于主流媒体和特朗普总统的看法，你或许就能够知道他们对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威胁持什么态度。2020年，教会的中心从神学合一转向了政治党争。
在任何年份，2020年神学大事的前三名都能登上榜首。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排名前三的大事互相都有所重叠，但是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它们的结局可能都不一样。教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元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种族和政治党派等问题上）神学有多大的建构作用。这并不是说种族和政治毫不重要。种族是神创造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政治则是我们践行信仰的重要方式。然而，除非教会能够在神学上立定，否则，信徒就无法在公义和合一上前进。我们就会陷入不合一，并且受到蛊惑，从而牺牲对圣经所讲公义的追求。
今年不同往年，请把我的这份榜单当做一次鲁莽的尝试——从一个认同福音联盟信仰告白的美国人的观点而写——来识别2020年最重要的十件神学性大事。让我们为根植于真理和爱心的合一而争战。没有其他的东西值得教会争战，因为教会乃是因基督的血而被分别出来的。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在网络上花更多时间，但是，2020年带给我们的影响却正是如此。政府主管部门做出回应，对脸书和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这两大科技巨头现在正主导着广告收入，甚至信息的流通。公司规模如此之大，会四面树敌。保守派目前因脸书的算法而受益，但是他们由于担心审查制度而构建了替代平台。自由派虽然从硅谷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那里募集了巨额资金，但是他们也害怕社交媒体破坏地方新闻业，并让政府信用陷入危机。而基督徒面对的社交困境则源于：我们虽然担心电视、电影和音乐所传达的信息，却忽略了上网所带来的更深刻的塑造作用。这不仅仅是少年人在网上会看到最糟糕内容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宇宙的中心都聚焦在屏幕之上，就会难以看到那一位创造了风与波浪、鸟和蜜蜂的神。社交媒体传讲福音的方式，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但是它也破坏了人们熟悉的权威和真理的概念。
在许多福音派教会当中，无需多久你就会发现某些话题乃是禁忌。其中一个就是你赚多少钱，另一个则是你想要多少孩子、你希望什么时候要。哪怕是面对很有礼貌的人，生育问题也会过于敏感而无法提及。这一顾忌让人们难以讨论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潜在威胁之一——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许多人预计由于新冠肺炎，这一趋势将加剧。知名学者把非洲的高生育率与非洲大陆未来在全球教会中的领导地位联系起来，就像美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在全球教会扮演的角色那样。与此同时，新的学术研究指出，生育率下降是西方崛起成为军事和经济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推动这一趋势的正是教会。所以，虽然生育率对未来有什么确切的影响还并不清楚，但是历史表明，神学家和教会领袖应该密切关注育婴室的状况。
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里明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然而，虽然救主所说的话能够带给我们安慰，仍然会有些事情阻碍我们真正地相信或者信靠。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初，戴恩·奥特朗（Dane Ortlund）出版了他的新书《温柔谦卑》（ Gentle and Lowly），新冠一度给早期的配送带来困难。但是经过一个夏天，这本书卖出超过十三万本，并且在亚马逊上有超过一千个人评分达到五星，轰动一时。这个世界或许不会把这本书放在礼品店和仓储店。但是，这本书的成功提醒我们，我们（尤其是教会领袖）在埋头圣经的时候，错失了眼皮底下的一些明摆着的东西。为什么耶稣的性格对我们如此陌生，但是对奥特朗的书中一再引用的清教徒而言却是那么熟悉呢？如果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渴慕有人提醒我们耶稣的爱，教会领袖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在教导和讲道的时候所宣讲的基督是什么样子的。
多年来，一直有人指控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和一起性丑闻有关。但是在2020年他去世之后，有多名女性指控他曾有性侵害行为。以他命名的事工机构（RZIM）正在进行内部调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如果一个基督教机构的创建者名声败坏，这个机构是否能够得到调整甚至继续前行。撒迦利亚生前曾经周游世界各地举办基督教护教讲座，他拥有许多粉丝，这些跟随者认为我们不应说逝者的坏话。2020年，方舟团契（L'Arche）的创始人范尼云（Jean Vanier）死后同样被控性侵，在该机构服事的许多同工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但是，如若领袖犯了明显的罪，他的家人、同事为了个人私利而加以隐瞒，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些失败中学到功课呢？如果教师言行不一，我们如何能够重视其教导呢？圣经明明白白地要求教会领袖要有圣洁的品格、要正直。但是，撒迦利亚显然和任何一间地方教会都没有关系，甚至RZIM也仅仅是为了方便免税而设立的。福音派看重恩赐而不是品格，最终会破坏圣经和神学的可信性。
近年来，巴刻的出版作品日益减少，他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很久以前，他曾在神学教育和教义传授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葬礼总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办，我们能够从我们回忆他的方式里面了解我们自己。巴刻曾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最初没有受到称赞，他的神学立场也迫使他离开了加拿大圣公会——因为圣公会为同性婚姻祝福。他有多本著作涉及替代受罚论（penal substitution）、特定救赎论（particular redemption）以及圣经无误论。巴刻也曾与神学家进行过论辩，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是与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在晚期则是与史普罗（R. C. Sproul）。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人尊敬他的“谦卑、尊重他人和对教会的真正的爱”。今天，像他那样做到神学信念和宽容之间的平衡，变得更难。
