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居民公寓楼进行了火箭弹袭击，此举导致数十人被杀，另有数百人受伤。当然，这并不新鲜——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军队一直以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为目标。看到哈尔科夫着火的画面，让我想起了那天我沿着日本广岛的街道行走，试图想象那个城市着火的情景。
56年前，原子弹“小男孩”点燃了广岛，在24小时内造成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根据当地县卫生部门的估计，在爆炸当天死亡的人中，60%死于闪光或火焰烧伤。大多数死者是“非战斗人员”（"noncombatants"）——无辜的男子、妇女和儿童。
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一直认为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一种必须的恶，是结束这场血腥、持久战争的唯一途径。但是，看着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孩子们的笑脸，我就不那么确定了。我所看到的那些平民——为婴儿做饭的母亲，握着小女孩手的祖母——曾经成为我国的军事目标，想要以此迫使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屈服。
我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听过支持和反对双方的所有论点：为什么牺牲这些非战斗人员是拯救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唯一方法，如果不投原子弹，会有更多人不可避免地在登陆作战中丧命。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挣扎：把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作为攻击目标，这怎么可能合理呢？
在返回岩国市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30英里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一回到基地，就把这个问题抛诸脑后了。
那是在2001年8月。
两周后，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里，我和我所在中队的战友们一起站在机库里等待来自美国东岸的消息。尽管生活在一个光纤和卫星通信的时代，但信息还是无法迅速传到处在世界另一端的我们这里。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一些海军陆战队员认识原本要从波士顿、纽瓦克和华盛顿特区飞出来的人，许多人认识在曼哈顿市中心居住或工作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五角大楼的人。
我们感到很无助。当我们在异国他乡“保卫我们国家”时，数以千计，也许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袭击、死在了美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非战斗人员”。
我的平民同胞们的死亡使我重新考虑二战时期日本死去的平民，这不是一个道德上对等的问题。轴心国是邪恶的，盟军有理由使用必要的武力来保护自己的人民。但经过大量的祷告、思考和研究，我对盟军使用的手段得出了一些不受欢迎的结论。例如，我意识到，无论我的国家可能从这个决定中得到多少好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其他67个日本城市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燃烧弹攻击都不符合我所认识的圣经伦理。
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基督徒应当考虑的合理立场，即使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持有的唯一立场。然而，尽管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十三年，除了彻底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基督徒认同我的观点。很少有资源可以帮助我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军人的道德义务。
20年后，我蒙召成了牧师，就在离五角大楼6分钟车程的教会服事。多年来，我一直在分享我对如何思考战时杀害无辜平民问题的看法。这样的教导难道不应该在基督教会内得到充分讨论吗？毕竟，如果我是普京军队里的军牧，我难道不希望教导同样的观点吗？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大约十年前，空军暂停了一个培训核导弹发射军官的课程，因为该课程使用了圣经经文和宗教绘画来教导他们战争的道德规范。伦理培训的宗教部分核心观点被受训学员称之为“耶稣爱核平”，它似乎提出了一个断章取义的基督教正义战争论，以支持核武器的使用。
这一培训的演示文稿（PPT）简单粗暴地把“奥古斯丁正义战争论”分解为“正义的原因”和“正义的目的”。虽然这些jus ad bellum（拉丁文“发动战争的正当性”）都没有错，但却没有提到jus in bello（“战争中的正义”）。相反，报告只是列举了旧约中参与战争的几个人物（亚伯拉罕、参孙、大卫）和新约中少数几段对军人有正面形象的经文。
随后，该培训讲到了广岛。PPT提到有8万人当场死亡，到1950年有20万人死亡，然后又加了一个 “然而”，指出“东京在一个晚上就有8万到10万人遭到燃烧弹攻击”以及“如果日本人或德国人先制造出原子弹，他们已经作证说他们会使用它”。为犹太人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辩护的人如果有机会也会用这套逻辑，这并不是令人信服的道德理由。可悲的是，这似乎是演讲中使用的主要推理模式。
仅仅根据PPT来判断培训内容是不公平的。也许完整的介绍更加细致入微，或许其内容的确扎根于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这当然是我的盼望。但是看起来该培训似乎与基督教伦理关系不大，仅仅是为了消除那些可能不得不“转动钥匙”并对平民发射核武器的基督徒军人可能有的不安。
