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卡尔·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但直到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才形成了全面影响力。
这种影响有两种主要形式。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基督徒需要对这两种现象都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将依次介绍。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一场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的继任者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狡猾地利用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使苏联不仅为打败希特勒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将整个欧洲的东半部置于其控制之下。
1945年后，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被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一个由美国领导，致力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另一个由苏联领导，致力于发展共产主义。
几年后，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胜出，并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纳入共产主义阵营。接着是古巴、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阿富汗，二战后几十年来，共产主义似乎正在向各地蔓延。
对数百万受共产主义统治的人来说，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建立共产主义是一场血腥的暴力革命，包括了内战，屠杀“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从俄罗斯沙皇全家到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以及把任何敢于提出异议的人投入残酷的劳改营。
然而，与马克思自信的预言相反，暴力和无情并非暂时的，只要共产党人想要执政，专政和暴力就得持续下去。每个共产主义国家都利用秘密警察、消灭敌对观点和迫害持不同意见者来维持其地位。
同时，共产主义也被证明是一个完全行不通的经济体系。虽然共产主义政权能够通过从经济领域的其他部分榨取每一滴财富来资助工业发展和军事开支，并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其代价是可怕的。
俄罗斯和中国的农民因为“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承诺而支持共产党，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所有土地都被没收并转交给经营不善的集体农庄（公社）。政府的这一愚蠢行为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饥荒，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最糟糕的例子是1932-33年斯大林统治下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大饥荒（约700万人死亡），以及1959-61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饥荒（约3000-4000万人死亡）。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为惨剧。
即使全球经济都欣欣向荣的时候，效率低下、生产延误和基本商品短缺也困扰着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它们无法跟上自由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马克思预言的另一个失败）。
最终，该系统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在苏联和东欧完全崩溃。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悄悄地放弃了共产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保持着对权力的控制。他们今天的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几乎没有关系。
除了少数孤例，到本世纪末，先前的共产主义世界已经纷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既便发生了这一切，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程度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才是令人惊讶的。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回到意大利激进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工作。葛兰西以新的方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力。
葛兰西问，为什么这么多意大利工人不愿意加入工人革命，甚至愿意捍卫资本主义？他的答案是，资产阶级不只是通过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来控制民众，而且还通过“文化霸权”。
换句话说，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成功地使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成为大众的世界观，这样，基本的假设和共同的习俗巧妙地强化了统治结构。例如，工人们接受了私有财产、节俭和辛勤工作等观念，实际上是在自己压迫自己。
因此，葛兰西认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首要任务不是试图推翻政府，而是为改变工人的意识发动一场战争。
激进的知识分子需要渗透到学校、大学、新闻媒体、甚至教会等机构，逐渐颠覆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只要有足够的人觉醒到他们所受的压迫，革命就有可能。
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群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阐述了相关观点。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分析了他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文化特征，发展了一套至今仍以“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为旗号并颇具影响力的思想。
他们的基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压迫人的，这种主张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制度文化、道德规范、性关系和家庭计划等等方面。
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学校园里备受欢迎，这是一个青年抗议和学生激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和随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变异，产生了新的分支意识形态。
这些分支共享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信念，包括：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社会可以分为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社会的许多看似积极或中立的特征实际上是为压迫体系服务的，以及彻底的革命推翻现有结构是必要的。
但他们从葛兰西、法兰克福思想家和其他来源，如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汲取营养，增加了这样的信念：压迫主要通过文化和语言来维系，关于性、性别和家庭传统观念在这种压迫中起着核心作用，胜利的最佳希望在于通过知识手段传播革命意识。
许多校园激进分子成为教师、教授、律师和记者，进行德国活动家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所说的“体制内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经过二十世纪思想家重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可以而且确实采取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当不同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框架可以转化为性别术语，如在激进女权主义中，男性是压迫阶级，女性是被压迫者，“父权制”取代了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压迫体系。这一框架也可以被翻译成种族术语，一个阶级（白人）通过一种微妙的“白人至上文化”压迫另一个阶级（有色人种），这种文化毒害着每一个社会机构。以此类推。
在这些形式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的元素被纳入学术界的主导精神。由于大学在塑造教师、记者、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观点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思想在整个社会中变得非常普遍，包括那些从未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虽然他们的关注与当初马克思的关切相去甚远。
在二十世纪的记录之后，没有人（基督徒就更不用说了）会赞同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像有时某些天真的人士所说的那样，以为“它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可怕结果在尝试过它的地方屡见不鲜，这不是因为执行者执行错了，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严重缺陷。
当代革命意识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大大不同，他们中的一些思想家已经得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见解。但在它们的主要形式中，这些意识形态共享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压迫者——被压迫者的思路，在每个树丛下寻找压迫的倾向，它喜欢煽动苦毒，使之变成仇恨，它拒绝上帝和他的创造秩序的某些方面（财产的私人管理，个人责任，性道德，父母权威，尊重权柄，等等）。
如果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我们的社会中获得全面控制，他们将像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就像“土地、和平和面包”被证明了是一场骗局一样。因此，我们必须抵制马克思主义，从我们的教会和基督教教育机构开始，并在上帝给我们机会时扩展到其他领域。
然而，仅仅反对是不够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对妇女的贬低（包括子宫内的女性），以及我们的工作穷人所面临的无数障碍和屈辱，都是真正的问题。它们太重要了，不能留给（准）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越是能够超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产生根本性的、合乎基督信仰的反应，就像许多人事实上正在做的那样，我们将取得更多的进展。
此外，马克思主义及其分支意识形态都强调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关注“小子们当中最小的”，以及对更美好世界的盼望。无论其方法错的有多么离谱，这些关注都是好的，正如另一篇文章指出的，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们文化中的影响。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实现这些愿望，但我们的上帝可以：所有这些愿望都将在祂尚未实现的国度里得到实现，因为我们顺从祂的意志，并通过祂对我们的无限怜悯和恩典。让我们为这个国度的到来祷告和摆上吧，主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加拿大福音联盟：Marxism's Long Shad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