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流媒体时代，海量的视觉故事包围着我们。其中不乏引人入胜、时尚前卫、演技出众、配乐一流的精良之作，还有不少可以成为网络热梗的场景。看完后，我们可能会一时兴起，向朋友推荐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大赞这些“制作精良”的元素。然而，一周之后我们就将其抛诸脑后，忘个一干二净（尽管我们可能花了10 多个小时观看）。几年后，我们甚至想不起任何相关的内容。
这就是当代媒体的特性。大多数作品看过即忘，给人留下的只是空虚。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正处于“电视黄金时代”（也称“电视巅峰”）吗？各大流媒体平台不是源源不断地在为我们提供顶级剧集和大师级导演作品吗？“高品质”的叙事作品比比皆是，但是这种丰富却让我们感到异常贫乏。这些作品无法满足我们，滋养我们；如果说它们真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话，可能就是让我们感到恶心。
最近，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将当前的审美疲劳归因于“万物丑化”（the uglification of everything）。这是一种“表达自我厌恶的艺术态度，而一个厌恶自己、厌恶生活的社会无法长存。因为它没有给年轻人留下任何值得爱的东西。”
佩吉说对了一部分。但我们需要区分形式和内容。我注意到，与形式之美同时出现的是内容的丑化，这实在有违常理。电视制作技术日益精进，但有意义的故事却日渐式微。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从表面上看令人惊叹，但观影过后观众却感到困惑沮丧。
当代视觉叙事在风格上日臻完善，在道德内涵上却日渐退化。我们正经历着风格的文艺复兴，同时也见证着故事的黑暗时代。
网飞（Netflix）新剧《里普利》（Ripley）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努南在文中讨论了《里普利》（该剧集是对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Patricia Highsmith] 的《天才里普利先生》[Talented Mr. Ripley] 的最新改编）。她认为该剧“毫无美感可言”，但我不同意。我认为，《里普利》和当今众多流媒体剧集一样，在艺术风格上可谓精雕细琢。受卡拉瓦乔（Caravaggio）启发的黑白摄影既深邃又富有情调，完美呈现了战后黑色电影的精髓。剧中反复出现的楼梯意象巧妙地暗示了故事中的道德高地。在摄影师罗伯特·埃尔斯威特（Robert Elswit）的镜头下，意大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超越时空之美。
然而，《里普利》整体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场华丽的颓废风格秀，而非一个有深度思想的实质性叙事。说到底，这是个猫鼠游戏的犯罪故事（他能逃脱吗？），但没有哪个角色特别吸引人，观众看完后往往会产生现代媒体消费中那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所以呢？”
《里普利》以其高度风格化、近乎优雅的手法描绘犯罪行为，让我不禁想起去年 Netflix 上映的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的《杀手》（The Killer）。芬奇无疑是当今电影界一位最杰出的艺术家，在风格塑造上无人能及。但《杀手》却是典型的重形式轻内容之作，难免让观众感到索然无味。再酷炫的镜头、再震撼的场景设计、再精湛的剪辑技巧，若缺乏内在的情感共鸣，终究难以打动观众。
我们期待的远不止是酷炫的视觉盛宴。我们渴望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是能引发深思的主题，是超越单纯类型片或风格秀的作品，是能回答“所以呢？”这个问题的影视佳作。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视觉叙事者越来越难以找到超越风格本身的存在意义。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原因。新一代视觉叙事者在屏幕主导的世界长大，对视觉美学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他们在 YouTube、Instagram、iMovie 和 Pinterest式的情绪板中浸润成长，对风格的语言了如指掌。
可惜的是，他们在美德语言方面的素养相对匮乏，道德词汇也不够丰富。他们更习惯于刷那些吸睛视频，而不是翻阅能启发思考的经典著作。因此，他们更精通优秀设计的视觉逻辑，而非良善的道德逻辑。
