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在他著名的《伯明翰监狱来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中指责美国白人教会在福音上的妥协。他认为，最令人感到痛苦的妥协不是一些教会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明显的邪恶进行辩护，最令人感到痛苦的妥协来自那些“中立”的白人牧师，他们拒绝让教会成为教会应有的样式：
我听到许多牧师说：“那都是社会问题，福音不关心那些问题。”我看到许多教会将自己交付给一个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宗教，在身体和灵魂、神圣和世俗之间做出了奇怪的区分。
此后，许多神学家都接受了金博士的批评。从谨慎的威利·詹宁斯（Willie Jennings，他认为基督教神学从来没有涉足过复杂的社会问题）到激进的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他把主流教会的见证描述为“白人神学”）。评论家认为，当论及基督的国度和它所主张的正义时，西方教会已经失去了方向。
我们很容易将这些神学家一棍子打死。他们中许多人似乎都已经抛弃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义，选择了日益激进的解放神学，后者真的与福音没有什么关系了。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做就错过了一个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对传统基督教的许多批评中有许多正确的东西，比我们以为的要多。
我在神学院学习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和路加福音4章中的讲论时意识到了这个要点。耶稣宣称祂来是为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4:18）。至少在我所读的权威注释书中，标准的福音派解释是：耶稣在用比喻来描述从属灵贫困和压制中获得救赎。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当耶稣描述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如何受逼迫的时候，祂说的是那些渴望称义和成圣的人（太5:6,10）。
因此，当我转向约翰·加尔文的著作时，我很惊讶地发现，至少在这些经文上，他更接近解放神学家的解释，而不是当代大部分福音派神学家的注释。例如，关于耶稣祝福那些为公义而受苦的人时，加尔文说：
我所说的为义受逼迫，不仅是指为了维护福音，也指为了维护任何的义。因此，不论是为了坚持神的真理，反对撒但的虚谎，还是为了保护善良无辜的人免受恶人的伤害，如果我们招致世人的仇恨，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和荣誉，我们都不要悲伤，或不愿竭力事奉神；神亲口宣告为有福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之为惨苦。（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3.8.7，美国麦种传道会版）
我想知道加尔文的神学是否能帮助教会在社会正义领域恢复更忠心的福音见证，他的话安慰了我，我没有失望。
有好几个原因让我们关注加尔文的教会论。首先，比起其他几位改教家，加尔文更多地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正确解释和教导圣经，目的是为教会服务。其次，加尔文深刻意识到教会的政治化会损害其在世上成为“基督属灵国度”的使命。
就加尔文而言，这种危险来自三个方向。最明显的是天主教会。加尔文认为，基督已经授权祂的教会履行特定的属灵职能：传讲福音、执行圣礼、教会纪律和照顾穷人，教会只有在忠心履行这些职能时才是教会。
在加尔文看来，天主教的架构——从教皇到神父——已经把这种事奉的呼召换成了治理社会的呼召。罗马已经拥有了代替基督进行地上统治的权柄，同时宣称自己拥有最终的裁决权、可以创造教义、发明圣礼、约束良心，并为了自己的浮华和虚荣而牺牲穷人的利益。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集团，而且是一个暴虐的政治集团，而不是基督属灵的国度。
第二个危险来自宪制改教运动（magisterial Reformation）。主要的改教家——包括路德、茨温利和布林格——都认为天主教在中世纪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反应是将教会的几乎所有其他职能都交给地方行政机构。他们同意牧师的责任是传讲福音和执行圣礼，但其他一切——包括教会纪律和对穷人的照顾——都由政府来执行。因此，国教教会成了一个教导和敬拜的场所，它无法控制自己的成员，也无法在物质上传递基督国度的供应。它沦为了国家的一个工具。
