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年时间拯救世界！”2024年4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如此开场。他在伦敦的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的高级别政策演讲，旨在激发政府层面“大胆的新国家级气候计划”和“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行动”，以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短暂时间窗口来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知的世界。
环保主义的夸张言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安妮•埃利希（Anne Ehrlich）的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于1968年出版。他们警告读者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灾难就会迫在眉睫。尽管他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但灾难还是尚未来临。然而，这对夫妇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审视了他们的理论后认为，“《人口爆炸》一书中最严重的缺陷或许是对未来过于乐观。”
正如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在《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中所指出的，悲观主义的言论在大众文化中日益盛行。她称之为“厄运俚语（doomslang）”的一类表达，包括“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译注：表示人们带着消极的预期，沉迷在网上刷消息）、“烂在床上（bed rotting）”（译注：表示不参与其他日常活动而在床上躺一天，尤其是躺在床上刷手机）和“老房子着火（dumpster fire）”（译注：原意是“垃圾桶里的火”，表示不可遏制的糟糕局面）等俚语。阿曼达·蒙特尔认为，随意采用世界末日式的负面语言正在影响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恶化的一个症状是，气候焦虑现象开始影响年轻一代。
然而，即使是那些承认人类在加速气候变化中作用的人，这种言论也会削弱目标。气候科学家凯瑟琳·海霍（Katherine Hayhoe）认为：“气候变化令人震惊。”但是，她继续说，“从飞机安全带到医院洗手等方面的研究表明，有关坏消息的警告更有可能让人们退出，而不是改变他们的行为。”（10 页）
在对环境和人类未来绝望的文化叙事中，基督徒有机会分享我们对上帝创造的希望。
根据作者布里特·瑞（Britt Wray）的说法，气候焦虑症是“一种让人无法入睡的病症，当夜黑寂静时，他们会担心地球很快就变得多么不适合居住”(第 3 页)。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中，10，000名接受调查的年轻人（16-25 岁）中有近 60%表示他们对气候变化“非常”或“极度”担忧。超过 4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焦虑“对日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她《恐惧的一代》（Generation Dread）一书中，布里特·瑞称赞了“自我疗愈指南、气候意识治疗师以及为帮助人们应对生态不确定性而出现的家庭手工作坊式导师”的兴起(第 3 页)。但也有一些人，如记者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认为，这种普遍强调气候数据和治疗的做法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她断言：“许多进步的父母似乎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吓唬孩子们，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30 页）。她认为，全球确实正在变暖，但不断助长孩子们的恐惧很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焦虑。
气候焦虑只是年轻人正在努力解决的一系列模糊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但气候往往是将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危机。这是一些气候活动家有意为之的策略。娜欧米·克莱因（Naomi Klein）在其标题巧妙的著作《刻不容缓：当气候危机冲击社会经济，我们如何寻求适合居住的未来？》（On Fire: The Burning Case for a Green New Deal）中呼吁“对社会和政治变革采取跨部门的方法”（148 页），将对抗“贫困、战争、种族主义和性暴力”等“生存威胁”归结为“在我们国家和地球上每一个主要经济体的文明使命”（178 页）。她呼吁进行满墙的宣传，以加剧人们的恐惧感，并推广她提出的社会革新建议（271 页）。
社会关注点的趋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理查德·纽豪斯（Richard Neuhaus）在1971 年出版的《捍卫人类》（In Defense of People）一书中，在第一个地球日之后就提出了警告。在他的时代，“运动”包括反对种族主义、反战抗议、环保主义、遏制贫困的努力，以及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常见恶事的抵制。所有这些社会关注最终都呼吁人们采取承诺的行动。他指出，许多“有良好意图的人”都会响应“委身的号召……只要委身的目标对象不再变来变去，或者能将自己聚焦在某种可理解的联系中。”（43 页）。
