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我父亲提摩太·凯勒接受治疗的间隙，我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他是如何传讲福音的。具体来说，我想知道清教徒、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对他的影响。父亲（以下简称凯勒）说，在早期的信仰成长过程中，他发现新加尔文主义强调的是基督教对生命各方面的影响，而不是那么强调内在的敬虔。（我并不是说凯波尔 [Kuyer] 和巴文克 [Bavinck] 没有关于敬虔的著作，只是他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
于是，他把眼光投向英语作家，从那里寻找关于内在敬虔的启发。他读了爱德华兹、约翰·欧文（John Owen）和清教徒的作品，这些人都将改革宗神学塑造成了个人化、体验敬虔的模式。
凯勒发现，我们必须有发自内心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从理性层面信仰神，并不等于内心已被翻转，与耶稣建立了关系。然后，凯勒从他的新加尔文主义来源中找到了一个改革宗的答案，帮助他在一个日益后基督教的空间里用生命实践出信仰。
欧文和爱德华兹为他的“敬虔主义”倾向提供了素材，而新加尔文主义、凯波尔、范泰尔（ Van Til）以及后来的巴文克也为他的“文化护教”倾向提供了注脚， 凯勒独特地将这两种思想融合在一起。（虽然这部分的内容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能将这两种改革宗传统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但凯勒却做到了，他向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20 年代崛起的世俗文化展示了福音）。
关于凯勒的新加尔文主义/文化护教的形成，我们可以谈很多，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凯勒敬虔主义的情感。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他的背景。其次，我会看看他在其历史时刻用来清晰呈现福音的敬虔价值观。
最后，我将为今天的教会提出一些应用。
要对我们自己的背景进行批判性和战略性的思考，了解凯勒的生活和其事工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会很有帮助。他出生于 1950 年，当时，基督教在美国作为一种公认道德权威的地位正在日渐衰落。爱德华兹在十八世纪所对抗的启蒙个人主义此时已经发展壮大，成了西方的核心叙事。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凯勒来到纽约时，他遇到最多的未得之民是那些被职场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专业人士。他们政治上属于自由派、受过高等教育、上进心强、性生活活跃。他们注意个人隐私、孤独、忙碌、不信任有组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这个群体的人倾向于从心理学角度思考自我，讨厌承诺。他们对人生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我是谁？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做我所做的？此外，他还遇到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努力将信仰与事业结合起来，想办法应对城市给他们个人生活带来的道德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凯勒是如何介绍福音的？
凯勒使用了爱德华兹的两项发现来服事他面对的人群。
在大觉醒时期，爱德华兹遇到了许多人，他们声称有各种神迹奇事来证明自己信仰的真实。但归信之后，这些人并没有结出任何明显的果子；事实上，他常常看到相反的情况——嫉妒、怨恨、苦毒、卑鄙，不减反增。爱德华兹不否定一个人可以真正经历上帝的（查尔斯·昌西 [Charles Chauncy] 则持相反看法，他把复兴斥之为纯粹的情感主义），但是，他坚持认为信仰的确据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表现（林前 13:1-3），甚至也不是来自顺服的行为。其他复兴主义者对他提出了批评，但爱德华兹坚持认为，只有基督完成的工作才是人为神所接纳的确据。
同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凯勒环顾他的教会时，他发现，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相信，人只要顺服，就会被上帝接纳。正如凯勒的教授理查德·洛普雷斯（Richard Lovelace）所指出的，许多基督徒倾向于将称义建立在成圣之上，而不是将成圣建立在称义之上。
将这种属灵的更新付诸实践，就唤醒了许多挂名的基督徒，同时也让世俗的非基督徒归信。正如凯勒经常说的，“你不是因为顺服而被神接纳，而是因为被神接纳，所以你顺服“。这个简单的句子概括了洛普雷斯对爱德华兹的引导。所有的顺服都必须源于满怀感恩的信心，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服从。
