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年人友谊和归属”一文中，作者提到缺乏友谊似乎是人到中年的一个通病。本文想要继续这个话题，谈一下中年危机这个概念，毕竟许多校园福音运动中归主的基督徒都已步入中年。虽然这个心理学词汇似乎限定了一个特定年龄人群所遇到的问题，但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年危机是近代个人主义兴起的产物。因此，这个话题不单单针对年过40的人，而是和所有基督徒都息息相关的信仰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我首先会追溯“中年危机”这个概念是如何从心理学的一个理论，渐渐被大众接受成为一个人生必经阶段。接下来我会从信仰的角度来解释“中年危机”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并确诊：“中年危机”其实就是个人要做生命之主的破产。最后，我会提出“中年危机”在福音和教会生活中的出路。
中年危机这个概念是在1957年，有英国的一位心理分析师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首先提出的。他描述了人进入中年会出现一些普遍的症状，包括焦虑，突然失去享受生活的能力，对健康和外表的过分关注，保持年轻的“强迫性尝试”，以及“宗教觉醒”等。
杰奎斯坦言自己正在进入中年危机的阶段，当时他刚刚36岁。他在一篇论文中说：“直到现在，生命还好似一条无尽向上的斜坡，除了遥远的地平线外我一无所见。突然间，我好像触到了斜坡的顶点，前方就是下倾的坡道，路的终点呈现眼前——尽管还很远，但却真真切切——在那终点，死亡确定无疑地显现着。”
对杰奎斯而言，中年危机仿佛是一个人进入人生下半场的阶段，因为人生的下半场是一个直面死亡的下坡路，而人却对此无能为力。杰奎斯在1965年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死亡与中年危机”（"Death and the mid-life crisis"），正是将这种危机指向了死亡这一最终危机。很快，“中年危机不可避免”的概念，就从杰奎斯的学术论文一下子进入了大众的流行文化当中，仿佛“中年危机对40岁的人来说，就好像小孩长乳牙一样”自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平均寿命在显著的提高。在杰奎斯提出中年危机这个概念的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而到了80年代，人的平均寿命已经逼近了70岁，仿佛40岁不再是一个逼近死亡的年纪。然而，中年危机并没有因着平均寿命的增长而滞后，反而有着不断提前的迹象。更多的研究数据表明，中年危机更多的发生在中上阶级的人群中，工人阶级似乎不会想着怎么去自我实现。类似的，在女性群体中，中年危机伴随着一种“解放性的呐喊”，与不断兴起的女权运动步调一致。
美国畅销书的作家，也是一位记者，盖尔·谢希。当她采访了18-55岁受过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体后，1976年夏天，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探索者：克服人生危机，追求生活幸福》（Passages: 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中年危机被放大成了人生危机，而人生威胁也不再来自死亡，而是来自得不到的幸福！中年危机已经从杰奎斯的原初定义被扩展到了一种“内心争斗”，适用于所有的人群。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称自己正在面临“中年危机”；也可以在得到了所有，却从中看不到意义时，也称自己正在面临“中年危机”。
这样看来，中年危机似乎成为人到中年的一种迷失。
那么，中年危机和个人主义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有必要先来谈一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定义和兴起。
“个人主义”这个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有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自我为中心的感觉或行为，自我主义”；而另一个是：“倡导个人自由行为的社会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所想到不一定是同一件事。前者所对立的是利他主义，而后者所对立的则是集体主义。当一些知名社会学者，如卡尔·波普和哈耶克在褒奖个人主义的时候，他们所褒奖的其实是相对集体主义而有的个体自由行为。然而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则是个人主义中的负面成分，在英文中有另外一个词：Egolism，也就是自我主义。
个人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文当中（individualisme）, 它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出处。因此，个人主义这个词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积极而时髦的词，几乎可以用来等同于启蒙运动所崇尚的理性主义，用以对抗当时的保守主义。而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个人主义这个词与生俱来就带有摧毁顺从与责任的观念。同样，到了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主义者同样将“个人主义”这个词等同于“无序、无神论，和自我主义”；将个人主义定义为将个人视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有意思的是，个人主义这个词到了德国反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将之视为一种人的独特性、创造性与自我实现。到了19世纪40年代，个人主义在德国几乎与“个性”这个词成了同义词。而到了20世纪的美国，个人主义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值得称颂的美德。它凝聚了个人权利，自由，价值和尊严，仿佛个人主义成为了美国民族的文化特征。
总而言之，从20世纪开始，个人主义思想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开始不断的塑造人对于自我价值的认知，并激励人对自我实现的深深渴望。而“中年危机”这样的心理学概念和症状，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进入到大众视野中的。
当代神学家卡尔·楚曼（Carl Trueman）在他的短文《一种非弥撒亚式的非命运感》（"An unmessianic sense of nondestiny"）中曾谈及他自己所遭遇的中年危机。他发现中年危机仿佛是人生中的一次觉醒——终于意识到自我的人生抱负/野心（ambition）正在死去。自己无法在期待的领域成功，甚至自己曾经成功的领域也不再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觉醒既是痛苦的，又是令人自由的。痛苦在于，自我实现人生价值这条路看来走不通；而自由在于，人生价值其实并不需要自我实现。
这样看来，中年危机仿佛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中的一个“排异反应”！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感和幸福感，给现代人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困惑，特别是人到中年。仿佛自己并没有那么特殊，自己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更好的别人所取代。失败者（loser）成为了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一场可怕危机，人生赢家（winner）仿佛离自己越来越远。
基督徒对于中年危机似乎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因为基督徒的文化同样也受到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对于成长在个人主义思潮下的基督徒来说，有着无法抵抗的魅力。“你很特别”，似乎也加强了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救世主情结。似乎所有神的创造，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教会都是为了服务于一个“特别的你”，帮助你实现自我价值。从此，基督教不仅成了一个“私人”的宗教，甚至成了一个崇尚“自我”的宗教。
但讽刺的是，福音中人所需要悔改的罪，恰恰是人的自我为中心，恰恰是人自己要作主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创3:6）。福音所要带来的翻转，恰恰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创造我们的神为中心。
神的确因着爱我们，甚至赐下祂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预备了拯救（约3:16）。但神的拯救计划是为了恢复我们敬拜真神的被造初衷（罗12:2），就是神造我们时所赋予人的价值。因此，当人敬拜和服事造物主时，人的价值和满足才得以实现。同样，人的确受造可畏，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独特的。但这种独特（special and unique）并不是针对个体价值和个体命运来说的，而是针对神百姓这个群体而说的。借助保罗的类比，身体上的不同肢体的确独特（林前12:12）。但这种独特并不会带来肢体独特的价值感和独特的命运，而是为了整个身体来服务的。就仿佛，我的手在我的身体之外并没有独特的价值，它的独特性是相对整个身体而言的。
同样，神拯救祂的百姓，的确对他们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针对神百姓这个群体而言的，是针对教会而言了。然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正是，试图在神对神百姓群体的旨意之外，寻求个人性的价值和命运：“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而教会的成员制，特别是教会盟约，恰恰是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下逆流而上的。教会盟约帮助基督徒，将个体价值和命运合宜的放在了神百姓这个群体中：“神对这个群体的旨意是什么？”。因此，符合圣经的福音观和教会观，的确为中年危机提供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不仅和神的拯救相关，也与神的国相关。
用三句话来总结以上的所有观点，
第一，个人主义所宣扬的是：你很特别，也很重要；
第二，中年危机所揭露的是：我既不特别，也不重要；
第三，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价值不在神之外，也不在神的群体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