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之前的早期教会虽然因为被社会看为“过于排外”“狭隘”和“怪人”而受到严重迫害，但同时教会又在快速发展和成长——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如果您不信，参见艾伦·克雷德（Alan Kreider）在《早期教会的耐心发酵》（The Patient Ferment of the Early Church）中“教会看似不可能的增长”那一章。

我们可以称之为教会与罗马社会一次有效的“宣教接触”。既有冒犯也有吸引，既有对抗也有宣讲，基督教没有为了获得更多的信徒而去适应文化，但也没有保持为一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团体。基督信仰对抗和批判文化，信徒们因此而受苦——但福音也借此被带给了许多人，每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归信者。

我们能学到什么？

很明显，在西方社会，基督徒同样被视为“过于排外”和“狭隘”，他们也可能很快被排除在许多政府项目、学术研究和企业计划之外，并以其他各种方式被社会边缘化。

我们能从早期教会学到什么，以便我们也能和文化有一个有效的“宣教接触”？

首先，我们决不能认定忠心的见证肯定会带来快速、爆炸性的增长（并将其设定为一个事工公式）或肯定会进入“硬土”、长期萎缩，没有什么成果或影响。《彼得前书》2:11-12 给了我们一个初代宣教动态的简要总结，它用一句话告诉我们，教外会有人指责并逼迫他们，而其他人会看到他们的善行并归荣耀给神。

第二，我们必须避免同化或僵化。确实有一些人，为了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淡化了基督教中更令人反感和要求的要素；也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任何使我们的福音宣讲适应特定文化错误和文化渴望的尝试都是错误的。然而，尼撒的贵格利在其《大教理》（Great Catechism）的序言中坚持认为，你不可能用同样的论证方式赢得多神教信徒和犹太教信徒，你必须在每种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阐述福音。我们也必须如此。

以下是我们的“宣教接触”可能包含的五件事：

第一，公开地护教，包括高级别的和街头的。

早期教会发展了有效的公共护教学（例如，查士丁、特图良、俄利金、《致狄奥尼特书》的作者和奥古斯丁）。我们不能仅仅提出纯粹理性上的护教，也要提出文化上的护教。奥古斯丁对异教文化进行了这种高级别的护教，他这样为基督徒信仰的排他性辩护：“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社会结构——相反，它们会加强它们。事实上，如果你坚持你的多神论，你永远不会拥有你想要的社会。”

但除了高层次的护教，还必须有街头级别的讲解。我们需要说明世俗文化对意义、满足、自由和身份的主要承诺如何不可能得到实现。我们需要大量“回忆录”式的辩证法——深思熟虑、通俗易懂、千姿百态的叙事，讲述人们遇到基督并被福音改变的故事。我们还需要一大批通俗易懂的书籍，提出基督教性伦理的“深层逻辑”。最后，在一个后基督教社会中的公开护教必须包括对教会在过去和现在的失败进行公开承认。

第二，反文化。

像早期教会一样，我们应该是一个具有几个特征的另类社会：

• 我们应该以惊人的种族多元为特点。基督信仰是世界上种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宗教信仰。这对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可信因素。然而，西方教会在其文化中往往并不显得那么多元，因此教会的领袖应该来自尽可能多的不同种族群体。
• 我们应该成为道德文明的先锋，为反对我们的人建立桥梁。最早的基督徒受到恶性迫害并被处死，但教会却实行了宽恕和不报复。在西方，没有任何地方的基督徒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然而许多人对哪怕是口头上（网上）的批评，都以同样的不屑和攻击来回应。基督徒应该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而不是对我们的批评者大加嘲讽，成了“坐亵慢人的座位”之人（诗 1:1）。
• 我们应该因慷慨解囊、关心穷人、致力于社会正义而闻名。教会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致力于组织穷人和边缘社区的机构，向政府和企业主张弱势群体的利益。
• 我们应该致力于维护生命的神圣性，并成为一种社会所谓“进步”性文化面前的逆流而上之人。今天的教会不仅要在自己的百姓中教导传统的性伦理，而且必须学会批判我们社会的实践和性伦理所依据的错误的文化叙事。

第三，在职业上忠心。

今天的教会必须用合乎圣经的工作观来装备基督徒，使他们的信仰与工作能够有所结合。这种在职业领域上的“忠心在场”将有助于资本市场的改革（通过自我监管恢复对金融市场的信任），政治上的改革（不仅恢复中间主义，而且恢复两党合作），以及学术界、媒体、艺术和技术的改革。想要更好地理解“忠心在场”，请参阅詹姆斯·戴维森·杭特的《来改变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和福音联盟的书评。

第四，传福音的立场和方法。

没有完全适合每一种文化的福音布道法，因为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传达关于罪和救赎的基本知识。福音通过“颠覆性的满足”与其他宗教和世界观相联系——也就是说，只有福音满足了文化最深层的愿望，但与此同时，福音与通过世界为满足这些愿望而采取的扭曲和偶像化的手段相矛盾。

今天的教会必须发现各种方法，向我们的文化及其不同的亚群体展示福音，不仅仅是通过布道，而是通过每个基督徒学习在各行各业公开自己的信仰。为了更好地了解早期教会是如何传福音的，请阅读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的《早期教会的传福音》（Evangelism in the Early Church）和《通过地方教会传福音》（Evangelism through the Local Church），并思考今天这样做的可能性。

第五，数字时代的基督徒信仰塑造。

早期教会在异教文化中把人们培养成充满活力的基督徒，其成员在金钱和性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有与世界截然不同的优先考虑。艾伦·克雷德指出，早期基督徒通过长达三年的教理问答课程，通过他们社区和关系的力量，以及通过丰富的敬拜，实现了这种与众不同。

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在世俗文化的叙述中（例如，“你必须做你自己”“你必须让自己快乐”“没有人有权利告诉别人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形成更多被圣经塑造的基督徒？但我们也面临着不同的东西：通信技术。在数字时代，一个人每天可以吸收数以千计的文字和数以百计的想法，这可能会削弱面对面交流时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形成具有明显基督徒特征的人呢？

这至少需要：（a）建立新的教理工具，以呈现基督教真理的所有基本内容，与晚近现代文化的叙事形成直接对比（例如，“你们已经听过世界怎么说了，但我现在告诉你们……”）；（b）将早期敬拜模式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敬拜；（c）大量使用艺术，在故事中讲述基督信仰；以及（d）对牧师和平信徒领袖进行神学培训，以塑造当代基督徒。就这些议题，我鼓励阅读詹姆斯·K.A.史密斯（James K.A.Smith）的《你会成为你所爱的》（You Are What You Love）和他的文化敬拜礼仪系列，以及《新城要理问答》。

编注：本文最早发表于《救赎主报告》这一教会通讯中。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to Have an Effective 'Missionary Encounter' with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