压倒性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问题只会加剧绝望感，并使人类的生存看起来难以忍受。气候行动主义作为抵制殖民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问题的保护伞，日益加重了被社交媒体算法所充斥这代人的思想负担。而这些社交媒体算法为他们提供内容，使他们更加焦虑和绝望。
真正的生存威胁应该得到极端的回应。气候活动家对艺术品的破坏和对交通的扰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反应。他们认为，如果世界真的在毁坏，那么历史、艺术、美、商业和福祉都不那么重要了。
然而，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那么委身，他们只是想在这个世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他们“未能”像应对全面战争一样应对“生存威胁”，这只会增加他们的负罪感和焦虑感。此外，对于那些十分关心气候数据的人来说，因为存在大量没有怎么太关注气候危机而平静生活的人，这也让他们感到沮丧和不安。气候焦虑所带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导致人们失去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正如帕特里夏·麦克考马克（Patricia MacCormack）在《人类宣言》（The Ahuman Manifesto）一书中所强调的，绝望会导致人类灭绝的主张。
生儿育女既是希望的象征，也是希望的原因。在 1992 年出版的小说《人类之子》（The Children of Men）中，P. D. 詹姆斯（P. D. James）以她丰富的想象力探索了一个全人类都神秘地变得无法生育的世界。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最后一代人“奥米加人”出生后的 25 年，突出了自我关注的一代人开始对性不感兴趣，强调自我照顾，将宠物视为孩子的合适替代品，并采用安乐死来避免照顾老人的职责和花费。这些恐怖而似曾相识的态度伴随着焦虑，而这种焦虑与我们自身文化中日益增长的忧虑是相似的。
气候焦虑带来的绝望感和其他坏消息的泛滥，正在导致许多年轻人成为丁克一族。例如，伊丽莎白·拉什（Elizabeth Rush）的《加速》（The Quickening）记录了她在前往南极洲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探险队中担任驻队艺术家时，对成为母亲一事的苦苦思索。她决定生一个孩子来满足自己做母亲的愿望，但她又费尽心思向自己和读者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消极情绪面前，拥有生儿育女、享受美食、探索世界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自然愿望似乎都是叛逆的。无处不在的悲观情绪有时会让人们错过有关环境的好消息。难怪人们对气候的焦虑与日俱增；气候变化的文化叙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希望。
基督教因其原罪教义而被指责为悲观主义，但与许多气候激进主义相比，它却显得格外积极向上。它是解决气候焦虑问题的最佳良药，因为它为绝望的文化提供了希望的愿景。
尽管受到堕落的影响（创 3:17-18），但圣经肯定了所有被造物的美善。尽管最初人类的罪在不断增长和蔓延，直到上帝通过洪水对世界进行了严厉的审判，但上帝仍然重申了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使命（创 9:1）。在这个美善的世界里，人类并不是外来物种。
上帝承诺不会让祂的创造物处于堕落和残破的状态。正如阿尔伯特·沃尔特斯（Al Wolters）所说：“上帝不会制造垃圾，祂也不会破坏祂的创造。”（49 页）《罗马书》8 章 18-25节中，保罗描绘了被造物渴望被上帝更新的情景，这与我们在复活时得到荣耀的情景如出一辙。我们的更新是通过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体得到确保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强调信徒对被造世界未来的更新充满盼望。
对被造世界更新的盼望应引导基督徒以符合圣经的社会正义、人际关系的恢复和对被造世界的关爱，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实质性的医治。
我们知道上帝最终会使被造世界变得完美，但在此期间，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对万物更新的盼望。未来的盼望是基督徒正确关爱被造世界的基础，因为它指向福音的高潮，那时“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b）。
在复杂的环境问题成倍增加之前，我们可能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减少人类对受造世界的影响。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必须建立在对上帝更新受造世界的盼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绝望之上。我们绝不能让恐惧成为借以实现所谓的更大利益之名行恶的理由。在这个日益焦虑的世界里，福音仍然是我们唯一真正的盼望。如果我们在绝望的文化中活出盼望，我们焦虑的邻居们可能会开始问我们这盼望的缘由（彼前 3:15）。
译者：北落师门；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limate Anxiety Paralyzes. Gospel Hope Prop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