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的历史信条除了是过去的遗迹之外，还具有永恒的意义。漫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余烬之中，我们很可能会遇到信条的只言片语，有的时候虽然是完整的信条，但只是看起来似曾相识而已——我们感觉不到与它们有什么真正的联系。
作为福音派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些信条。有时，藉着朗读信条，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依旧相信信条。但它们的力量正在消退。大家一起诵读时，可能会感到有点不自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信条，而是因为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相信。
信条与其他宗教信仰曾经把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对许多人来说，信条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我们不再觉得拒绝信条的人不理性，或者很另类。我们将信条从真理降为假设。
但是，面对当前的文化风潮，尽管信条具有背景性质，它们必须在教会生活中保持核心地位。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用“第三种世俗性”（secularity 3）——信仰模式的改变——来解释我们与信仰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几乎不可能认为自己所持的宗教观点不证自明。本土神学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在世界上教会发展迅速的地区，这使得历史信条显得微不足道。
一场双重运动正在慢慢地使信条失去意义。
一、历史意识的崛起
在西方，过去不再被视为永恒真理的宝库，而只是好古之人的兴趣罢了。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 1824 年发表的著名论述放在当下也很有意义：“大家认为历史可以评判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指导当代、造福后世。然而，历史并不追求这样的崇高职责：它只想说明实际发生了什么。”但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与永恒和必然的理性真理没有直接关联，历史中偶然存在的真理无法证明这些永恒真理的存在。
历史化的影响可以从罗宾·G.柯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对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评论中看出。赫尔德是第一个描述历史意识的思想家。柯林伍德说：“据我所知，赫尔德是第一位系统地认识到……人性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多种多样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性不是既定的数据，而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自然本质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我们只能纵观时间长河才能认识它，而不能仅仅看一时一刻。时间和历史就像照片的显影液，慢慢显露出自然的规律。贬低过去会让我们开始质疑什么是自然，就像过分关注一个字的写法反而会觉得它很奇怪、很随意一样。时间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五花八门的信念。如果我们横向地看历史，就会发现许多看似互不相关的细节，却又找不到明确的方法把它们联系起来。
二、真理在全球消散
历史意识的纵向视角把自然从过去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而非既定事实。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横向视角则让我们看到自然在不同背景下的相对性。真理因此变得具有地方色彩。虽然其他地方的真理可能很有趣，但离开了原有环境，往往就失去了意义。
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信条。正如非裔美国神学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所说：“我尊重尼西亚会议和迦克墩会议的成果，也尊重教会教父们对基督论的贡献……但同质性的问题并不是黑人关心的问题。”
科恩批评基督教神学中存在的一种统一化倾向。W.A.戴尔内斯（W.A.Dyrness）和奥斯卡·加西亚-约翰逊（Oscar Garcia-Johnso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基督教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强加了一种统一性，忽视甚至压制了其他观点……它至少在某些时候提出了一些神学概念，这些概念很难融入其他文化背景中。比如，在一些地方，人们此前从未讨论过‘位格’和‘本质’这样的概念。”
信条在使用所谓的形而上学语言时——有些信条比其他的更形而上（比如，将《使徒信经》与《迦克墩信经》或《亚他那修信经》相比）——离开其原有语境，信经就没有显得那么引人入胜了。无论是纵观历史还是放眼全球，每个背景都呈现出独特的挑战和问题。
历史主义和全球化这两股潮流正在使信条变得有点让人有点消化不了。这就好比让孩子们去欣赏他们祖父母那一代的音乐和电影，或者期待一个来到美国的罗马尼亚移民去热爱乡村音乐一样。
如今，许多人认为传播福音需要考虑到各种文化背景的丰富性。从不同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的问题、直觉和宗教概念，已经为福音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这些背景下，信条，尤其是其形而上学的语言，对理解福音而言并非必要。
例如，斯蒂芬·B.贝文斯（Stephen B.Bevans）和罗杰·施罗德（Roger Schroeder）就认为，基督教的故事不应被视为“机构的扩张，而应被视为运动的兴起；不仅仅是传播现成教义的传播，更是不断发现福音‘无限可译性’和宣教意图。”福音的“无限”含义是通过与本土概念的创造性互动而展现的，正如历史上的信条运用哲学（柏拉图式）范畴一样。
