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对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是源自美国文化对一个特定世代所习惯称呼的名称——译注）的分析都喜欢关注他们的独特之处。但要记住的一个关键点是，在许多方面，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显得更强烈。换句话说，他们也拒绝接受上几代人身上的种种大趋向，但依着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的轨迹，他们在这拒绝的程度上走得更远一些。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生活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之为“新星效应（Nova Effect）”这样的认识论和道德环境中。（《世俗时代》，英文版第299-321页）
正如泰勒所解释的那样，500多年前，大家都默认信仰上帝。如果有一个人自称相信无神论能使人心得满足、使人更像人，那简直就像今天有人说自己相信独角兽一样。随着“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到来，“排他性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也就是人本主义的无神论）作为一种可行的、可替代基督信仰的另一选择随之而起。然后随之而来的是怀疑论者、有神论者、基督徒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论战爆发，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了可供选择的“灵性信仰”多样性不断增加。新星效应已经成为了“一种在灵性层面上驰骋的多元主义”（英文版第300页）。
从实际应用上看，这种新星效应意味着几件事。首先，我们都被几十种选择交叉施压，让每个人的信仰都“变得脆弱”和不稳定。如果你是一个有神论者，在你看着最新的网飞（Netflix）视频平台上的关于宇宙的纪录片时，你仍然会感受到内在的另一种声音在吸引你，这声音诱导你去相信一个无神的宇宙在智识和存在层面上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怀疑论者，神的超然存在感会对你发出召唤。每当你在当地的荒野小径上远足，上帝都会用渗过树丛的缕缕阳光使关于祂的念头不断萦绕在你心头。
换句话说，我们都认识一些有智识又理性的人，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差不多，但信仰的东西却截然不同。你的锡克教邻居，你的佛教徒健身伙伴，还有你的无神论者同事，他们在同一家小众食品店买菜，追看漫威系列超级英雄电影，并且爱各自的家庭。但他们都不会在周日去你的教会。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一个单一的、明显和公认的世界观，信仰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的开关，而是一系列你可以设置不同程度的拨盘（后世俗、人文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等）。
那么，我们如今该如何设置这个拨盘呢？在这个追求“真实”的时代（Age of Authenticity，想想1960年代后的生活），我们的动力是确保——无论影响我们决定的因素都有哪些——我们“对自己真实”。这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在信仰塑造中的作用。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仍然会选择传统的信仰，比如天主教、福音派新教，或者其他主要的世界宗教之一。但是没有人再简单地继承他人给予的“信仰包袱”了，我们要自己选择（甚至构建）一个“信仰包袱”，这往往是我们自我实现项目的一部分。
由此产生的混合体各不相同。一个人的信仰可能是这里有一点基督教、那里有一些治疗心理学，还有一丁点追求社会正义的进步主义作为补充。另一个人可能选择佛教作为基础，加上一些西方的理性主义，还有对健身运动的承诺。之所以会有这种“必要的异端”（"heretical imperative"）是因为这样一种意识：属灵的元素有助于寻找我们独特的定位和自我。借此，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生产异端的大国，或者说，混合主义大国。
谈到千禧一代的与众不同之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差异。不过，千禧一代区别于其他世代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谷歌”（Googling）作为一个动词，在10年前才被《韦氏大词典》收录，这意味着这个词的使用时间更久。对于千禧一代来说，用这个词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一生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
如果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宗教的超新星爆发时期，互联网更是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浏览你的脸书（Facebook）新闻源，你会不断地被政治、种族、性别和精神方面的不同观点所轰炸。 不要紧，如果你很好奇，实际上你也是在寻找不同的选择。