为什么这是创新之举呢？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美国基督徒常常把门训和传福音分开，对他们来说，教导说非基督徒的根本问题与困扰基督徒的问题一样都是不信，这种想法很激进。在犯罪的那一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不相信宇宙的创造者深深地爱他们，可以让他们藉着祂称义。基督徒不安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只把自己的成圣看作是称义，那么他们也许从未有过得救的信心。同时，非基督徒也认识到，福音并不是“努力做好人，神就会爱你”。相反，圣经里描写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从耶稣的道成肉身到后来的被钉十字架，神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追寻拯救迷失方向的人。
但如何简单明了地表达爱德华兹对称义的强调呢？用怎样的办法才能让没去过教会，或对教会不熟悉的人，不用了解神学术语就听懂福音呢？
凯勒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原则：“不管我认为自己多有罪，多有问题，实际上的我远比我以为的更糟糕；同时，不管我认为神有多爱我，多接纳我，实际上神远比我想象的更爱我，接纳我“。这句话概括了福音的精髓。通过阐明我们与生俱来的破碎与基督所提供的无限爱和接纳之间的张力，凯勒将复杂的神学概念提炼成人人都听得懂的信息。
这个原则好像一座桥，使没去过教会或者去教会的不多的人能够抓住福音的核心，让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需要恩典，也让他们知道在慈爱上帝的怀抱中，有不可估量的爱在等候。它也是一盏指路明灯，引导基督徒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让他们经历恩典，体会救赎，生命得到翻转。
20 世纪 80 、90 年代，凯勒看到公共领域基督徒的见证越来越少，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与信仰也渐行渐远，这让他很忧心。许多人的想法是：“我相信上帝，但我感觉不到祂的存在。怎样才能感受到祂？”爱德华兹的洞见给我们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肯定回答：情感（心灵）必须与认知（头脑）交织在一起。
真正的理解超越了理性层面认知，还包括个人层面的体验。
爱德华兹在他的讲道《神超自然之光》中，用优美的言辞阐述了这一概念，强调了知识的双重性：
神使人心中对善良具有两种了悟。头一种了悟，只是属乎观念的……另一种了悟乃是在于心中的赏识；例如心中一想到善，便感觉其优美可爱……所以人忖思神的圣洁和恩慈，与人真感觉到神的圣洁和恩典之佳美可爱，乃是有分别的。人在理性上判断蜜是甜的，和真正尝到蜜的甜味，乃是有分别的。
这个观点对凯勒的讲道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他来说，讲道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平台，也不仅仅是引起情感反应的管道。讲道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从知识层面理解圣经的真理，还要让这些真理变得实在、让人能够切身感受到。
爱德华兹深信属灵的现实可以在世俗的经历中找到，凯勒接受了这一信念，并认识到，讲道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想象力和尖锐深刻的比喻例证来弥合这一差距。爱德华兹不会赞同“只需传讲圣经”这种简单化的格言，因为他认为传道人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而是要帮助人将圣经的真理身体力行出来。
凯勒反思道，“爱德华兹会说，如果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没有激动你、感动你、没有将你心里的冰山融化，让你为之兴奋，让你改变——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理解它。这就是传道的变革性目标：不只是知识层面的理解，传道人要引导听众经历活生生的真理，带来生命的改变。
凯勒曾写过一篇个人笔记，谈到爱德华兹对他的影响：
爱德华兹向我展示了 20 世纪的释经式讲道是多么的欠缺。这种讲道是高度认知型、高度抽象的。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简单地追求......打动人心的感性故事，而是学会用具体的方式——图像、比喻和叙事——来体现真理。在神学院学习期间，我从埃德·克罗尼（Ed Clowney）那里学到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法......从理查德·洛普雷斯那里学到了爱德华兹的复兴主义......但只要我还陷在在福音派亚文化中，这些都不会真正影响我的讲道。在那里，我用传统的解经式讲道会受到好评，但传统的解经往往缺乏所有这些东西……我当然会说自己的讲道是“以基督为中心”，但实际上，我是在把耶稣作为榜样，敦促人们像他一样生活。在纽约的一次紧张的讲道经历才让我清醒过来……当我面对必须做出的改变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拥有所有必要的神学和历史资源。