这种教导战时基督教伦理的真正问题就在这里。军牧在部队里的道德作用被简化为提供圣经经文来支持战争中的任何选择。我们是否希望对俄罗斯核导弹发射井中的关键军官进行同样的培训？我们是不是也想让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向洛杉矶发射核弹是参孙会做的事？
军人——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联邦的军队——不需要神职人员告诉他们：有时你必须摧毁一个村庄才能拯救这个村庄。他们需要的牧者是能够让他们了解圣经教导以及从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维托利亚（Vitoria）、格劳秀斯（Grotius）等人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正义战争论。
在基督教传统中，正当地参与战斗的方式被称为jus in bello（拉丁文“战斗手段的正当性”），这包括了对攻击目标的定义：谁是战斗中的合理目标。
“战斗手段的正当性”第一条规则是：不以无辜者为目标。在这里，“无辜”一词指的是个人不能对我们或参与正义战争的部队造成直接伤害——不管这种伤害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这些人被认为是“非战斗人员”，他们因为无辜而免于成为攻击目标。（我对轰炸长崎和广岛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核武器，而是因为他们以无辜者为目标。根据“战斗手段的正当性”，我认为只要不以非战斗人员为目标，甚至可以使用核武器。）
正如已故基督教伦理学家让·贝思克·埃尔什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所解释的，“划定目标是指需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在历史上是指妇女、儿童、老年人和体弱者，所有正在进行日常生活的非武装人员，以及根据定义已被解除武装的战俘。” 鲁伯默·马丁·翁德拉斯克（Lubomir Martin Ondrasek）补充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埃尔什坦对这一标准的理解强调了国家在战争中永远不能故意针对平民。
在战争中永远不应该以无辜者为目标，并不是说无辜者不会被连累乃至受害。这就是为什么划定目标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主动攻击”。虽然无辜者可能因为我们参与战争而受到伤害，但这一定不是我们的意图。在他们的《正义战争传统：现代战争中的道德规范》（The Just War Tradition: Ethics in Modern Warfare）一书中，查尔斯·格思里（Charles Guthrie）和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论述了满足战斗手段正当性的三个关键条件：
虽然这不是一套完美的标准，但正义战争传统对历史上主导战争的“一切皆可允许”的观点形成了制约。基督徒军人需要接受这一圣经传统的熏陶，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神的国度之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一种结果导向的氛围，即根据行动是否导致有利结果来判断其道德性。
这样做不仅导致了对以前不道德行动的事后合理化，而且为未来的违法行为提供了掩护。如果在战争中攻击基督徒平民与国家的战略利益一致，并愿意忽视这些暴行并为其辩护，那么当战争中的暴行变得更加频繁时，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且当其他基督徒平民——如乌克兰平民——成为目标时。
在为战争提供道德限定这件事上，基督徒走在最前面。但我们总是面临着失去我们已经赢得的道德阵地的危险。莱斯特·努里克（Lester Nurick）在广岛被炸两个月后在《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上写道：“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区别不仅被定性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区别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然而，他也指出，即使在那时，“战争的趋势是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只要能够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利益。”这种趋势不是从军队开始的，而是那些认为“只要达成目的，做什么都可以”的平民战争发动者开始的。
尽管我们的读者中可能没有人需要输入发射核导弹的密码，但所有有思想的基督徒都有义务推敲潜在的道德问题。如果我们愿意并能够在道德义务与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发生冲突时将其搁置一边，那么当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在乌克兰针对无辜平民时，我们就不应该假装道德愤怒。我们也不能破坏我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前后一致。如果道德责任可以为国家的集体需要让路，为什么不能为个人的需要让路呢？如果我们可以在战争中以儿童为目标，那么为什么不能以子宫内的儿童为目标呢？
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为在外国城市屠杀无辜者辩护，最终导致世界上所有无辜生命的贬值。我们不能把结果导向留在战场上，因为它总是跟着我们回家。一旦我们把正义从战争中脱离，就没有任何防线可以阻止相对主义的地狱烧毁我们自己的土地。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the Innocent Must Not Be Targeted in Warf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