这种效应会带来几件事。首先，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大量的）主场优势。它现在是市场上众多竞争者中的一个，其中一些竞争者的长处是就现代西方的性和经济伦理而言可塑性明显增强。尽管基督教仍然声称在美国千禧一代当中的市场份额最高，但这一代人当中认为自己不属任何宗教的比例高于其他任何一代人（34%的不归属任何宗教，46%的基督徒）。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无神论者，但他们并不那么容易宣称自己有特定的宗教传统。
其次，宗教中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现代性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反权威、反体制、反教廷的风气。但是，互联网使个人主义和实践的认识论更加彻底。对现代人来说，社群不再扮演着传统的宗教真理保护者、权威来源的角色。
例如，宗教神职人员的价值和地位比过去少了很多。千禧一代觉得不需要等待牧师告诉他们对一节经文的最佳解读。当你可以自己在谷歌上搜索任何东西的时候，神学院的学位又算得了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喜欢你的牧师说的话，你可以在讲道的过程中用你的手机查找其他的选择——你可能比他更懂得如何使用手机。事实上，千禧一代对技术的更大适应性也有助于将权威从年龄转移到年轻人身上——孩子们在教他们的祖父母使用他们作为第二自然肢体的导航设备。年长的人更需要年轻的人，而年轻的人则不那么认为他们需要年长的人。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认为在20多岁时出版回忆录有任何讽刺意味。
与前几代人不同，千禧一代当中成熟的榜样令他们更多地与长辈对立。泰勒在他的书中所提到的最近护教学张力解释了皈依无神论或排他性人文主义是如何被特定的道德叙事所驱使的。这些离开基督教信仰的人并不是简单地面对 “科学”，然后按照一个三段论得出没有神的逻辑结论，并因此决定上帝没什么价值。相反，背道者更多地是看到和跟随了因为怀疑而离开信仰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怀疑是一个英雄个体不计代价地步入知识的成年与成熟的方向。从他们早先幼稚的信仰中走向专一的人文主义，需要 “诸如脱离的理性，放弃安慰式幻想的勇气，依靠自己的理性对抗权威”（《世俗时代》，英文版566页）的美德。虽然不容易，但怀疑是勇敢的、坚强的、大胆的。
那么，考虑一下最近的“后福音派”回忆录/见证的出版，这些著作往往以年轻作者的属灵旅程为中心，对千禧一代极有吸引力。虽然种类繁多，但这些回忆录往往有一些共同点：这些以“自我发现”为内容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像过去典型的信仰英雄故事那样。相反，它们往往重视怀疑和不确定性，而这与当下媒体文化中提供的更广泛的信仰破碎的文化叙事是吻合的。
具体的挣扎和疑惑因题材不同而不同。有些人在信心、反智主义和科学等问题上挣扎，以寻找比对这些艰难问题常见肤浅的回应更好的答案。另一些人则是为了逃离基要主义和福音派社区的律法主义、操控和滥用权柄。还有更多的人专注于重新考虑教会对性和/或同性婚姻立场的挑战。
但不管是什么问题，面对这些交叉压力和脆弱的条件，存在和认知上的不协调，他们以前的信仰已经变得不堪一击。主角们进入了信仰的新阶段——也许是破碎的、伤痕累累的，有点不确定，但更真实、更冒险，并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信仰。借着在疑惑的火焰中接受洗礼，他们抛开了浅薄的、治疗性的青年团契（和他们的父母）简单、天真的信仰。他们已经敢于去了解。
我的观点并不是要批判这些故事——有些故事提出了有效的批判，我们应当了解它们——而只是想指出它们与新星效应下的信仰伦理的联系。以英雄的怀疑为成熟的伦理至少解释了它们的一些吸引力。一些回忆录作家很快就承认他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的 “观点”，并且谦虚地知道这不是唯一可信的观点；另一些人则通过简单地调整信念以适应不同的压力来缓解紧张局势（即使这涉及到重写两千年来所接受的基督教教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需要喘息的空间，因为普通信徒感到迷失方向、犹豫不决、充满疑问和疲惫不堪。
因此，这些叙事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属灵和道德权威，这权威就是“真实”。在这个真实性时代，苦难、挣扎和怀疑的见证为你赢得了被倾听的权利。不仅仅是被倾听，甚至是作为一个榜样被追随——不是因为无懈可击的真理，而是一个有同情心的、真实的、同为怀疑者的人，这样一个人不会迅速地对我们的弱点作出判断，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在这些弱点中可以找到的力量。
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该如何服侍超新星中的年轻一代呢？
第一，摒弃绝望和怀旧
首先，我们需要拒绝绝望的诱惑，或者对一些神话般的、失去的信仰黄金时代进行悲观的、令人崩溃的怀念。正如泰勒所指出的，早先的年代也许没有遭受到多元主义、脆弱化和交叉压力的挣扎。但在基督教世界里肯定存在着更大的诱惑，即属灵的专制、虚伪和社会顺应的浅薄 “信仰”。
事实上，克尔凯郭尔（祈克果）十几本书（其中一半用的是笔名），试图向基督教世界解释新约基督教不是简单的“抽屉里躺着一张洗礼证书，当一个人要入学或要举行婚礼时，就把它拿出来”的那种信仰（《终结中的非科学后记》，卷一，英文版367页）。
他受够了，也不听话，在生命的最后，他发起了他那轰轰烈烈的、全力以赴的 “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attack on Christendom"），这应该让我们大家在对昔日的基督教文化事工过于怀念之前，先暂停一下。如果我们的语境逼迫我们向千禧年的听众传讲真诚的信仰，为什么不把他的警告当作是来自主的提醒呢？
第二，讲道中带着护教