这应该让我们停下来问一问：如果我们愿意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尚未开发的资源，那么有哪些资源可以让我们的方法更好地传福音？如果我们允许当前环境的需要影响我们传讲福音的方式，我们可以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虽然凯勒掌握了福音的概念、真理、类别和内容，但他仍然需要面对新环境的迫切需求来调整转变。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圣经的真理或福音的本质，但却重塑了这些永恒真理的传讲方式。他确保这些真理能与不同的受众产生共鸣——这是让语境化变得有效的不可或缺的过程。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首先，分析凯勒的敬虔主义价值观让我们看到，不需要重新发明出一套新的好消息。我刚做牧师的时候，抱怨自己讲道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凯勒这时拿出老爸的身份来回答我说：“我身上没一根骨头是原创的。我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他人”。这一点很重要：任何牧师、任何基督徒的目标都不应该是再发明一套新理论。如果福音的好消息是客观真实的，它就不需要改变。所以， 安下心来，记住我们的任务不是弄出什么新花样来。
其次，凯勒阐明了一个重要原则：福音不变，但文化会变。环境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评估解释福音的方式。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新教基督徒传播福音时，都假定民众通晓圣经，能够立即理解”罪“这样的术语。但凯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遇到了一些人，他们质疑这些基本概念和术语。碰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重塑福音，而是调整了自己的方法。
凯勒同意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们不缺乏爱，但是，我们的爱是错位的爱。美好的事物变成了终极目标，破坏了生命的平衡。对于那些不喜欢听“罪”这个词的听众，凯勒把它替换成偶像崇拜：过分重视某些东西，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从而带来有害的后果。凯勒没有指责听众缺少某样东西，而是将福音翻译成听众易于理解的语言，从而展示了他对处境化的深刻理解。
为了与这一方法相呼应，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况，来处境化地传讲（而不是改变）好消息，确保它能与时共进，与听众产生共鸣。我们是如何以新的方式向人介绍福音的呢？
第三，在文化转变的过程中，认识到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依然有持久的相似之处，这点至关重要。从过去的福音书中汲取教训不仅仅是过去的人常常做的事，它也是当代传播的宝贵资源。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关于罪、接纳和爱的真理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讲给那些不能马上明白这些道理的现代人听。
每个人都会在信与不信之间挣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如此。让大家知道这点十分重要。仅仅强调知识是不够的；福音要求我们亲身参与，经历改变。福音也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也必须感动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是否勤于辨别历史背景中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确保我们的福音介绍能有效地弥合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距？
最后，我们必须不断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能听懂的话来向他们解释福音的变革力量。许多基督徒可能在理论上相信：耶稣接受我，因此我可以好好生活；但在实践中，他们却认为：我好好生活，因此耶稣接受我。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了普遍的焦虑、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当批评。
这些人问题的根源在于无法体验到神的同在和爱。在这种情况下，福音就成了一个理论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无法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扎根。为了弥合这一差距，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将福音的真理转换成对方能听懂的语言。我们必须确保福音变革的力量不仅在理论上能得到理解，而且（通过圣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实践出来。
只有当基督徒真正重新发现这个好消息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原来以为自己懂了，其实还不懂。但是现在他们真的懂了——至少比以前清楚多了——-焦虑、愤怒、嫉妒和脆弱就逐渐退去，一种新的满足、感恩和平安长驻心中。这对非基督徒也有吸引力。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基督教的模式并不是另一种“服从就会得到接纳”、表现至上，而是通过无条件的接纳来看待一切，带来彻底的改变，只有这时，他们的生活才会发生转变。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网站：My Dad (Tim Keller) Listened to History to Speak the Gos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