最近，一位 Z 世代的朋友提醒我，不要低估优秀的设计美学在吸引他们这代人方面的重要性。他们非常看重精心包装和富有美感的事物，甚至超过了对实质内容的关注。在一个感觉、氛围、表象比事实、逻辑、现实更受重视的世界里，故事的形式胜过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重风格轻实质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世俗文化对“好”的定义缺乏共识。我们不再有超然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是“好”的故事、“好”的角色、“好”的结局。没有客观的基础来界定英雄或反派，界限就变得模糊。如今的大多数故事都在将这些类别“复杂化”，打破所有既定的规范、界限、期待。无论是在性别还是道德方面，流动性和模糊性都成为了主流。
这是《里普利》的一个主要主题，汤姆·里普利和几乎所有主要角色在道德和性取向上都难以界定。例如，在 1999 年电影版中，弗雷迪·迈尔斯（Freddie Miles）一角是由菲利普·西摩·霍夫曼 （Philip Seymour Hoffman）扮演，而在这里则由女演员（斯汀的女儿艾略特·萨姆纳 [Eliot Sumner]）饰演，这进一步突显了故事中道德指向的模糊性。
我们还能在好莱坞经典反派电影的趋势中看到这一点，无论是《沉睡魔咒》（Maleficent, 2014）、《毒液》（Venom, 2018）、《小丑》（Joker, 2019），还是《黑白魔女库伊拉》（Cruella, 2021）——后者本质上是一部展示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式朋克时尚的长片。而且它还是一部票房大片！精心设计的服装和 70 年代英伦摇滚配乐对观众来说，比库伊拉那令人反感、颂扬恶行的故事更具吸引力。氛围胜过了愿景。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故事确实有道德愿景和目的，因为它们展示了罪恶和腐败的本质。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牵强。你或许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像《绝命毒师》（Breaking Bad）这样的“自我沉沦”系列。但好莱坞大多数以反派为中心的故事并不探讨罪恶的本质。它们只是利用罪恶来打造风格化的世界。
电影制作人不断回归小丑这个角色，并非因为他们想认真探讨他堕落的本质，而是因为他为服装设计师、化妆师、演员和其他创作者提供了一张无法抗拒的创作画布。他那充满无政府主义的装扮风格和颠覆性的形象，简直就是为沉迷于视觉奇观的社交媒体时代量身定做的。
如果 Z 世代的人真的更看重好设计而不是实质内容，那么教会应该如何回应呢？答案绝不是将教会或福音包装成时髦的品牌和酷炫的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不应重视美。好的设计并不等同于美。设计是为了向消费者兜售产品，它总是与潮流紧密相连。而美是为了见证更高的荣耀，它永远与超越性挂钩。
在这个痴迷于审美的时代，教会连接年轻人的一种方式是展示超越性的美远比时尚品牌更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们应该顺应审美对人的吸引，但同时让人看到，这些形式上的审美最终是何等的肤浅。当我们注意到某些美好得让人向往的事物时，应该想到这些都是悄悄的提示，告诉我们，神是为了让我们敬拜祂而造了我们，祂才是美的源泉、美的标准、美的裁判者。好的设计只能满足表面的需求，而上帝之美则滋养我们的整个生命。
教会还应该关注人在这个风格先进但内容浅薄的娱乐世界中感受到的焦虑和空虚。我们应该引导人们关注圣经，因为圣经既颂扬风格（诗歌、体裁、隐喻、意象等），又传达真实。
圣经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融合，在传讲圣经真理时，基督徒应该以此为榜样。如果越来越少的世俗艺术家能够同时呈现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技巧和有意义、引人入胜的叙事，那么基督徒艺术家就有很好的机会做到这两点。
因此，让我们进入这个文化真空，用福音的美来回应“丑化万物”。让我们讲述既有风格又有实质的故事——不是为了吸引一扫即过的眼球，也不是为了求烦躁之人的点赞，而是为了引导躁动不安的灵魂找到他们所需的满足。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llywood’s Rut: On-Point Style, Aimless Sub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