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经典电影时，似乎总有人会说：“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拍电影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拍电影，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今天，我们有可以与过去任何大片相媲美的超级英雄电影。我们正随着《爱乐之城》（La La Land）或《马戏之王》（The Greatest Showman）这样的音乐剧高歌猛进——这些影片毫不掩饰它们对过去著名音乐剧的欣赏和挪用。

如果你喜欢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我喜欢——我认为影评人将《迷魂记》誉为史上最伟大的电影是正确的），那么你一定会喜欢《寂静之地》（A Quiet Place，又译《无声绝境》或《噤界》），这部惊悚片由约翰·克拉辛斯基（《办公室》中的吉姆）和他现实生活中的妻子艾米莉·布朗特（Emily Blunt）执导并主演。故事发生在一个乡村农舍，没有视力的外星人已经大肆入侵地球。只要发出声音，它们就会扑向声响之处，一个年轻的家庭努力在令人恐惧的寂静暴政下生存下去。

《寂静之地》并不是一部以血腥画面袭人的恐怖电影。它采用了希区柯克式的手法，将最坏的情况留给你去想象，悄悄地增加悬念，直到你对主人公可能遇到的情况感到恐惧。沉默对电影很重要，对观众也很重要。当风险如此之高时，人们几乎无法咀嚼爆米花或喝可乐！

但《寂静之地》真正的共鸣并不在于其悬念迭起的故事，而在于支撑影片的基本现实。当社会崩溃时，还剩下什么？一个被迫保卫自身的家庭。

这不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电影，但它的核心是一部家庭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忠心舍己的家庭，爸爸和妈妈、兄弟和姐妹——他们都在家庭的生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幸的是，一些影评人却因为这部影片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而对其大加挞伐。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在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中对影片“无声的倒退政治”表示遗憾，并称影片的成功是“观众渴望空虚的表现，渴望一些电影白噪声，以简单有力的反神话来淹没令人不安的想法和观察”。

换句话说，电影观众选择的是娱乐，而不是更好地参与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中来。对此我要说： 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从大萧条时期的电影到今天，人们总是向好莱坞寻求对现实生活的解脱，向一个故事精彩的幻想世界寻求逃避。还有什么选择？难道所有电影都必须围绕“令人不安的想法和观察”或为了推进政治事业而设计吗？

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寂静之地》是一部“生存主义的幻想”，主演是一个留着胡子、手持步枪的白人男子，旁边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布罗迪对影片中的传统分工嗤之以鼻，影片中妇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而丈夫和儿子则负责狩猎、采集和保护。

但历史上（甚至今天）的大多数社会不都是根据男女固有的特殊技能和特长来分工的吗？只有在进步和丢弃人称代词的想象天堂中，男女之间的根本差异才会被抹去。在现实世界中，男女天赋的互补性不容忽视。当社会崩溃时，差异就会浮出水面，因为男女需要彼此的特殊天赋才能生存。

影评人的另一个质疑是，影片充满了“被扼杀和被冲击的意识形态内容”，因为父母保护子女的愿望似乎成了将农舍改造成藏匿枪支的堡垒的理由。布罗迪说，这里有“枪支文化中的理想主义元素”，而这些元素正是白人工人阶级愤怒的根源。他总结道：

阿博特一家与世隔绝的武装生活方式是否会让他们与其他身份的美国家庭发生冲突，这是《寂静之地》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电影没有发声的无声恐怖。

“被扼杀的意识形态内容”？我不禁哑然失笑。一对夫妻决定将注意力和保护重点放在自己的直系亲属身上，怎么就成了“孤僻 ”和“无声的恐怖”？只有当你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对最亲密的人的爱会转化为对其他人的冷漠或蔑视时，对自卫的反感才是有意义的。

与进步主义的咆哮相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一家人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和平并不是“倒退”。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依靠，承担不同的任务，这不是倒退。把家庭看得比世界其他地方更重要，或者出于对身后孩子的爱，拿起步枪向面前的敌人射击，这些都不是倒退。

这些特征不是倒退，而是不可抗拒的。《寂静之地》剥去了公民社会的层层外衣，展示了人性核心的基本现实。当社会岌岌可危、文化崩溃时，我们只剩下母亲、父亲和孩子这牢不可破的三角关系。英雄主义的真正标志——自我牺牲精神激励着我们。

《寂静之地》所展现的现实不是对旧时代的回溯，而是对所有时代的描述。不要相信评论家的话。这是过去 20 年来最好的悬疑片之一。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The Irrepressible Realities at the Heart of 'A Quiet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