第三个危险来自再洗礼派。早期的再洗礼派成员都曾经是路德和茨温利的追随者，他们对国教的妥协感到失望。为了避免混淆公民和教会成员这两个身份，他们拒绝接受婴儿洗，并坚持严格的教会纪律和逐出教会的做法。为了让教会与社会分开，他们要求基督徒拒绝拿起刀剑或拒绝在政府中任职，并呼吁彼此分享物质财富。教会因此成了一个政治机构——尽管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机构——更注重于保持与世界的分离，而不是见证福音恩典。
对加尔文来说，还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强调教会的属灵性。加尔文认为，“教会是基督的国”（《要义》4.2.4）。他的意思是，教会是由地上人类组成的团体，基督国度的实际透过圣灵在教会中落实。因此，在加尔文看来，王国存在的“标志”就是教会的标志：福音的传讲、主餐和洗礼。这些标记在教会纪律中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没有纪律，任何教会都不可能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拒绝在没有纪律的日内瓦教会任职）。执事也很重要，没有执事，任何教会都不能声称是真正的改革宗。
加尔文的教会论与路德宗和瑞士改教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加尔文认为上帝的国度必须在教会中找到不同于政治社会的社会性和物质性表现。即将降临的国度必须闯入目前的邪恶世代，尽管它在耶稣再来之前不会得到成全。因此，加尔文接受了“已然……未然……”的逻辑。
加尔文教导说，所有的受造物有一天会在终将降临的基督国度里得到成全和改变。在那之前，神将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秩序，仁慈地保护着这个世代。升天的基督通过圣灵的恩赐将祂国度的诸般战利品倾倒于教会（弗4:7-16）。当基督徒透过事奉彼此服事时，教会就得以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要期待着将来降临的国度，在那里一切都将得到成全。
同时，基督徒继续在世俗社会的架构中工作，尽管这些结构被罪深深腐蚀。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男人或女人、富人或穷人的地位一定就是正义的，而是因为作为基督的门徒，他们蒙召透过承担仆人的职责来活出他们的自由。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将在神的国度里获得自由和平等，但在现今的世代，基督徒应该期待痛苦和逼迫。基督徒如果不承认这一现实，现在就为全面实现神的国度而高唱凯歌地前进，不仅最后会使教会政治化，而且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痛苦和失望。
加尔文告诫基督徒不要想象政治和公民社会可以在基督再来之前以某种方式转变为神的国度。他通过阐明属灵的义（或正义）和社会正义之间的重要区别来防止这种误解。
加尔文认为，属灵的义是借着圣灵的工作、透过福音来实现的。教会的使命是通过其事工寻求这种义。另一方面，社会正义是外在的义。民事政府没有权力建立属灵的义，因为属灵的义不能强加于人，但它蒙召建立社会正义。加尔文赞同奥古斯丁的信念，即基督徒不应轻视社会正义，它是神恩典的厚赐，对维护人类社会至关重要。
在他的注释中，加尔文反复指出，由于人类的堕落，摩西律法的民事部分不得不容忍许多邪恶。他的这一解释主要基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中的宣告，即摩西律法因为人的心硬而允许离婚。加尔文指出了摩西律法允许的许多其他形式的罪恶和不公正（但明确地说，神并不赞同）：一夫多妻制、在战争中杀俘、强迫战争中被俘的妇女与本族人结婚，等等。他指出，如果神选民的天启民事律尚且容忍这样的恶，那么当代政府的民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加尔文从这一点上提炼出了两个应用。首先，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社会也不一定要遵循摩西民事法律。相反，他们更多地应该受到自然法的约束，加尔文将自然法与爱的黄金法则、公平和以十诫为代表的上帝道德法则相联系。这一点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将因时间、地点和处境而异。
第二，虽然基督徒应该通过民事法律尽可能多地寻求正义，但他们必须对有罪之人的能力这一现实持有客观态度。属灵的义不可能借着刀剑实现。因此，基督徒应当在公共事务中实践谦逊、合理和怜悯的美德，认识到法律不得不经常允许不道德或不公正的行为和情况。
