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败局命定说”（英语：Lost Cause，又译“失败的事业”）是一个美国文学/史学运动，维基百科对此的解释是：“此运动企图使美国南方的传统社会接受美利坚联盟国（即CSA，又称邦联、南军）于美国内战之败。献身于此运动者趋向于描写美利坚联盟国之伟业，以其领袖人物为老派骑士，因寡不敌众（而非政治失败）而败北。”
内战很少有好结果。内战是在那些外在特征高度相似的人之间进行的，内战使得原本不起眼的差异特别凸显出来，从而带来更大的动荡。士师记12章中，以法莲人和基列人就爆发了支派间的内战，而区分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他们对“示播列”这个词的发音方式。而且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内战一般没有确定结束的和平条约。有时会有大赦，有时甚至会有领土分割——使战争中的一方或一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是，在内战中，至少有一个最初的竞争者会败下阵来，首先造成冲突的问题很少得到解决，而是继续发酵，有时会持续几代。
在列王纪上14章中，我们发现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争战。” 18世纪的英国诗人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在英国内战结束后很久，一个仍不服气的克伦威尔追随者仍然在家里保留着“一个小凹槽”，并在那里藏着克伦威尔的画像：
……被选中的朋友转过来，那里出现了
他严厉、强壮的特征，他们都敬仰他。
因为在那里，人们看到站在崇高的空中
这片已被征服之土地的勇敢护国公……
每个朋友都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然后转过身去，大家又都严肃起来。
这种坚持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毕竟，将国内的政治不满转化为彻底的武装冲突，需要非同寻常的精力和理论支持——比应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时要多得多——而且因为需要付出的精力太大、理由太充分，以至于即便武装冲突结束了也不能轻易消散。特别是对战败一方来说，意识形态狂热的消耗（更不用说实际的个人和经济伤亡）往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以各种形式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有时甚至在几代人之后又重新引发冲突。索马里、苏丹和巴尔干地区是现代的例子，说明导致和证明内战必要性的意识形态差异在战争结束后不会轻易消失，T. S. 艾略特（在他关于米尔顿这位不知悔改的克伦威尔派的文章中，）探讨了英国内战是否真的可以说已经结束，他最后补充说：“我怀疑，自古以来是否有任何内战我们可以说已经真的结束了。”
美国内战也不例外（艾略特在圣路易斯长大，他的祖父是一个移居到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因此他对美国内战应该很了解）。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罗伯特·彭·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沃克·珀西（Walker Percy），还有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都为南方联盟在1865年的失败而感到痛苦。
但是，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怀旧。南方人不仅仅是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遗憾。在内战爆发之前，他们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自我说服，才鼓起足够的勇气来挑战合众国。这一代人在法律上说服自己相信各州仍然拥有足够的宪政主权来脱离联邦；在经济上说服自己相信欧洲对其棉花作物的饥渴将迫使旧世界（指欧洲大陆——译注）来拯救他们；在社会理论上说服自己相信南方的农业社会在本质上优于贪婪的北方资本主义；在道德上说服自己相信奴役另一个种族的人作为劳动力是（正如约翰·C. 卡尔霍恩竟然敢于说出的） “一种积极的益处”。
内战的失败使这些说服自己的理据都化为乌有。但是，这一自我说服在内战前已经进行了太久，以至于这些理据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内战结束而消失。内战并没有在1865年彻底结束，南方人已经将这些理据重新组合成一个强大的内战后神话（post-Civil War mythology），即所谓的“败局命定说”。