我们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在真实性时代，唯物主义和排他性人文主义并不自动占上风。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基督教可能被认为是西方默认的宗教，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更明显的智力选择，在精英圈里占据了优势。但由于超新星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无神论，因此为“属灵”对话创造了更多的知识喘息空间。基督徒仍然有机会将福音作为一种美丽的选择，以取代主宰我们景观的逼仄的身外之物意识形态。
我们已经到了每个人都要在讲道中护教的地步，即使你的会众大多不是千禧一代。要说明的是，我不认为这样的讲道是简单地在每一次讲道中加入复活、或神的存在等论据（虽然有些论据可能会有帮助）。相反，我们需要定期从我们交叉压力文化的思维方式里面积极地回答对福音的反对意见，作为我们经文讲解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向这一代人展示福音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可爱性。
但是，仅仅为福音护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向这一代人展示福音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喜乐。呈现出它如何审问我们听众当中主流的、不受质疑的关于意义、金钱、性别、权力、政治、性别等等的叙述，并且实际上比其他任何观点都更能理解这个世界。
泰勒的《世俗时代》在这里是一个典范，因为整部作品都在颠覆世俗主义者告诉自己的关于他们如何通过不信来实现的故事。他并不是“证明他们都是错的”，而是让竞争环境变得更公平，在他们的叙事中戳出漏洞。如果你好奇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可以读一读提摩太·凯勒。
当我们以护教的方式讲道时，至少能收获这几个果子。首先，我们清楚地表明，福音声称自己是真理。这个焦点有助于防止基督教被采纳为另一种自我表达的灵性，选择它仅仅是因为“它对我有效”。其次，它开始解决许多千禧一代的实际问题和挣扎。即使我们不能回答每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开始向他们展示，在这些问题上，除了他们在主日学接受的半记半背的课程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知识性的基督教思考传统。正确的护教式讲道承认信仰上的压力，即使它努力从这种压力环境中呈现基督教。
第三，为多马留出空间
在这里我想到了多马的故事，他是我们当中典型的怀疑者。当他听到其他门徒的见证时，他不相信（约翰福音20:25）。他没有看到复活的基督，所以在没有看到之前，他拒绝相信。对本文的目的来说，多马身上有几点是突出的。
在后来的那一个星期里，多马一直和其他门徒们在一起——在充满复活希望的门徒中间，多马是一个不信的人（约翰福音20:26）。好像门徒们知道对多马来说他们所教导的事情是多么荒唐可笑，所以他们耐心地给他留出空间，直到主来访。
同样，有兴趣向千禧一代传福音的教会也需要熟练掌握那种耐心，慷慨地给提问者、受到交叉压力的不信者留出空间。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容易做出过度反应的地方，也不应该是一个快速提供谈话停止的陈词滥调的地方（这些陈词滥调会在无意中压制人提问的愿望）。必须欢迎提问和对话。
这种做法其实是在呼唤一个更健全的教会论和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单薄的团体。有着强大的成员制度和教会纪律的教会，其实有着必要的稳定性，可以在不破坏共同体稳定性或破坏共同信仰告白的前提下接纳某个怀疑者一直在他们中间。
为多马腾出空间，也需要一定的谦卑信心，相信主最终会证实我们的信仰。对福音真理的非防御性确信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千禧一代。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信仰危机，才能获得必要的真实性分值来服事千禧一代。虽然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不带有疑惑的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人的疑惑而承认他“特别真实、深刻、精细、优雅”。事实上，我们可以利用“真实性时代”的优势，对真实的信仰需要危机的观念进行反击。为多马腾出空间，不应该要求我们变得和他一样。
比起门徒们，耶稣自己就是我们与多马打交道的典范。他来到多马面前，慷慨地接纳他，对他的问题不担心，不惊扰。祂以自己的方式与多马见面，以邀请他信靠自己——“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赛42:3）。
但最终，教会必须相信耶稣对多马说的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那些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行走的人是有福的。耶稣为他们祷告，天父也听了他的祷告（约翰福音17:20）。这应许是给我们的，也给我们为福音的缘故而寻求服事的那些受到交叉压力的千禧一代。基督已经为他们上了十字架，他不会失去天父所赐给他的任何一个人——即使在世俗时代也不会。
译：安卓；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inistering to Millennials in a Secular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