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应该对社会上的邪恶和不公正逆来顺受或漠然置之？加尔文果断地拒绝了这种推理。对当前邪恶世代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不应导致基督徒对正义的热忱降低。
例如，加尔文一直认为政府在照顾穷人方面有自己的责任。他在对诗篇72:4注释中写道：“上帝对穷人的照顾比对其他人更特别，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伤害和暴力的侵害。”或者正如他对诗篇82:3-4所写的那样，“一个公正和管理良好的政府将因维护穷人和受苦人的权利而脱颖而出。”民事官员“如果不主动帮助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就会在上帝面前犯下疏忽的罪行。”他们不仅要保护穷人免受剥削，而且要通过建立或授权建立济贫院、医院和学校来做到这一点。
同时，加尔文认为，教会对属灵之义的主要见证应存在于建立属灵之义的教会事工中。通过传讲福音、圣礼、教会纪律和执事的服事，以及从这些做法中产生的教会有机生活，国度的属灵之义就得到了落实。
对于牧师来说，这意味着传扬全备福音，意味着教导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和重生，以及神的国度和它所有的义。加尔文认为，牧师应避免在讲坛上讲论政策和党派主张的具体细节，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出于智慧和谨慎的问题，也因为教会的权柄“不是无限制的，而是要降服于主的道，并且局限在道的范围之内。”（《要义》4.8.4）
牧师是基督和祂话语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尽管牧师在讲道时不应该超越圣道，但他们也无权宣扬不符合圣道义理的东西。牧师要宣扬公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贯穿基督徒对政治的参与，包括性道德、公正对待穷人、对难民和移民的怜悯以及生命的神圣性等广泛事项。
加尔文同样认为，主餐和洗礼传达了教会之为教会的含义。主餐意味着基督徒要参加聚会，“彼此交接、掰饼、团契相交，施舍，以及其他兄弟间的责任”（对使徒行传2:42的注释）。洗礼使所有基督徒委身于过悔改和成圣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认为纪律和执事制度如此必要。它们使教会免于表面礼仪的虚伪，这种虚伪看起来高举了国度的福音，却不能实践其公义。
纪律的作用是要求那些自称基督徒，但其生活却证明与之相反的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当然，加尔文知道天主教会普遍存在滥用纪律的现象。他强调，纪律不是教会随意行使的强制权力，它也不是一种惩罚。相反，它的目的是维护主餐的完整性，并乐意饶恕那些陷入廉价恩典的虚伪基督徒——如果他们悔改的话，纪律确保国度的义将确实在教会的共同生活中得到体现。
在日内瓦，牧师和长老们认真对待他们的责任，对圣经中明确谴责的各种罪行和不公正行为进行惩戒。除了拜偶像、亵渎神明和性犯罪之外，他们还惩戒虐待妻儿的父亲、拒绝照顾父母的子女、剥削佃农的地主、欺负病人或不称职的医生、哄抬价格或限制公平竞争的商人、压迫或不支付工人工资的雇主，以及拒绝和好的邻居。
加尔文认为，执事会通过保障穷人的权利来确保教会对社会正义的见证。他认为，对穷人的物质支持是正义的要求，而不是简单的慈善。当人类不能尽其所能为穷人提供帮助时，他们就剥夺了穷人们的权利。执事的责任是确保教会示范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它使教会不至于因奉行另一个世界的福音而变得虚伪。
日内瓦教会有两个执事会，一个与国家密切合作（并由国家资助），另一个独立于国家运作，专注于服务难民和移民。日内瓦的执事们并不只是对出现的需求作出反应，也不只为教会成员服务。相反，他们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为失业者提供临时支持和工作培训，为寡妇提供长期支持，为旅行者提供款待，还有更多。
在加尔文看来，当耶稣宣称祂来是为了向穷人传福音，为受压制的人提供自由时，他是在呼吁教会也这样做。让教会成为教会，就是要装备教会，使其在言语和行动上为即将到来的上帝国度的义和公义做圣灵赋予的见证。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Calvin's Theology of Social Jus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