我们可以把“败局命定说”的生日和诞生地定在1865年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Appomattox Court House），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将军带领南方邦联的主要野战部队在那里向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投降。在那天，李将军向他的士兵们发布了一份公告，史称《九号通令》（General Orders No. 9），正式通知南军投降。李将军并不是九号通令的真正作者，他通常将命令的起草工作委托给他的一位主要参谋查尔斯·马歇尔上校（Colonel Charles Marshall）。但马歇尔利用了起草九号通令这一机会，开始构造“败局命定说”的基本要素。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马歇尔这样开始九号通令，“我军虽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毅力，”但李的军队仍被迫向“拥有压倒性数量和资源的敌军”投降。击垮南军的并不是格兰特对李将军无情和完美的追击。相反，李将军的部队被马歇尔描绘成一支无畏的英雄队伍，他们的顽强抵抗只是被北方佬的人数、子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口粮保障所击垮。（或者，正如马歇尔在晚年夸大阐述的那样，被“一支强大的船队……各种军需品的大量供应”，以及“每战损一个士兵，就有十个人顶替”所击垮，相比之下南军“经常……几乎赤身裸体，几乎总是吃不饱”。）在马歇尔的投降框架中，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除了这种不公平之外，南军的失败并没有证明什么。
按照他的习惯，李将军只是阅读了马歇尔的草案，甚至“划掉了一段，他说这段话会使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立情绪继续存在。”李将军实际上正准备写一份与马歇尔所写的大部分内容截然不同的报告。在那份报告中，李将军抱怨说，“部队没有以前那种大胆和果断的特点，”在向阿波马托克斯进军的过程中，李认为他们“很虚弱，军官和士兵似乎都缺乏信心”。但是，部队官兵带回家的是马歇尔命令的副本，从马歇尔的命令中产生了对“败局命定说”的进一步阐述。
这一说法没有花多长时间就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一年后，里士满记者爱德华·波拉德（Edward Pollard）基于马歇尔的想法构建了他的长篇著作《败局命定：南方邦联新历史》（The Lost Cause: A New Southern History of the War of the Confederates）。波拉德热情地赞同马歇尔的坚持，即南方并没有被公平地打败。战争的失败只是因为“意外或疏忽”，这让南方人相信，“他们是更好的人，只要环境稍作改变，他们就可以成为胜利者，没有其他任何不足之处，”这是一种“骄傲的、隐秘的、不死的、危险的意识”。
从这一前提出发，波拉德能够重新审视所有导致南方分裂出去的自我说服，并为每一个自我说服穿上粘稠的自以为义的衣服。他认为，历史表明像美国这样的合众国家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南方的政治家们在1861年就已经意识到，“国家已经不再需要联邦”，“南方各州的利益需要一个独立、分开的政府”。北方已经成为一个由“非常低级的商业意识”支配的政权，而南方人拥有“实质性的文明和真正的启蒙”，这是北方人所羡慕和反感的。北方人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种道德崇拜，但奴隶制度“并不是贬低和剥夺权利，而是提升了非洲人的地位，是为了人类的进步。”
波拉德的论点从一开始就是虚构的，这一点显而易见。联邦制度绝不仅仅是政治绷带，只有波拉德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国家仅仅基于血缘和土壤；除了贵族和社会主义者，没有人会认为“商业意识”就是卑鄙和有辱人格的；也没有一个前奴隶为过去的奴隶写过颂歌。无所谓了，波拉德触动了南方白人几十年来埋下的所有身份认同的深层神经，在战后的岁月里，“败局命定说”使这些观点变得活力四射，这既是一种文化慰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源，使反抗重建和建立种族隔离与贬低黑人的种族景观变得合理。
从1865年到1915年，“败局命定说”在南方战争回忆录在作者、政治家、甚至小说家当中盛极一时，并围绕五个基本论点展开。
第一，奴隶制不是内战的真正问题，因此北方对南方的反对并没有道德制高点。
“败局命定说”的支持者们在这一点上观点并不一致。有些人像波拉德一样坚持认为，奴隶制实际上是一种有益的制度，有些人承认奴隶制是南方人的可怕错误，但又说像李将军这样聪明的南方人实际上正在使南方摆脱奴隶制的束缚。无论如何，前南军将领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他于1879年出版的《毁灭与重建》（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一书中宣称：“奴隶制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或直接原因，废奴主义者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赢得了冲突的荣耀和战利品。”
第二，南方创造了一种抵制无神论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南方人拿起武器正是为了保护这种文化不受北方的侵扰。
南方是一个和蔼可亲、轻松的农业社会；北方则是贪婪、恶毒、个人主义的工业社会，并且北方人无法忍受物质主义所带来的自卑感。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Robert Lewis Dabney）在1876年断言，北方人“故意恶意制造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推翻宪法和南方联盟”，而且是为了“在废墟上建立他们自己的贪婪国度”。