这些论点的力量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我想提出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历史性信条对基督教的传播仍然至关重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西方之外。第一个论点是历史性的；第二个涉及神学。
第一，历史性原因。
信条是在福音传播过程中，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碰撞而产生的。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曾说，教义的发展“部分是因为需要与一种并非为基督教神学量身定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打交道。”面对多神论、诺斯替主义或二元论等思想和宗教挑战，教会为了解释和捍卫福音信息，才逐渐形成了教义和信条。
唐纳德·费尔贝恩（Donald Fairbairn）最近指出，早期教会在接触多神教文化时，迫切需要阐明其三位一体信仰的含义——这其实是圣经为有别于世界古代宗教而表明的立场。他说：“教会传福音和广泛开展宣教事工的使命，使这种需求变得更加紧迫。”
在拒绝这些对使徒信息的曲解时，教会借用了当时已有的哲学概念。但这些术语的采用并非照搬照抄，信条（从《尼西亚信经》到《迦克墩信经》）中的形而上成分其实很少。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本质和位格的表述上。费尔贝恩和瑞安·M.里维斯指出，信条在四世纪开始标准化，因此“我们今天熟悉的信条已得到基督教会广泛认同。它们具有普世性，尽管我们不应忘记它们最初是源于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背景。”
第二，神学因素。
真理不是脱离现实的属灵现实。启蒙运动最初试图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提炼出永恒的真理。然而，我们必须拒绝无时间局限的真理和历史主义这两个极端。道成肉身表明，在基督的犹太血肉之躯中，“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 2:9）。
教会的使徒传统和传教教导的核心，正是这种在特定时刻、通过耶稣基督体现的神圣启示。
教会宣告这些启示奥秘的含义。正如这些奥秘是以具体可感的方式启示的，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以具体的文化语言方式宣扬这些奥秘。尽管如此，这种语言表达仍然植根于圣经的本源和基督教会元首的教导。
历史性信条之所以保持规范性，并非因为它们脱离背景或过于抽象，而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对福音的系统阐释和解释。因此，它们是norma normans，即“被规范的规范”。不同宗派对圣经的理解不同，也会导致它们对各种信条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
福音的传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人和团体向外扩展，而这当中主要是通过以基督为首的身体开始成长（西 2:19）。这意味着，信条只有在阐明以色列和基督的具体真理时才有意义。我们绝不能让它们脱离轨道，而必须让它们始终围绕圣经。
福音的传播就像同心圆一样，“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 1:16）。非裔美国神学家 J.卡梅伦·卡特（J.Kameron Carter）正确地指出，“要与神的和谐一致，就要唱出以色列的盟约之歌。”想要理解神圣真理，就必须回溯到神与犹太人立约的历史。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以色列的故事并非封闭的，因为它在展开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故事。”
宣教学专家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提出了“朝圣者原则”（pilgrim principle ），这个原则强调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所有的基督徒都因被收养而继承了几千年的“外来”历史。这包括一系列可能与他们自身文化并不相符的想法、概念和假设......被收养加入以色列成为一个“普世化”因素，通过共同的传承将来自不同文化和时代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为每个人的社会带来某种外部参照。
总的来说，信条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并非因为它们是脱离现实和超越时间的真理——这是启蒙运动对真理的理解。相反，信条代表了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在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刻。
雅罗斯拉夫·佩利肯（Jaroslav Pelikan）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条和传统看作父母。就像生命只能通过特定的父母传给我们一样，对我们人类来说，普世真理也只能通过特定的具体形式呈现。他写道：
雅典和耶路撒冷的传统就像我们的精神故乡，每一代人都需要回到那里——不是永远停留，而是在那里为每一代后裔找到我们在其他地方无法认识到的东西。只有先在那里看见并理解了这些传统，我们才能找到这真理（若神是独一的，就像犹太教的《示玛》[Shema]和正统基督教的《尼西亚信经》所宣告的那样，这真理肯定存在于其他地方）。
全球教会的生命，正如西方教会一样，都源自教会元首犹太人耶稣和犹太人的经文。信条就是这些种子开出的花朵。
对新教福音派信徒来说，不同的信条重要性各不相同。有些可能就像家族中古怪的叔叔，而那些与自己传统密切相关的信条则更受重视。尽管这些信条来可能很古老，与我们熟悉的很不一样，但它们在今天仍然充满生命力和影响力。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the Global Church Still Needs the Creeds.