特朗普总统任命的第一个最高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 因其为捍卫宗教自由做出了激动人心的论辩而广受欢迎。但是当他以六比三多数解释，1964年民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性别”本意就包括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时，保守派都为他感到心痛。过去，法律保护一个人不能因为是男性或女性而遭到解雇，但是现在法律还要保护一个人不能因为从男人变成女人而遭到解雇。不过最高法院可能达成一个妥协，让教会和其他非盈利宗教机构得到豁免。毕竟，宗教自由在最高法院有15个胜诉案例（去年11月针对纽约根据新冠肺炎限制宗教聚会的裁决，是第16个胜诉案例）。不过，更大的问题是，接下来的世代是否还会花费力气来捍卫圣经关于同性恋的教导。卡尔·楚曼（Carl Trueman）说J. K. 罗琳是跨性别意识形态战争的最新牺牲品，楚曼广受欢迎的新书强调了在文化大变革时期，人们对神学根基的迫切需求。
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在继续寻找法威尔（Jerry Falwell Jr.）的继任者，因为法威尔深陷性丑闻，这一丑闻的内容甚至会让那些小报读者脸红。法威尔把他父亲创办的这间大学发展成为了网络教育的巨头，甚至还进了橄榄球球甲级联赛。或许他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遗产就是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早期就大力支持特朗普总统。甚至在杰瑞·法威尔和贝奇·福尔韦尔的性丑闻广为人知之前，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回应，自由大学的黑人校友就曝光了学校的内部裂痕。这所学校毫不掩饰其党派偏见，并且严重依赖联邦援助，这将使它成为拜登政府攻击的一个诱人目标。问题是，拜登是否会认为所有的基督教高校都和自由大学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不符合自由主义性别伦理观念的正规神学教育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处境。最终被解雇之前，法威尔在自由大学的过犯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如果像自由大学这样的地方多年来都是如此，世界如何能够相信基督教大学宣称的他们不会妥协的、根植于上帝话语的伦理标准呢？
乔治亚州阿贝瑞（Ahmaud Arbery）谋杀案引发了人们对警察掩盖真相和有种族主义歧视的保安员的质疑，许多人本来认为这些在南方潮湿的迷雾中已经消失殆尽了。威斯康辛州的雅各布·布莱克（Jacob Blake）枪击案引发了激烈争论，焦点是警察对携带致命武器男子的不同对待方式。布琳娜·泰勒（Breonna Taylor）在肯塔基州的死亡引发了要求削减警察权力的呼声。但是在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膝盖压住时，乔治·弗洛伊德令人难以置信地挣扎着呼吸的那一刻最终带来了全国性骚乱。虽然目前还没有带来切实的变革，因为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削减警费上。在福音派当中，对种族不公的担忧则越来越多地面临向异端“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妥协的指责。特朗普总统终止了基于CRT的联邦反偏见培训，这令很多福音派人士感到高兴。大城市的政客们对这次骚乱没有起到什么帮助作用，他们为大规模的、人群密集的抗议活动鼓掌，却指责教堂聚会，甚至也反对教会的室外聚会。
这一结果并没有出乎意料。自从民主党选择了这位年纪偏大的政治家，而没有选其他几位更年轻更激进的候选人后，在民意调查中特朗普总统就一直落后于前副总统拜登。特朗普总统（至今）仍然拒绝移交权力，这并没有出乎很多观察家的预料。如若没有新冠肺炎，在经济繁荣的情形之下，特朗普总统能否成功连任，我们不得而知。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死后的种族混乱，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些白人（是的，白人）对他的反感，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白人福音派再次满怀激情地支持他，就像2016年一样。支持特朗普的福音派构成了一个不同凡响的神学联盟，这一联盟包括了时代论基要主义者、后千禧年重建主义者（postmillennial reconstructionists）、成功神学贩子、改革宗浸信会和南方复兴主义者（Southern revivalists）等等。这还有其他共和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拜登总统是否会允许左派控制他的政府，从而证实共和党保守派人士的担忧？又或者，他会不会令那些帮助他赢得了初选的更温和的黑人选民，以及那些给他美国历史上最多选票的广大选民满意呢？
这个榜单总是会受到美国缺乏远见的文化带来的影响，但是今年尤甚。全球性疫情暴露了各国教会的优势和劣势。我们都在对付同一种疾病，但是我们的处理方式却不尽相同。美国人把新冠肺炎变成了应该如何顺服罗13:7以及来13:17所提到权柄的大辩论。由于这个国家曾经痴迷于自由和自治的特别历史背景，这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曾经对政府采取合作态度的教会在对付令人困惑、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地区性限制措施时进行了反击。感谢特朗普总统任命的新大法官，联邦法院支持教会享有第一宪法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但是，没有法院能够规定教会在疫情当中如何爱他们的邻舍，或者教会需要冒多大的风险才能实体聚会。时间会告诉我们哪一种方式——尤其视频“教会”——在疫情消退之后，会从应急策略转变为永久策略。
译：李梅；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y Top 10 Theology Stories of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