第三，南方没有被打败，而是被压垮了，因为北方在工业实力和移民数量上大大胜出。
“李将军并没有战败，”朱巴尔·厄尔利（Jubal Early）在1872年争辩说，“而是投降了，因为他已经无兵可派。”事实上，沃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在《与李将军相处的四年》（Four Years with General Lee，1877年出版）中补充说，“（北军）相对李将军具有巨大兵力数量优势这一事实”是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
第四，南军士兵英勇而高尚，是家乡的保卫者；而北方佬则极具破坏性，他们（像乔治亚的威廉·谢尔曼和仙纳度的菲利普·谢里丹）以焚烧城市和浪费家园为乐。
南方军队是“骑士精神、高调荣誉、圣地自由的唯一剩余代表”，甚至普通士兵（在丹尼尔·哈维·希尔的描述中）也是“骑士般自我牺牲，诗歌和故事中理想英雄”的典范。
第五，说到底，从合众国中分离出来是合法的。
1876年，罗伯特·M. T. 亨特（Robert M. T. Hunter）在《南方历史学会论文集》（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 Papers，“败局命定说”的伟大引擎之一）第一卷中写道：“对于1878年最初受托组建联盟国的智者来说，每个独立的社会都应受托管理其特有的利益，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自由州的行为证明，宪法不再有能力保护奴隶制度。”南方人与其说是分离，不如说是被北方的挑衅驱使分离。“除了分离和分家，还能怎么做呢？难道不是这些争论把南方推向了极端的目的意识吗？除了分离，南方还能做什么呢……？
“败局命定说”成为美国南方很多社会组织，例如1889年成立的联盟退伍军人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和1894年成立的联盟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以及南方艺术和南方公共纪念碑的生动主题。它的顶点在电影艺术中反映出来，例如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年）和广受赞誉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年）。
但是，坦率地说，“败局命定说”赖以生存的支柱已经腐烂了。当然，北方的人口确实比南方的人口多得多，2300万对900万，但“败局命定说”的主张者也忽视了南方在防守中的优势，而且南方拥有广袤的内陆，应该能够像俄罗斯对拿破仑的军队那样吞没入侵的军队。北方的人数优势也不应该掩盖南方的一个又一个的将军（包括朱巴尔·厄尔利）在战斗中的轻率行为，他们本可以赢得战斗。南方士兵可能确实表现得体；但北方人也是如此，包括备受唾弃的谢尔曼，他提出与被围困的亚特兰蒂斯人分享他的“最后一块饼干”，只要他们“再次承认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不再把（他们的）房屋、街道和道路用于战争之类的可怕用途。”
不得不说的是，南方的骑士精神在内战期间也并不总是事实。历史证据表明，李将军的军队在跨越波托马克河前后同样善于破坏和浪费，而且情况更糟，因为南军军官还自由地围捕已经获得自由的北方黑人，并在里士满的奴隶市场上将他们重新卖为奴隶。1864年，当黑人士兵囚犯在皮洛堡和火山口被无情地砍死时，骑士精神也表现得荡然无存。至于分裂的合宪性，人们在宪法中徒劳地寻找描述脱离联邦的条款而一无所获。“败局命定说”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痛苦的麻醉剂；到后来，它变成了一种瘾头。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应该是一个倡导记住而不是忘记过去的人。但正如大卫·里夫（David Rieff）在他对20世纪90年代的爱尔兰和波斯尼亚历史的有力探索著作《赞美遗忘：历史记忆及其讽刺》（In Praise of Forgetting: Historical Memory and Its Ironies）中提醒我们的那样，也有理由支持遗忘历史。里夫认为，有些人的言行遗毒无穷，只有拒绝培养历史上的怨恨，才能保持现在的健康。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有来自圣经的警告告诉我们，忘记过去的罪可能是一种祝福，因为“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130:3）事实上，有些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应该仔细祷告，希望上帝“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7:19）。毕竟，这是神在基督里的目的，“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前2:24）这可能会是“败局命定说”的一个合适墓志铭，当然还可以用在一些其他事情上。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We Must Forget the Lost C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